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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计起，京剧形成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200年来，京剧艺术由中原辐射四极，传遍全国，普及全国，风靡全国，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标志，被誉为国粹。即使是在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彩云之南，京剧也有着强大的演出阵容、频繁的演出活动、广阔的演出市场和雄厚的群众基础。从云南走向全国的关肃霜，是京剧舞台上全才型表演艺术的一面旗帜；云南京剧院创演的《铁弓缘》、《黛诺》、《盗库银》等剧，堪称是京剧舞台上的经典剧目。那么，京剧是如何传入云南的，它在云南又有多少年的历史，是什么因素和条件造就了云南京剧的辉煌？ 滇越铁路与京剧入滇 谈云南京剧的源头，不能不提及著名的滇越铁路。1910年滇越铁路竣工并全线通车，客观上促进了云南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云南的文化发展，不仅汽水、咖啡、啤酒由这条铁路进口，非常有意思的是，堪称国剧的京剧艺术，也是由这条铁路“进口”的。第一批入滇的京剧艺人，正是于百年前由上海经香港、取道越南乘滇越铁路火车到达昆明的，从而使京剧在云南扎下了根。在纪念滇越铁路通车百年之际，我们也有必要书写京剧入滇这段历史，它是云南近代戏剧史上的一件大事。 滇越铁路通车前，云南不但没有其他铁路，连公路也没有，与内陆的交流联系主要靠3条路：一是川滇大道，即从昆明经会泽、昭通、盐津到四川宜宾，行程约22日；二是滇黔大道，从昆明经曲靖、富源到贵州贵阳，行程约20日；三为滇桂大道，从昆明经广南剥隘到广西百色，行程约24日。这3条路名为大道，实为土路，无论从其中的哪一条路进京，行程均需50多日。云南距北京如此遥远，可想而知万山千水对皮黄声腔的重重阻隔。 山重水复，信息不畅，是京剧形成近百年还很难流传到云南的主要原因。那时，云南地区的戏曲剧种主要为滇剧。滇剧是云南的第一大地方剧种，受徽调、梆子、川剧影响颇深，乾隆时期已具雏形，20世纪初叶，其声腔和表演已风行全省。但因长期囿于一隅，表演技艺相对滞后。戊戌变法前后，不少川剧班社来到云南与滇剧班社合演，推进了剧种间的交流。同时受时代风涛的洗礼和影响，一些有志于改革滇剧的艺人，也走出云南，北上京沪，邀请当时最具革新精神的京剧班社和京剧名角来滇献艺，以促云南戏曲的发展。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日本东京刊行的《滇话报》第二号刊载唯心所著《滇省改良戏曲记事》一文，提到“滇剧名角翟海云去年牺牲家产，到上海聘请名角及至前月方回。”但翟海云邀请名角一事完成如何，报纸未作记载。这可视为云南戏曲界向往皮黄艺术的具体表现。 滇越铁路正式通车后，极大地方便了云南与内陆的往来，也为云南提供了最便捷的出海通道。由昆明到越南海防，经香港到上海，再乘京沪铁路火车到达北京，全部行程只需11天。1910年，昆明“云华茶园”的班主蒋汉卿到上海，邀请京剧戏班取道水路经香港，再到海防乘滇越铁路火车进入昆明。这是第一批进入云南的京剧戏班，第一批到云南的著名京剧演员有：孙宝奎（文武老生）、曹寿山（花脸）、曹斐英（旦角）、一阵风（武旦）等，他们都是光绪、宣统年间在上海、苏州一带颇负盛名的京剧艺人。尤其是一阵风，她第一次把“打出手”的演技带到昆明，使昆明观众倍感新奇。一阵风原名杨金叶，以色艺双绝、身手矫健、迅疾如风而得名，她翻打扑跌的武功不亚于男角，是早期南派京剧武旦的代表之一。时有笔名“退醒”的观剧人曾写诗赞她：“飞来一凤舞台中，女旦仍称一阵风。于介月樵各擅胜，衣冠儿女亦英雄。”可见一阵风的演艺才华。 当时，京剧戏班在“云华茶园”每天演午、夜两场，上座率很高。午场是下午2点至5点，夜场是晚7点半至10点半。两旁楼座为特等，每票银币5角；天井内为一等，每票3角；两旁楼下为二等，每票1角。但每演《杀子报》一剧，各等级票价均涨1角。生意之隆，可见一斑。 此后，京剧班社沿滇越铁路源源不断涌入昆明，昆明的京剧戏园也渐次添加，除“云华茶园”外，有“丹桂园”、“天乐茶园”、“群舞台”、“大观茶园”等，形成了观剧演剧热潮。有的茶园老板还聘请京角、滇角同台演出，为京、滇艺人进行艺术交流提供了平台。那时，京、滇演员相互反串乃为常事，如滇剧艺人李瑞兰在“云华茶园”客串京剧《三堂会审》的玉堂春，京味不足，滇味有余；京剧艺人丁灵芝替代未能上场的滇剧艺人张宝钗演出《斩三妖》，唱得与京调类似。这种京滇互渗，客观上促进了云南戏曲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京剧艺术迅速传遍云南全省，尤其是滇南重镇蒙自，因滇越铁路绕城而过，这里早设海关，商贾云集，经济发达，不少京剧班社常常往来于此间，成为云南的又一京剧中心。我想，如果没有滇越铁路，那么，云南京剧的历史将是另一种写法。 蔡锷将军与武生名角 1915年，当窃国大盗袁世凯倒行逆施准备复辟帝制时，蔡锷将军巧妙地摆脱了袁世凯的软禁，来到了云南与唐继尧、李烈钧等一起，高举义旗，声讨袁逆，共同发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护国运动。当时，蔡锷将军正是从天津取道日本，经香港入越南，由海防乘滇越铁路火车到达昆明的。