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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年 2022年第2期 “青年：探索与争鸣”专栏简介 “青年：探索与争鸣”为新推出的重点专栏之一，意在搭建青年学人交流学术观点的高端平台，为其学术成长之路增添助力。该专栏的宗旨是：力推学术新人，传播学术新声，传承和发扬本刊扶植和培养青年学人的优良传统，努力成为学术人才的培养者。 【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使英国东方学的触角延伸到东亚，客观上呈现了中国影响下的东亚文化圈，为西方研究东亚打开一扇窗户。但是，在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背景下，这些研究站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挖掘朝鲜、日本民族化的发展，企图论证中国影响东亚的历史已经过去，使日本、朝鲜在价值观上与西方接轨，蕴含着日本、朝鲜从“东方之极”走向“西方之极”的思想。日本、朝鲜是东亚文化圈的成员。东亚文化是圈内各国认同的文化，它不会因为日本、朝鲜民族性的觉醒而消失。它只会包融西方文化，而不是被代替。中国学者应构建东亚的整体联系，提升东亚文化圈的集体认同。 【关键词】 英国东方学 《皇家亚洲学会会刊》 东亚文化圈 共同起源 分途发展 【作者简介】 李伟华，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后、讲师
李伟华讲师 目次 一、英国东方学抵达“东方之极” 二、东亚文化圈：“建构”与“解构” （一）张伯伦：“建构”历史、“解构”现实 （二）阿须顿：“共同起源”与“民族化”之路 （三）东亚佛教的“同源”与“流变” 1.马克斯·缪勒：佛教“同源” 2.特鲁普：佛教“流变” 三、东亚文化圈：“分途”中“西化” （一）日本文学东方性的“剔除” （二）日本文学“萃取”中“西化” （三）日本审美的“西行” 四、日本、朝鲜：“极东”还是“极西” （一）东方区域研究 （二）介入性研究 （三）“西化”与“东归” 五、结语  18、19世纪，随着英国殖民主义在东方渗透加深，英国学者先后创建的亚洲学会、皇家亚洲学会的东方研究不断增强。西亚、印度、东南亚、中国等成为他们的重要关注对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外交官、学者、商人和传教士等创建了日本、朝鲜亚洲学会，使东方学的观照疆域到达“东方之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文化联系性研究蕴含着东亚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分途发展”的逻辑。这使英国找到了突破东方整体性的裂缝，影响了近代以来朝鲜、日本对东方文化的认同。 1823年创建于伦敦的皇家亚洲学会是英国东方学的核心研究机构，《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以下简称《会刊》）是欧洲了解东方的窗口。《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具有广阔的视野，使英国东方学突破早期的研究藩篱，逐渐走向东方本体研究。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对皇家亚洲学会的日本学、朝鲜学的关注较少，很难审视英国东方学背景下日本学、朝鲜学的发展逻辑。 笔者认为，《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是英国乃至西方通过学术方式认识东亚的开端，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和地位。虽然它们在评价日本、朝鲜时较少受殖民主义的侵染，但是它们站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挖掘朝鲜、日本民族化的发展，论证中国影响东亚的历史已经过去，企图使日、朝在价值观上与西方接轨，构建了东亚“分途发展”的话语体系。为了阐释日本学、朝鲜学的东方学史意义，本文将以英国东方学研究为背景，围绕1923年（即皇家亚洲学会成立100周年）以前《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分析其对西方认识东方的意义，审视它们呈现的东亚“共同起源”及“分途发展”的逻辑，为深化中国东方学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 英国东方学抵达“东方之极” 18、19世纪，亚洲学会、皇家亚洲学会及其分会掀起了东方研究的热潮。