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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纯个人记忆陈述。主观得狠。 香港歌者张明敏唱的《长城谣》是我听到的此歌第一款。靠《我的中国心》和《垄上行》在1983年央视春晚圈粉后，张明敏俨然成了大陆观众心目中的首席港星。他的盒带很畅销，还来大陆开过不少场演唱会。
他的《长城谣》是在 “后《我的中国心》”时代在大陆流行开来的。那时候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原版带，不少人通过转录过多遍的盒带听到，根本说不清《长城谣》出自哪部专辑。 
黄植诚/沈小岑 《长城谣》并不是张明敏在央视晚会上演唱的歌。提到这歌的新闻稿是另一个领域:
1981年8月8日，空军军官黄植诚驾驶F-5F战斗机，从台湾的桃园机场起飞，穿过长长的海峡，投奔大陆，以“起义”英雄的人设被宣传了很久。那年，新华社通讯员陈乃文、张友贵，记者蔡善武联合写过一则通讯，介绍黄先生到达北京后的一些活动。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二十一晚上，当黄植诚得知明天去游览长城的消息后，他很兴奋，久久难以入睡，深情地吟唱起在台湾同胞中流行的《长城谣》。 大陆媒体无意提到了《长城谣》在台湾的“知名度”。老黄游长城的这条短讯我还真有些印象，但不记得那次黄先生提到了《长城谣》。我估计啊，读新闻的时候或许觉得《长城谣》跟《龙的传人》差不多，是个台湾校园歌曲吧。 后来听到张明敏的演唱我也丝毫没觉得它和同时流传的其他港台国语歌曲有甚背景差异。张明敏是官方过检的爱国境外歌星，这意味着翻唱他的歌就没啥政治风险。上海的沈小岑在广州中唱发行的个人专辑里翻唱了几首张明敏唱过的歌，还把《长城谣》作为专辑的标题歌曲。
 列位应该可以从沈大姐这版录音的编配听出，我为啥说她“翻唱”的张明敏。当然为这支歌配器的李海鹰先生也不用不好意思。谁没个模仿的青涩期呢。
《长城谣》的严肃歌曲属性 去年，我向一位台湾网友蔡君问《长城谣》在台湾的流传情况。他说确实这歌在台湾算流行的。他说，这支歌自国府败退入岛后被改词过，内涵是鼓动国军攻打大陆，改词手段是把原歌词中的日寇替换成中共。按照年龄算，五零后黄先生在台湾应该听到过这款宣传反共的“长城谣”。官方改词作为宣传歌曲，但《长城谣》作为民国时代“名歌”被编入歌谱供青年人以及歌者演唱时，还是保证了九成九的“原味”。蔡君介绍说，台湾发行的“艺术歌曲”类书籍中，《长城谣》差不多是“必选”歌曲。
 与台湾那边的热度比，中国大陆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是不让唱这支歌的。十七年时期一篇回顾聂耳作品的文章中，称《长城谣》为“缠绵悱恻”。“文革”时期，《长城谣》被鉴定为国府“国防文艺”主力作品，歌词里描述日军侵华前宁和丰裕的生活状态成了美化国统区的罪孽。“靡靡之音”的代表人物之一邓丽君女士也唱过《长城谣》，或可加重了公家对这首歌毒害青少年的忧思。 “文革”结束后，一些歌本收入《长城谣》，还有一些回忆国统区抗战宣传的回忆录也提到这支歌在当年的作用。面向文艺青年“科普”典范文艺作品的册子里，开始介绍此歌的身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音乐作品欣赏手册》是一本面向文艺爱好者的书。编者对这首歌曲的来历和艺术特点给了比较全面的解读，对大陆五零六零后们甚至部分四零后们起到了补齐知识短板的作用。此书对《长城谣》的介绍也成了本世纪诸多教材抄袭的对象。
上世纪四十年代，周小燕先生在新加坡录音那版《长城谣》 周小燕女士的学生林祥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于香港的录音 这首电影插曲为何是一首女声独唱，它被用于哪一段剧情？刘雪庵先生的长子刘学达曾经介绍过： 在1937年春，潘孑农想把剧本《关山万里》拍成抗战电影，他请家父刘雪庵为全剧配乐并为《长城谣》歌词谱曲。剧中讲述一位东北的京剧艺人，在“九·一八”事变后携妻女流亡到关内，在颠沛流离中，艺人自编小曲，教育幼女牢记国仇家恨的故事。影片中有一个情节：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会上，由幼女演唱这首《长城谣》。家父接收了潘孑农的约请后，在位于上海康瑙脱路（现康定路）的寓所内开始为词谱曲。当他在用稿费买来的钢琴上为《长城谣》作曲时，潘孑农已经离开了上海。室外，淞沪抗战的猛烈炮火不时响起；流弹的曳光和不远处的爆炸，引起一处处建筑起火燃烧；燃烧声和凄惨的哭喊声，不时传入家父的耳朵。家父告诉我，那时他拿着《长城谣》充溢着悲愤的歌词，心中涌出一阵阵莫名的战栗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切齿仇恨！就这样，他打开钢琴，用琴声表达着心中的哀痛，控诉着中华儿女正痛苦亲历着日寇侵略的滔天罪行，继而用激昂的声音表现出四万万愤怒的炎黄子孙拿起武器奔向抗日的战场，全民抗战，用热血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 非常可惜，饱含潘孑农心血的电影《关山万里》没有拍成，影片夭折了。