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对于中原地区悠久的古代文明，上海建制较晚，故而，直至明景泰五年（1454年）一场不知源头、不知名姓的瘟疫悄然袭来，才在史书上留下寥寥数语，“夏，上海县、华亭县大疫，死者无数”，成为迄今所见上海疫病流行的最早文字记载。 及至1843年开埠后，上海逐渐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一跃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但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和极高的流动性，加之，上海早期城市环境污染十分严重，“附郭之河，藏污纳垢，水皆恶浊不堪”，致使鱼龙混杂的十里洋场一直面临着病毒和细菌的肆虐。天花、鼠疫、白喉、疟疾、霍乱、伤寒、痢疾、回归热、狂犬病、斑疹伤寒等各类时疫猖獗流行，几乎不曾间断。近代上海可谓疫疠频生，且常有新疫暴发，时疫种类及病源也渐趋复杂。  《霍乱天天增 再创新记录》, 《申报》1946年6月15日第4版  《上海浦东区虎烈拉猖獗》, 《申报(汉口)》1938年5月28日第2版  近代上海＂大疫＂一览 1849年 秋、冬上海大疫，民大饥，饿殍载道。 1850年 5 ～ 7月 伤寒广泛流行，许多人死亡，几乎所有居民都戴孝。 1862年 7～9月 法租界鼠疫流行，居民患此症死亡者颇多，此为上海出现鼠疫之最早记载。 1863年 6～8月 痧疫（霍乱）流行。国人染疫死者甚多，外侨也有不少人死亡，总税务司德都德（H.T.Davies）即染此症致死。 1881年 正月 天花盛行，数十岁之人亦能沾染，得愈者十中一二。此为上海天花疫情的最早记载。 1884年 上海恶性疟疾流行 1899年 上海猩红热流行，公共租界内约1500名中国人死于此病。 1902年 上海流行天花、猩红热，天花死亡434人，猩红热死亡1527人。 1907年 霍乱、天花大流行，霍乱死亡655人，天花死亡884人。 1907年 上海霍乱第三次大流行，当年死亡680人 1918年 6月上旬 世界范围的流行性感冒开始袭击上海，“身热咳呛，足软头晕，患者十居五六”，群众称为“骨痛热”、“五日瘟”。当年死亡418人。 1919年 3月 流行性感冒疫情达到高峰。 1926年 上海霍乱猖獗，患者3140例，死亡366人。 1937年 上海全市天花蔓延，海港检疫管理处宣布上海为天花疫港。 1938年 8月 难民大量涌入上海，霍乱迅速蔓延，两周内发病700多例，不治者386人。当年登记霍乱11365例，死亡2246人。 1942年 上海霍乱连续第六年流行，疫势猖獗，当年登记患者2465例，死亡513人。 1947年 上海宣布为天花有疫口岸 …… 如果说对抗病毒和细菌是一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叫做防疫。防疫，在近代是伴随着欧风美雨而来的一种新理念，一种近代公共卫生新概念。随着近代公共卫生和医学知识的传播，注射疫苗、隔离救治、消毒、报告制度等闻所未闻的防疫措施在这座城市逐渐出现，成为战疫之利器。 注射疫苗——“有奖接种” 注射疫苗是最为有效的防疫措施之一。接种工作最初针对天花的预防，早在明末时期我国已经有了接种人痘的方法，但人痘并不安全，反而会让部分人感染天花。因此，19世纪70代租界禁止传统的预防天花注射，采用了安全性极高的牛痘接种。但种痘的人寥寥无几。无奈之下，工部局采取各种奖励和宣传办法，推广牛痘疫苗。终于，凭借“有奖接种”的办法——给每个愿意接种的小孩子300文的赏钱，在1873年为488名小孩成功接种。不仅如此，租界还曾出动流动疫苗接种车队，到学校、工厂、棚户区等各处接种疫苗；甚至，派医生直接驻守街道为路过市民接种……
 《街头强迫施种牛痘》, 《寰球》,1947年第20期第14页  《上海防疫运动》, 《商报画刊》1932年第8卷第21期，第2页  《上海难民习艺所：卫生处注射防疫针》, 《中华(上海)》1938年第66期，第25页 从天花疫苗开始，霍乱、伤寒、痢疾、白喉、猩红热等传染病疫苗，也被大力推广和广泛施种，从而大大降低了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上海成立了上海卫生试验所等机构自行研发疫苗，至二三十年代已经能够制造出霍乱、伤寒、白喉等多种传染病疫苗。1932年据上海市卫生局《预防霍乱工作报告统计》称，是年华界共注射78万余针疫苗，比之去年增加了20万针之多。  《上海卫生试验所》， 《良友》1937年第130期，第29页 隔离制度——“应隔尽隔” 疫情隔离制度同样源于租界。租界一旦发生疫情，会隔离所有涉疫区域。