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孔子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出现过许多思想巨人、伟人。对古代影响巨大的莫过于孔子；对当代影响巨大的莫过于毛泽东。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博学多识，思想深邃，道德高尚，忧国忧民。他们最大的不同点是，孔子为维护旧的统治阶级而奔波，毛泽东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孔子的理想最终也未能实现，毛泽东却实现了砸碎旧世界、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理想。

两位伟人虽然前后相距数千年，但他们的思想、智慧甚至在理想上却有惊人的交汇。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得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也得益于孔子思想在中国大众中的广泛传播的影响力。当然，由于他们世界观、价值观的根本不同，在基本问题的立场上是有冲突的。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总体上对孔子作出正面评价。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地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这是毛泽东对孔子的一次很正面的评价。毛主席对孔子的尊崇，不仅体现在他两次去孔子的家乡拜谒孔子，也体现在他给女儿李敏、李纳起的名字中，《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少年的毛泽东因为受的是封建教育，从小读四书五经，因此他还是很崇拜孔子的。在长沙求学时，他虽然明确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方向，但仍很推崇孔子，推崇儒学。

青年的毛泽东由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开始认识到孔子是代表封建阶级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是为维护旧制度服务的。他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坚决反对“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但这个时期他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及儒家思想，仍主张孔子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圣人。

中年的毛泽东在政治上、道德论上对孔子采取严厉批判态度，他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暮年的毛泽东虽发起过批林批孔运动，但总体上毛泽东更多的是从肯定方面讲到孔子。他认为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人。孔子创立新学派是有学问的，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伟大的功绩。毛泽东尤其重视孔子在教育上的贡献，称孔子为中国第一位教育家，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继承和学习。在哲学上，他认为孔子从总体上讲的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但其中也包含有片面真理，有辩证法的因素。

孔子和毛泽东都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才出现的人物。对中国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直到今天，这两位伟人还在影响着中国。时间将把他们打磨得越来越光彩夺目。

孔子与毛泽东所处的年代虽然相差两千六百年，但是，毛泽东与孔子却产生了某种“必然的联系”。大家知道,上世纪初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恰恰是孔子对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一定影响。他客观上帮了毛泽东的忙。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孔子处在2600年前的战国时期，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二十世纪初的事，孔子与社会主义新中国风马牛不相及，谈何孔子对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影响？

我认为有很大影响。

当然，我们首先承认,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根本原因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或者说，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有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这些都对。但是，我要说的是，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与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

当年,面对外敌入侵、国难深重的祖国，中国人民奋斗过抗争过甚至为此牺牲过。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证明了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不能救中国；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戊戍变法的失败，证明了改良运动不能救中国；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能救中国。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从政治领导上找原因，那是因为缺少了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先进政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如果从文化的深层背景找原因，那就是这些救亡图存的运动与革命，不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与文化理想，正因为如此,民众拥护和接受的程度并不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恰恰符合了数千年积淀的中华文化的要求和被中华文化熏染了的中国人民的心理需求。这也许就是中国人民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巨大成功的历史文化原因吧？

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华文化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孔子，被中国民众普遍接受的文化当属儒学。而孔子及其弟子们，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或者向往过类似社会主义因素和形态的理想社会。

第一、孔子提出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这与社会主义倡导的“大公无私”“集体主义”、“小康社会”“共同富裕”思想有某种相似之处。

《礼记·礼运》开篇便写道：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弟兄，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

这段文字用白话说意思是：在上古所遵行的社会准则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德的人选出来给大家办事，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因此人们不单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单抚养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够终其天年，中年人能够为社会效力，幼童能够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人们憎恶财货被抛弃在地上的现象，却不是为独自享用；憎恶那种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尽力的行为，总要不为私利而劳动。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搞阴谋，不会有人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所以都不用关大门了，这就叫做理想的小康社会。

其实，孔子描述的这个理想社会的要求是很高的，即使在今天的社会里，他说的某一方面也很难达到。孔子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也可能曾经传到了西方，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前难道从没有听说过这个东方古老国家的理想社会吗？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马克思都愤怒地作出了反应，足见他对东方中国是关注的，自然他对中国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主张也是了解的。因为早在300年前，孔子的思想就已经传进了西方并对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得益于一位名字叫利玛窦（Ｍａｔｈｉｅｕ　Ｒｉｃｃｉ　１５５２～１６１０年）的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努力。1582年8月7日，30岁的利玛窦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开拓传教事业。此前，西方传教士们因不精中文，始终没能进入中国内陆，没有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利玛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选来中国并肩负重任的,因为他年轻好学而又博闻强记。果然,他一来到中国,就被中华文化的精深博大深深吸引了。当他第一次看到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他想起了耶稣“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的话，而耶稣比孔子整整晚了5个世纪！他内心无比震惊，十分崇敬孔子这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于是，他穷尽几十年之心血学习和翻译四书五经，首次将《论语》用拉丁文翻译到了国外。1687年《论语》在法国巴黎出版了。三年后的1691年，《论语》的英译文出版了（1993年，一位名叫莫格(WilliamRees Mogg)的学者在汉堡发现了该英译本）。这大概是最早的孔子著作的英译本。因为利玛窦把“孔夫子”译成拉丁文“Confucius”。这个词在西方一直沿用至今。笔者大胆猜想，西方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个部分受到了孔子思想的启发。