但是受历史和地域等因素影响，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学者、外交家、传教士等对中国及中亚的把握可以说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更不用说对日本、朝鲜及东亚文化圈的研究。日本、朝鲜地处亚洲最东端，未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日本亚洲学会及朝鲜分会创建的时间也较晚。1872年10月，英国的萨道义、迪金斯等一批侨居在日本的外交官、学者、商人和传教士，在横滨成立了日本亚洲学会，旨在收集、出版有关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知识，掀起了研究日本的热潮。1874年，该学会创办了《日本亚洲学会学刊》。朝鲜分会创建于1900年，主要研究朝鲜及其周边国家的艺术、历史、文学、文化，出版《朝鲜亚洲学会会报》。朝鲜分会经历了风云多变的政治动荡，曾一度停止活动。1956年，分会重组，从那时开始持续发展。日本亚洲学会及朝鲜分会是早期英国日本学、朝鲜学研究中心。它们的刊物是西方了解东方的重要桥梁。 从1878年起，《会刊》也发表研究日、朝的文章，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到1923年为止只发表了15篇，其中涉及日本的有13篇，涉及朝鲜的有3篇，占《会刊》东方研究成果总量的不到百分之一。研究者主要来自英、法、德、日等国家。主要成果有：张伯伦的日本妇女教育文学研究、日本考古研究；阿须顿的日本、朝鲜语言研究；马克斯·缪勒的日本梵文文本研究；迪金斯的“酒吞童子”以及《竹取物语》研究；阿须顿的朝鲜语书写、印刷和字母表研究；日本学者姉崎正治的中日生死轮回图研究；迪金斯的法国切努斯基博物馆的阿弥陀佛像研究；迪金斯和南方熊楠的12世纪“日本卢梭”鸭长明研究；迪金斯的日本和歌集《百人一首》研究；詹姆斯·特鲁普的日本五轮塔研究；亚瑟·韦利的《万叶集》和《梁尘秘抄》研究。 早期《会刊》的日本学成果比朝鲜学成果丰富。其中，语言、文学、佛教研究较为重要。它们勾勒了远东在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宗教上的联系，补充了英国东方学远东研究的不足，是英国进一步探索东亚历史文化的起点，使英国东方学对东方的观照更加完整。更重要的是，日本、朝鲜并未沦为西方的殖民地，这些研究在评价日本、朝鲜时较少掺杂殖民主义的话语。加上英国日本学发展时正值明治维新时期，英日两国学术交流频繁，推动了西方对日本的正面认识。再者，英国的日本学研究起步时，英国东方学逐渐成熟并向学科化发展，东方文学研究开始发掘东方美。因此，《会刊》日本学、朝鲜学研究在评价日本、朝鲜时较为客观。如果没有日本学、朝鲜学的发展，英国东方学将继续处于殖民主义的阴影下。 二 东亚文化圈：“建构”与“解构” 日本学、朝鲜学天然地与中国学密切相关，《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客观上印证了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展现了东亚一体性的发展脉络，但也为“解构”东亚文化圈奠定了基调。 （一）张伯伦：“建构”历史、“解构”现实 1878年，张伯伦的日本妇女教育文学研究奠定了英国日本学的基调。他从日本社会的现实出发，高度赞扬明治维新，指出它是震惊世界的改革，一切都在变化，包括女性教育。张伯伦认为：“中国古典文学影响日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且永远过去了。对于日本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中国的荣耀是尘封的历史。日本学界不再关注古代诗歌，而是转向对赫伯特·斯宾塞等西方学者作品的译介。但低劣的教育女性的文学作品，仍然在保守的女性中流行。”可见，张伯伦认为，虽然在现实层面上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社会的面貌，但是，在大众精神生活的某些层面，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联系仍然难以割断。中日两国文化根部的联系是东亚共同起源最深刻的联系。 张伯伦指出《女大学》《女小学》《女今川》的灵感均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它们用简单的日文写成，最普通的女性也能理解。