根据《申报》记录，租界在隔离房屋时，以缩小封锁范围为原则，减轻封锁屋内居民之不便；一般以病人家属所居住之房屋为限，但如果房屋是旅馆、宿舍等公共场所，则全部楼宇应予封锁，并由业主供备食品。1910年虹口一带发生鼠疫，为防止疫情蔓延，工部局卫生处在鼠疫发生地周围，强行竖起一层“铅皮隔离围墙”，封锁疫区。  《染疫房屋 缩小封锁范围》， 《申报》1942年8月11日第4版 而华界严格意义上的隔离制度，则在20世纪20－30年代才逐渐形成。1928年国民政府规定了与9种传染病的“密接”或“次密接”的隔离日期，其中白喉隔离时间最短仅需3天，霍乱５天，鼠疫７天，猩红热１２天，而最长的是伤寒需要隔离15天。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传染病预防实施条例》，该条例赋予地方行政长官更大的实施隔离权力，比如可以派检疫人员将病人或疑似病人扣留，或就近送至隔离医院病室治疗，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隔绝城市的街道或村落的交通。 《医学与卫生》，上海新亚书店1935年版，第75页 时疫医院——近代“方舱” 近代上海也曾设置有“方舱医院”——时疫医院。所谓时疫医院，是每逢时疫到来而临时开设的时疫救治医院。时疫医院以避免疫者“菌集而居”所带来的交叉感染为目的，大多根据霍乱等时疫暴发的季节性，在每年夏季开设三四个月左右。它们的形式灵活多样，广泛地分布在上海的各个区域，从而能够弥补了官方救治医院少而分布不匀的问题，因而，在上海时疫救治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点击图片直达小程序 《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正门》，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22年第7期，第1页 《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癸亥开幕摄影》，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23年第22期，第1页 1908年时任红会副会长的沈敦和与朱葆三等共同筹建“施救急痧医院”，开启了上海华人创办时疫医院之先河。医院主治霍乱、吊脚、转筋、瘪螺等时疫痧症，在第一年设立的不到3个月间就救活了570余人，后改称上海时疫医院。 沈敦和：《发起施救急痧医院启》， 《新闻报》1908年8月20日，第18版 《急救时疫医院新屋图》, 《新闻报本埠附刊》1927年8月10日第1版 1928年6月，上海时疫医院、上海急救时疫医院等时疫医院成立上海时疫联合会，将互不统属的各临时时疫医院组织在一起，更为协调一致地为上海防疫工作做贡献。至1932年，上海开设了西藏路上海时疫医院、红会第一时疫医院、江湾时疫医院、平民妇孺时疫医院等20余家时疫医院。据伍连德在《海港检疫管理处报告书》中的统计，在众多时疫医院中，成立于1920年的西藏路时疫医院收治能力最强，“西藏路上海时疫医院收治最多，约有2000人，其次为急救时疫医院，有320人，集议善会虹口时疫医院有216人。” 伍连德、伍长耀： 《海港检疫管理处报告书: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第三册》， 大美印刷所1933年，第27-28页 除了注射疫苗、隔离救治、建立时疫医院外，消毒、疫情报告、饮水管理、港口检疫、公共卫生宣传等同样是沪上战疫之利器。 《防疫委员会特别注意贫民住宅之公众卫生均免费喷射D.D.T.》, 《寰球》1947年第20期，第14页 《疫疠盛行期间，检疫人员对于船只施行停船检疫，在船只上用药物熏炙消毒》, 《科学大众》1949年第6卷第5期，第177页 同心战疫，共同守“沪”！ 静待申城，春暖花开！ 参考文献： 1.张明岛，邵浩奇主编:《上海卫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2.胡勇:《传染病与近代上海社会（1910～1949）》,浙江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3.郭太风，廖大伟主编: 《东南社会与中国近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4.郑泽青:《昨日的抗争--近代上海略影》,《上海档案》,2003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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