不过，潘孑农作词、家父谱曲的《长城谣》最后发表在1937年10月24日他创办的《战歌》周刊上，并随着刊物的发行在抗战的后方传播开来。 周小燕1935年考到国立上海音专，师从苏石林教授学习声乐，所以，她算是家父的师妹。周小燕是上海人，当时正值大二学期结束的暑假。父亲找到这位小师妹，把刚谱好不久的歌曲《长城谣》递到她手上，邀她来演唱。家父告诉我，刚开始周小燕拿到谱子的时候是既兴奋又不安。兴奋是因为当时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已经滚滚而来，歌曲词作饱含民族的共同情感，曲作旋律悠扬、悲愤富有张力，她很喜欢，而且是由她首唱。不安主要是因为她应该知道这首歌的背后有着父亲的信任和殷切期望，甚至全民族的期待，而她当时只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周小燕曾经回忆说，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自己的演唱学习遇到了瓶颈，“唱到一些高音时声音总是要'破’，甚至连苏石林教授也有点丧失信心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就鼓励她说，“学唱容易，但要把歌带着感情唱出来，尤其是在舞台上激情表演，才能和后方民众、逃难百姓、流亡学生产生共鸣，才能表达歌曲创作的原意。要用抗战的歌声唤起人们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决心，要把对日寇的仇恨，对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深切同情融入歌声……”就这样，周小燕满怀对日寇的仇恨，热血澎湃地练唱，没想到一下子就突破了原来高音区的发声难关。很多年过去了，她还总是对学生说，“要有真情实感才能唱出最真实、最美的歌声”。这其中很大成分就来自她首唱《长城谣》时的亲身体会。 1937年12月在武汉“中国戏剧界援助各地抗敌军联合大公演”时，周小燕正式公开首唱了《长城谣》。公演现场有的观众掩面哭泣，其声音也感动着台上的周小燕和乐队演奏家们，那次表演十分成功。现场观众抗击日寇的情绪达到了高潮，抗日捐款箱前排起了长龙，有的观众甚至直接取下手镯、项链往台上扔……就这样，这首歌首先在武汉迅速传唱开来。不久，万氏三兄弟编制的卡通电影《抗战歌辑》收录了周小燕演唱的《长城谣》。之后，电影《热血忠魂》选用了周小燕演唱的《长城谣》作为插曲。随着银幕、电台、报纸、刊物呈几何数量的播放、转载，《长城谣》在全国各地迅速传唱开来，甚至传到了海外，激起了东南亚和欧美侨胞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捐款支持国内抗击日本法西斯，许多华侨竞相回到祖国参加抗战。 讲真，如果按照《关山万里》的剧情，上面这个录音更契合角色的气质吧？下面这款录音的剧情配置我以为可以是这样的，某战地女青年梦见抗战胜利，她一头栽在对象的怀里，幸福地唱了起来——
《长城谣》被列为艺术歌曲了 刘雪庵先生的命运因《何日君再来》备受磨难。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官方出版物中对他谱写的《长城谣》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他的境况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在敌人拥护的我们必须反对的思维模式下，必然会有这样的推论——《长城谣》在台湾流传，我们大陆怎么可以宣传它呢？所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周小燕先生本人也没有就其首唱的《长城谣》有过什么讲述，倒是三个代表时代她成了标志性人物，演唱《长城谣》成为青年时代的光荣旧事，常被媒体提到。
2012年武汉琴台音乐厅，《长城谣》演唱场景 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的《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著,中国艺术歌曲选 1920-1948 上》收入《长城谣》。这是一套高校教材。
可以看出张幼文、徐青茹撰写的“教学演唱提示”中涉及作品特点的分析部分，照抄了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那本《音乐作品欣赏手册》中的内容。下面的俩录音来自中国中低声部优秀歌者：温可铮先生（男低音）和岳彩轮（男中音）。都是钢琴伴奏的，适合学生们对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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