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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回北京青年报经济新闻部
九六年三月正式调往《北京青年》周刊联络部主任，开始的时候有间独立的办公室，在潘家园报社六层，朝南的一间屋子，每天上班往办公室里一坐，眼睛瞪着大街上无所事事。联络部还有成员张晓庭和张燕，两个人各忙各的，所以说联络部基本上就是我“光杆”一个人，刚去的时候有很多建设性的想法，但是慢慢地也淹没在琐碎事务之中了。
九六年九月崔恩卿社长辞职，调来《北京日报》副总编辑陈星当社长。有人总结短短两年北京青年报大换血，是因为引起了高层领导的不满，后来志坚同志想把总编辑陈冀安排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岗位，更是触怒了高层主管领导，最终发话：这个人必须调离新闻宣传领域，所以才有陈冀去了北辰集团的结局，志坚同志也去了体育总局任职，直到退休。
在《北京青年》周刊，从编辑《游戏周报》《红盾周刊》到“市府记者”，最后落了一个闲差的名分，平时不怎么照面，只有开会、发稿才露个脸，很多后来的小青年儿，都不知道我是谁。从九六年到零二年的六年时间里，钮明对我特别照顾。据他跟我说，报社有关领导曾经交代过他，要多多关照我，因为我是报社的“老”人了。
零二年九月老妈早晨起来出门的时候，一屁股蹲坐在了门槛上，把股骨头摔折了，我忙前忙后照顾老妈，周刊那边就没有去照过面。那会儿整个报社的工资都不算高，但是奖金占了收入的一大部分。第二个月我拿到工资条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奖金只剩下了几百块钱，我马上去找钮明询问，钮明说奖金不是由他来算的。
我再一想，找谁也没用了，周刊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就马上找到报社有关部门，想回报社这边，但还是因为我的正科级别，没有地方安排。快到年底的时候，报社“经济新闻部”竞聘，我立即找到马平，我说我以一个普通记者的身份，竞聘经济新闻部记者行不行？马平问我说：“跟年轻人一块儿跑新闻，你顶得住吗?”我说没问题。
其实，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先调回报社这边再说。另外，也没有把写稿放在眼里，我心里想，干了那么多年的记者了，写几篇稿儿还不是轻车熟路吗。虽然经济新闻部里大部分的记者和我闺女一样大，但是我还是不服老的。就这样我在零二年底五十一岁的时候回到了《北京青年报》，去经济新闻部开始跑稿子。
我刚到经济新闻部的时候，主任找我谈话问我想跑哪些“口”，我当时想，刚到这里支持一下主任的工作，就没有挑肥选瘦，我对主任说别人不去的给我吧。后来真的分配我跑的“口”是新闻最少的冷部门，让我负责物价局、海关总署的新闻，而这两个口又只能是发通稿，尤其是物价对老百姓来说比较敏感，更不能随便采写，只能等通稿了。
报社的人都知道，物价的稿是靠天吃饭，因为所有物价局的稿都得等通稿，如果要写就只能写菜价、蛋价、肉价，如果不是过年过节哪能天天发啊。海关的稿更是靠人吃饭，因为编辑说发就能发，编辑不想发就一篇也发不了。要想吃饱饭就得抢别人碗里的饭，那会儿跑统计局的叫陆纯，她经常出差，这样在她出差的时候我还能插空跑一下统计局，等人家回来了还八百个不乐意。
按零二年十一月发稿计算，如果仅以口内采写的数量，我简直就是等于没有干活！况且报社一再重申不得跑别人的口，而今后个人效益与个人工作量挂钩，所以远没有我想的那样简单，根本拼不过那些小年轻的。而且那会儿干活已经开始有点像“计件”了，根据你跑的新闻数量来挣取“补贴”，那会儿我是经济新闻部拿补贴最少的。
经过几个月的拼命，我发现这与老不老、能不能动弹没有任何关系，似乎只是在一种无奈中的等待，等待别人给你的恩赐。哎，也许人家就是这样想的：你老东西了，在《北京青年》待得好好的，非要调回来跑新闻，这回让你跑呀，不累死你才怪呢！跑口不给调整，发稿不给见报，报社里没有办公桌和电脑，写稿还得跑回家来写，奖金月月扣，讲理没地说！
老妈是零二年九月份摔的，我去了好几家医院，每个医院的专家都是糊弄。有的说已经骨折，有的又说没有骨折，尤其是积水潭医院的专家让我们保守治疗，还给开了一大堆中西药。回来以后老妈每日疼痛难忍，我实在不忍心再让老妈痛苦下去，下决心一定要给老妈做手术。我找到了我在东直门中医医院的好朋友，安排老妈住进了医院。
如果不是看在熟人的面子上，八十多岁的人了，肯定也是让保守治疗。零三年刚过完春节我就给老妈办了住院手续，刚做完手术那几天，突然发现医院的护士们神秘兮兮的，有人指着对面的急诊室说：听说急诊室死人了。那时候我们已经听说了SARS，但是还没有把它看得多么严重，我们匆匆忙忙办好了出院手续，刚刚离院第二天，东直门医院就被隔离了。
零三年，这个让我们永远忘不掉的年份，几乎是一夜之间，北京变成死一样的寂静，每天大街上只有空荡荡的公共汽车，像游魂一样忽隐忽现。大家忽然之间都敬而远之，生怕对方的口水沫会飞到自己的嘴里。每个人都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大家都像怕死鬼一样龟缩在家里，生怕命运会像恶魔一样突然降临到自己的身上，来吸食我们的血肉。
单位里传达了最新指示，只要保住命什么都好说。我突然觉得人们似乎都现实了，思想都放在冰箱里冷冻了起来！那几天由于老妈的事，急得我还上了火，嗓子几乎说不出话来，我给在医院工作的好朋友打电话，询问吃点什么药，她劈头盖脸的一句话就是:“把烟戒了吧！”得，戒就戒，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做不到的，我抽了近四十年的烟，就这样戒掉了。
老妈摔了以后，直至七五年老妈住院，花光了我的大部分积蓄。老妈年轻的时候因为生病，在工作单位办理了“病退”，后来就再也没有参加工作，所以到老了既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医疗保险，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来负担。零二年老妈摔了以后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老妈，我还在报社宿舍的楼上给老妈租了间两居室，并且雇了个保姆伺候老妈。
零三年老妈住院做手术，到零五年老妈肠胃出血住进协和医院，每日医疗费用就是五千多块。老妈摔伤之前除了给老妈存下救急钱外，我是基本上不存钱的，有钱就花，所以手里也没有留下几个钱。好友马道和王小伟知道我的情况后，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马道还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一把。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但是至今仍然铭刻在我心里难以忘怀。
我离开这几年，报社发生了很大变化，用一些人的话说是：报社膨胀到了极点。九六年九月社长办公会一致同意九七年《北京青年报》由邮发，改为由小红帽发行公司自主发行。零一年三月报社分批搬至白家庄新大厦办公。零四年年底北京青年报在香港挂牌上市，零四年初预计集资十五亿元人民币，实际募集八亿港元。
任《生活服务》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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