张伯伦翻译了《女今川》《女大学》的相关内容，并论述到，任何了解中国哲学的人都能看到，日本当下的道德和社会思想是怎样直接地从中国思想中产生的。张伯伦也介绍了日本女训文学中的孝道故事，解释了皇历、五行、解梦、凶吉预测等。这些论述再次表明日本女训文学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且涉及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日文化间的联系是全方面且深入存在的。 可见，张伯伦从女性教育文学入手，不断深入到对中日语言、文学、哲学方面的联系的研究，指出了中国思想是日本当时道德和社会思想的源头。这为东亚整体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整体看来，中日文化在东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成的深刻联系性，逐渐通过日本学研究的发展，不断被西方世界把握到。东亚文化圈被逐渐“建构”起来，并呈现给西方世界。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该“建构”是以牺牲中国的荣耀来达成的。虽然张伯伦声称不对日本女训文学中相关引用的内容作出评论，但是他选择研究日本女训文学，并将其与明治维新、西方文化相对立，指出日本女训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褒贬之意可见一斑。同时，他指出日本文学的审美表达很精致，更为散文化，音节更短，像是没有逻辑的感性话语的集合。他唯恐格格不入的翻译破坏日语细腻的审美表达，更强调其中蕴含的东方精致的审美，也从侧面暗含着对中国语言表达的态度。张伯伦的观点影响了欧洲学者对中日文学的看法，为此后以日本审美代替东方审美埋下了种子。 为了进一步探讨中、日历史文化渊源，张伯伦也研究日本考古。1883年，他在文章中指出，日本是第三个受到世界历史学家关注的国家，第一个考古研究的中心是雅利安和闪米特族，第二个是中国。针对法国东方学家罗思尼的研究，他认为《古事记》《日本书纪》《祝词》是西方学者关于日本古代知识的三大来源。但是，罗思尼的研究却引用后来的文献印证他的观点。为了进一步阐明中、日历史文化的深刻联系，张伯伦批判到，日本国学研究是以牺牲中国的荣耀来建立日本的荣耀。这些都显示了张伯伦从历史角度对中日两国的文学、思想、文化等方面深刻联系性的建构，客观上为东亚的共同起源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欧美的东亚文化圈研究提供了参考，同时补充、更新了欧美人的东方观。然而，他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将现实与历史作为一对矛盾来处理，一方面肯定了日本明治维新的进步，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影响日本的历史进行了消极的评判，企图割裂东亚的现实与历史，为随后的东亚“分途发展”研究奠定基础。因此，东亚的“共同起源”研究总是为东亚“分途发展”奠定基础。通过论证中国文化的消极性以及中国影响日本的消极性，进一步说明日本在现实中与中国分途发展的进步性，进而指出西方文化的积极性。这样的学理逻辑贯穿于英国日本学的始终。 （二）阿须顿：“共同起源”与“民族化”之路 东亚汉字文化圈研究也是早期《会刊》探索东亚“共同起源”的重要一环。阿须顿较早从文字书写、印刷书籍、经典文献传播的角度分析了中、日、朝三国语言的关系，以及中国对朝鲜、日本的影响，初步建构了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基本面貌，为东亚“共同起源”研究提供了更多材料。1879年，阿须顿在《日本、朝鲜语言比较研究》中指出，日语、朝鲜语与雅利安家族关系最遥远的成员有着同样密切的联系。他认为，我们不应过于草率地推断，由于日语和朝鲜语差异如此之大，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差距也大。这篇文章是研究汉语、日语、朝鲜语的奠基之作，也启发了学者们从地理、历史、生物等角度研究中、日、朝三国关系。1895年，阿须顿再次研究了朝鲜语，包括朝鲜字母的产生，朝鲜语的书写史、印刷史以及中国经典（在朝鲜）的传播史等，展现了中、朝、日在书写、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他认为，日、朝在汉语的影响下，逐渐创造出适合自己民族情感和表达习惯的语言。他论证了中、日、朝在语言书写、印刷术使用、古典文化层面上“共同起源”的特点，勾勒出中、朝、日的历史文化交流情况。