可以说，滇越铁路不仅成就了蔡锷“飞将军自重霄入”的传奇故事，也见证了护国运动的惊天壮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蔡锷将军曾经邀请过一些京、津地区的京剧名角到云南组建班社、演出京剧，这些艺人中最著名的当数武生李春庭。李春庭系汉族，河北安慈人，其父李德逵系河北梆子花脸演员，因与著名京剧演员李春来交往甚厚，送春庭于李春来门下为徒。李春庭学艺刻苦用功，李春来授艺悉心指导，3年师满，李春庭正式挂牌，艺名“小春来”，以主演《落马湖》、《花蝴蝶》、《神亭岭》等剧闻名于世。因亲王府戏班管事高荣恩是李春来的师兄，在高荣恩的举荐下，李春庭进入了亲王府戏班，并常进清宫为西太后演戏。一日李春庭与一诨名“小鞑子”的少年合演《神亭岭》，一人饰孙伯符，一人饰太史慈，从长靠到短打、从把子到拳脚，精美的武打令人叫绝，充分表现了剧中人的英雄气概。西太后看罢当场赞道：“真是一对小老虎”！ 1994年出版的《中国戏曲志·云南卷》有李春庭小传：“清亡后，李春庭在天津遇到蔡锷，蔡锷十分欣赏他的演技，邀他到云南昆明组建京剧班社，同行的还有林春利、凤牡丹等艺人”。蔡锷将军邀李春庭等入滇的准确时间不详，民间有这样两种说法：一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蔡锷为云南军都督，北上京都议事，在天津遇到李春庭，邀他到云南；二是1915年护国起义前夕，蔡锷取道天津、渡日本经香港返云南时，在天津遇到李春庭，邀他作“掩护”到云南。两种说法，莫衷一是。但无论怎样，蔡锷将军邀京剧名角到云南确是事实。 李春庭到云南后，除演武生应工戏《花蝴蝶》、《狮子楼》、《白水滩》外，还演武净应工的《芦花荡》、《战马超》等剧，被昆明观众誉为“活张飞”。蔡锷死后，他遭人陷害，打了很长时间的官司，弄得倾家荡产。危难之际，滇剧名家罗香圃、翟海云邀他搭滇剧戏班以渡难关。他在滇班起初演一些只念不唱的武戏，后来还学唱滇剧，并以京剧武打之长弥补滇剧武戏之不足，曾把京剧《白水滩》、《狮子楼》等剧移植成滇剧，丰富了滇剧的武戏表演。云南解放后，他参加了曲靖地区戏曲剧团，担任京剧演员及指导老师，向青年演员传授技艺，曾被选为曲靖县第一届人民代表，1967年因病逝世，享年91岁。可以说，他是第一代入滇的京剧演员的杰出代表，也是第一位系统地把京剧武功传授给滇剧演员的前辈先贤。 灿烂星光照百年 民国以来至抗战爆发，上海京剧艺人应邀由滇越铁路赴滇演出者络绎不绝，其中最为轰动的当数1930年来昆明演出的黄玉麟率领的“欧碧剧团”。黄玉麟系贵州安平县人，自幼学艺于老绿牡丹戚艳冰门下，10余岁登台演出，艺名“绿牡丹”，与“白牡丹”荀慧生一时瑜亮、难分伯仲。他的青衣、花旦戏表演细腻，唱做俱佳，深受观众欢迎，与同时代的刘筱衡、小杨月楼、赵君玉齐名，被誉为南方京剧四大名旦，与北方的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遥向匹敌，争相斗艳。而他本人又被行家称为“南方名旦之最”，其艺术之精湛不言喻。1928年黄玉麟率团来昆明演出之前，他曾东渡日本演出《武家坡》、《春香闹学》等剧，赢得了大批东京观众。日本学者野宇四郎特为之撰写出版了《支那剧解说》一书，高度赞扬了黄玉麟的表演技艺和中国京剧艺术。到昆明后，黄玉麟的戏班演出达半年之久，上演剧目不下百余出。他主演的剧目主要有《红鬃烈马》、《玉堂春》、《四郎探母》、《霸王别姬》等。他演《霸王别姬》，第一次把梅派“夜深沉”剑舞带到昆明舞台，使昆明观众大开眼界。此前，昆明京班演出此剧均无此场面。当时上海的报纸报道他在昆明演出的盛况说：“黄玉麟受滇人热烈欢迎的程度，与梅兰芳访美不相上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京、津沦陷，上海成为孤岛，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京剧班社不断南下涌入昆明，一时间，昆明也成了全国京剧艺术的中心。而此时入滇的京剧演员，大多从川、黔、桂内陆而来，取道香港、经越南、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的已为数不多。此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初，先后到昆明献艺的著名京剧演员有：程砚秋、马连良、唐韵笙、赵君玉、赵如泉、刘奎官、杜文林、金素秋、厉慧良、关肃霜、裘世戒、徐敏初、梁次珊、于素秋、储金鹏等。这些名演员亮相云南京剧舞台，极大地提升了京剧在云南的品位，促进了京剧在云南边疆的发展。其中不少名演员，扎根云岭之南，情系红土高原，对新中国成立后京剧在云南的传承创新以及京剧在云南形成的浪漫风格和民族品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关肃霜，她在众多合作者的支持帮助下所创立的京剧“关派”表演艺术，极大地丰富了京剧旦行的表演艺术手段，把京剧旦行的演技，历史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整个戏曲领域产生了并还在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作者 乔嘉瑞 系省文联副主席、省戏剧家协会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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