第二、孔子提出了“均贫富 ”、“倡平等”思想，这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有相近性。

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孔子把他的理想社会理解为财富之均和享生活之安定。由此观之，孔子重视的是平等、安定等社会福祉问题。而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直接表达的是不论阶级不论贫富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 孔子把为社会为国家培养人才、修养人才以便“为民造福”作为教育活动的目的，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使许多出身贫贱的人有了受教成才的机会，成为有用之材，更显其伟大。

第三、孔子提出了“以民为本”和“爱民”“富民”的君政理念，这与社会主义执政党执政为民，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孔子提醒执政者：“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他劝说执政者弃“霸道”行“仁道”之政，养民，惠民，富民，爱民。提倡“富民惠民”的政策，强调“因民之利而利之”。

《论语》载：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对曰：“人道政为大。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他把“仁者爱人”、“君者爱民”看成统治者的基本“王道”加以宣传。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提出来的，他发展了孔子的民本思想。“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它的基本意思是，普天之下人民最为重要，江山社稷尚在其次，而以君王为核心的统治集团的利益更是排在最后。基于此，一切统治者都必须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只有老百姓满意了，江山社稷才会稳定，君王统治集团的利益才能巩固。民本思想的提出，彰显了古代中国贤哲们面对以君王为中心的社会良知与社会责任。

“富民”是“爱民”的直接体现。孔子在卫国和弟子冉有论政，提出对民众要“富之”的主张。他的富民主张是同富国联系在一起的。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认为对民众不应该采取竭泽而渔的办法。他主张为政要宽，“宽则得众”。为了富民，孔子主张正常地发展农、工商业、这是富民的基础，然而有这一点，并不能达到富民，还应轻赋、去奢、从俭。“道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为政者节约开支，从理论上说便可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要保证人民的劳动时间，不要在农忙时节征发徭役，以免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在财政征收上，他坚决反对聚敛。《论语·先进》上的两段材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求为季氏搜刮人民，孔子不承认他是门徒，要门人群起而攻之。他反对过分地搜刮人民。孔子的弟子荀子主张“以政裕民”，他认为只要实行了“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这样的政策，民众就可以富裕了。他还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帮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

第四、孔子倡导的以“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社会道德，与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非常相似，有些可以直接作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内容加以施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儒家提出了“礼以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一系列“和睦”思想。孔子带领弟子终身实践的是建立“人人和睦，社会和谐”的理想社会，他为此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倡导“仁者爱人”，“助人为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时教育人们“见义勇为”，“见危授命”，修养浩然正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建立了道德规范，如“荣辱观”、“义利观”、“忠孝观”、“美丑观”、“善恶观”、“礼仪观”，教人“知耻”，“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这些都对建立社会和睦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某些内容，便是继承了中国文化的精华之处。

我还能找出像“以德治国”、“教育强国”“弘扬正气”甚至更多点，但这些已经足够说明我的问题了。

必须指出的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这些主张，至多可以说具备了某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与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还相去甚远。比如社会主义的目的之一是消灭等级制度，而孔子恰恰维护的是等级制度。

尽管如此，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极其弟子提出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天下为公的思想，均贫富，倡平等，爱臣民的主张，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行为准则，先国后家，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品格，等等。已经非常难能可贵。这些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华内容，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国知识分子甚至普通百姓所推崇。就连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也很赞赏孔子的大同理想。他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作为民主革命的终极目标。并请一位音乐家作了一支《三民主义歌》，开头四句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可见，孙中山先生就是要建立孔子理想中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按照列宁的说法，社会主义将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但是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什么能够越过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呢？我认为这与儒家的学说在中国的普及有很大关系。还有儒家文化圈的越南、朝鲜也是如此。

孔子的思想，儒家的学说，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陈独秀等这样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的创建者和社会主义的传播者，可以说都是那个时代的大儒，当他们的救国理想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张相吻合时，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出路。所以，中国人民愉快地接受社会主义，与儒家宣传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难道没有关系吗？当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固然是人民选择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国人一直以来的大同社会的理想，与社会主义的某些主张不谋而合使他们更加相信遇到了救国的真理。所以，当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传进中国时，当中国共产党宣传社会主义主张时，中国人民几乎没有怀疑就很乐意地接受了它。当他们听到“分田地，均贫富”的口号时，他们毫不犹豫把赞成票投给了共产党，投给了他们似曾相熟的“社会主义”。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中国广受人民拥护的原因了。

这也是由东西方的文化特质不同所决定的。比如，在古希腊文明中，早在成邦制阶段，领主选举都可以投票了，公民就享受一定的民主权利了。但恰恰是那时候古希腊还存在落后的奴隶制。而中国社会早在两千多年前实行井田制之后，就消灭奴隶了。中国的“民本”思想早在两千前出现就不奇怪了，“民本”思想的土壤，十分适合社会主义这颗新苗的茁壮成长。

这就是孔子对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影响：他为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文化基础。直到今天，孔子的某些论述对社会主义建设，对执政党建设，对干部队伍建设都有深刻启示。现在的人们之所以对社会道德滑坡很不满意，多数人仍然不是从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的角度去衡量，而是从不符合中华文化的角度来衡量。

当然，我们只是从文化角度来观察分析一些问题。事实上，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奋斗和牺牲换来的，胜利来之不易。根本上不是个文化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比孔子高明的多。

孔子的理想奔波一生也未能实现；毛泽东却把社会主义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