如图1选自1434年版《三纲行实》，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国与朝鲜在文化、书写、印刷上的联系。阿须顿的研究建构了中、日、朝三国语言、文化上的联系，使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历史清晰地呈现出来，为西方人理解东亚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是，他的研究同时也为日本与朝鲜文字、语言、文化的民族化研究开辟了道路，推动了东亚“分途发展”研究。这些研究的逻辑与西方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化意识深深地联系在一起，旨在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嫁接到东亚文化圈内，使东亚从受中国影响的历史中走出，与西方的观念接轨。
（三）东亚佛教的“同源”与“流变” 1.马克斯·缪勒：佛教“同源” 东亚佛教传播研究揭示了东亚宗教思想的“共同起源”。1880年，缪勒研究了在日本发现的梵文文本，呈现了佛教东传日本的历史。缪勒指出，儒莲翻译的《大唐西域记》激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大唐西域记》是一位亲眼目睹7世纪印度宗教、社会、政治、文学的求法高僧的记录。它像一枚系着救命绳索的火箭，解救了一群淹没在印度年表海洋里的勤奋学者。每个研究印度的学者都急于抓住该绳索，无论他们的兴趣是印度宗教史、文学史、建筑史还是政治史。缪勒梳理了佛教文献被中国引入、翻译的情况，指出了玄奘在佛经翻译上的突出贡献。他强调了佛教文献是推动佛教研究的关键。 缪勒关注到日本发现的佛教手稿的独特之处，他想通过日本佛教手稿来研究日本佛教的发展史。他从日本学生南条文雄那里获得了一份复印的梵文文本。该文本从印度传到中国，再从中国传到日本，用独特的尼泊尔字母写成，有中文翻译和日文音译，如图2所示。缪勒指出，关于日本古代历史、佛教传入该岛的情况，我们还没有掌握可靠的资料。他寄希望于南条文雄等学生能够提供可靠的日本古代历史研究。可见，经过缪勒的研究，东亚宗教思想的“共同起源”更加确定。同时，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日本的可靠文献材料的出现，日本古代史研究的不断进步，日本佛教研究也会进一步证明东亚宗教思想的同源性。
缪勒论述到，佛教不是直接从中国传到日本的，而是经由朝鲜传到日本的。他指出，真言宗的创始者空海不仅是一位学习中国的学者，更是一位梵文学者，他的学生曾亲自去印度取经，但还未到达印度就去世了。可见，通过佛教文献研究，缪勒再次呈现了印度、中国、朝鲜、日本在历史、文化、宗教、思想上的联系，使西方世界进一步认识到了东方的整体性。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日本作为“东方大不列颠”具有强大的学习精神，日本学生从“极东”到“极西”来学习梵文、巴利文的勇气值得称赞。他呼吁中、日、朝的学者能够一起发现更古老的梵文文本。可见，早在19世纪末，东方的日本就已经在学术上、价值观上不断与英国亲近，共同研究佛教这一区域性的学术领域。 2. 特鲁普：佛教“流变” 东亚佛教建筑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东方佛教研究。1919年，特鲁普关注了日本元素佛塔，即五轮塔。他分析了元素佛塔在东亚各国的变化和用途，从侧面展现了佛教在东亚的传播和流变。元素佛塔最初用于墓葬。它的形式不断得到添加、变化、发展，同时，元素的概念和人的身体联系在一起，它们既是身体的组成部分，又是宇宙的组成部分。因此，一个代表五行的纪念碑很可能用来纪念人类重返宇宙。随着元素佛塔的传播，它的意义不断与不同国家的文化相结合。如在中国，它与儒家的道德标准，即仁、义、礼、智、信相连。通过对元素佛塔的研究，特鲁普从横向上分析了元素佛塔在东方的衍变，展现了佛教在东方流变的特征。 特鲁普论证了元素佛塔在日本的流变、用途和象征。日本元素佛塔承载着它最初的象征意义，被认为是属于自然的。但在精神层面，它象征着大日如来的精神。在日本，元素佛塔意味着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的结合。高楠顺次郎认为，通过元素佛塔，自然宇宙和精神世界两者结合，人的身体是由构成宇宙的五种元素组成的。因此，大日如来的精神身体由五种元素构成，两者的真正结合是最高的祝福，那就是成佛。它指引我们从重生的循环中解放出来。石制塔经常出现在墓地，象征人类返回大自然。木制塔由一块长而窄的平板制成，刻有简单的元素符号，是埋葬逝者后的临时墓碑，直到新墓碑建起。 特鲁普从纵、横两个方向研究了佛塔的起源、发展、衍变、意义、用途等，从印度、中国再到日本，很好地展现了佛塔的变化，体现了以元素佛塔为代表的宗教建筑对人们宇宙观、生死观的影响，为整体把握东亚佛教传播和流变提供重要参考，具有东方学价值，使东亚佛教传播史的面貌更为清晰，推动了对东亚佛教思想“流变”的研究。 总之，《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在展现东亚语言、文学、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联系和呈现东亚“共同起源”的同时，贯穿着对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共同起源”的解构。可以说，这些研究建构东亚文化圈的目的在于解构这一文化圈，旨在让西方文化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影响东亚的主流文化。因此，随着东亚研究的发展，东亚的“共同起源”研究逐渐转变为对东亚“分途发展”的研究。 三 东亚文化圈：“分途”中“西化” 早期《会刊》的日本学研究者习惯于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尤其是不好的影响。一方面，他们贬低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因素，通过否定那些与日本现代思想不符的中国传统思想因素来以偏概全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他们过分强调日本民族文学，称赞它的进步性和审美力，试图说明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文化圈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正在逐渐走向分流，进而将西方的价值观念融入日本、朝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建构东亚“分途发展”、走向“西化”的思想。 （一）日本文学东方性的“剔除” 19世纪后期开始，东方文学研究从文献研究中独立出来，旨在从东方文学中发现东方之美，《会刊》的日本文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的。《会刊》的日本学研究者们开始挖掘日本民族文学的起源、发展、特色，企图剔除日本民族文学的东方性因素，扩大东亚文化圈内的裂缝。与此同时，日本民族文学的审美特色也被逐渐介绍到西方。 1885年，迪金斯研究了“酒吞童子”的故事。他对日本妖怪故事的研究具有分析日本历史、社会、民族心理、文学特质的意味。他指出，“酒吞童子”故事是一个血腥的妖怪故事，在日本很受欢迎。他认为东方文学普遍缺乏戏剧性，“酒吞童子”故事是各种偶然发生的故事的巧妙拼凑，贯穿着德川统治下所谓的“公民美德”——半官方的虔诚和完全传统的忠诚。它体现了日本文学的特色之一，即中日材料的奇妙融合——中国特色的并非全然令人厌倦的甜蜜与日本过度血腥的军人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见，迪金斯在研究日本妖怪故事的时候，从西方文学的标准出发，认为该类故事的风格、叙事、结构等都难以和西方文学相比。那些与东方文学、中国文学相关的内容往往被有意地拉低了艺术层次，体现了迪金斯以西方文学标准来评价、介入日本文学和东方文学的思维模式。西方文学的优越性被不断提升。 迪金斯文章的主体部分是对“酒吞童子”故事的翻译。他的翻译语言明快准确。从迪金斯翻译的“酒吞童子”译文中可以看出，它的叙事确实深受中国叙事模式的影响。它从远古时期开始追溯，从中国讲起，随后讲到日本，并缩小到“酒吞童子”所处的时代、地点和所涉及的事件。“酒吞童子”为祸人间和最终被杀的故事就此展开。可见，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很难忽视的，体现在字里行间，融入了血肉和骨骼里。随后，迪金斯分析了以源赖光为代表的日本除妖英雄的人生经历和魅力所在。他也提供了绘卷物的图片，旨在让西方读者感受“酒吞童子”故事的艺术形式。由此可知，虽然日本民间故事研究涉及中国文学、东方文学的特质，但是迪金斯在研究“酒吞童子”故事时，刻意地选择用西方文学的标准来压低中国文学乃至东方文学的艺术层次。同时，他还强调“酒吞童子”故事、源赖光、绘卷物等所具有的日本文学、文化、心理、艺术的特色和审美力，日本民族性事物的价值不断被挖掘出来。 迪金斯的文章结构典型地体现了早期《会刊》东方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即翻译为主，研究为辅。翻译全面、具体地展示了文学的特征。首译者们往往是该领域的专家，他们的研究具有开创性。 （二）日本文学“萃取”中“西化” 在日本民族文学样式“物语文学”研究方面，迪金斯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1887年，他研究了《竹取物语》。该研究以翻译为主，添加了许多注释。他在翻译《竹取物语》的和歌时采用了清新、押韵、长短不一的句式，展现了和歌的美感，使翻译在保证内容完整性的同时，和原文的审美较为接近。他解释性地翻译了叙述性的日语，使其接近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他拉开对话和叙事的时间距离，使《竹取物语》的故事讲述更有层次，带领读者进入远古时期，使人置身其中，如同一个现代英国人讲述远古他乡的奇幻故事，其中充满奇特的冒险体验。迪金斯对日本物语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典型地呈现了日本民族文学的审美空间。 为了更好地建构日本民族文学的历史，迪金斯简单梳理了日本文学史。他强调《竹取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中的价值。他指出，《竹取物语》是最早的物语形式，使日本文学大放光彩。结合迪金斯对东方文学的评价以及《竹取物语》的特征可知，他之所以高度评价《竹取物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看中了《竹取物语》的戏剧冲突。《竹取物语》的故事由赫映姬的成长、求婚难题、奔月升天三个部分组成，充满了戏剧性，自然受到迪金斯的认可。这体现了迪金斯的日本文学研究全程贯穿着西方的文学评价标准。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也必然会启发日本本土学者更为关注日本民族文学样式的发展史，并进一步促使日本文学家以西方的文学标准来发展日本民族文学样式，促进日本文学与西方文学并轨。 迪金斯也对比了《竹取物语》和《源氏物语》，认为日本学者对《源氏物语》的关注和追捧过度了，却很少注意竹取翁简单又温柔的故事。他认为，尽管《源氏物语》讨论了被视为男性感官或审美享受的贵族女性的优缺点，缓解了故事的单调，但是，光源氏的爱情冒险很快就会令人厌倦。从迪金斯对《源氏物语》的评价可以看出，他依旧拿着西方的标准来衡量物语文学，没能从日本文学内部看《源氏物语》的审美魅力。同时，他认为《源氏物语》中对贵族妇女品评的对话具有现代气息，可以放在伦敦客厅的相关小说中，更是拿英国的标准来评判《源氏物语》，不得要领。 迪金斯还特别关注《竹取物语》的取材。他认为，《竹取物语》的作者缺乏原创性，故事题材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和印度。10世纪的日本，传奇和传统要么是对中国的翻版，要么是对中国模式的重塑。众所周知，日本文化是次生态的文化，是在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下起步的。因此，日本文学必须放在东方文学的大背景下去考量，它自身的文化特性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单纯强调日本民族文学的特性，刻意西化日本文学，就难以全面把握日本文学的多元化特征，更不利于东方文学建构的实现。 迪金斯在研究《竹取物语》时，看到日本文学的自然审美层面。他说，赫映姬的故事是艺术且优雅的，它毫不做作的感伤、自然的甜蜜是日本自己的。简单的魅力、纯洁的思想和语言使日本小说领先于中国。他给《竹取物语》换上英文的外衣，同时，将中国语言模式的影响淡化、抽离，保留了早期日语未被中国化的特征，使文章结构松散，呈现散文化的状态。可见，在没有完全了解、把握中国文学的情况下，英国学者、外交家就肆意批判、诋毁中国文学的艺术手法。这真切地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面对中国问题的一贯做法。迪金斯也批评了中国作品的简洁和对称。他认为，简洁的风格牺牲了智慧，使文章晦涩，对称的形式使文章失去自然性。他随后论述到，随着对《竹取物语》的了解不断加深，他不能保证翻译的准确性，甚至感觉并未完全“品味”到它的魅力。可见，物语文学本身的复杂性是客观存在的。迪金斯将《竹取物语》西化，只能削减《竹取物语》的价值；他刻意强调物语文学的日本性只会陷入解读的障碍。日本文学、思想、文化是东方文学、文化的一部分，无论如何抽离，都难以抹去东方文学、文化是它的根的事实。将日本文学西化的处理也只是西方日本学研究者在日本文学研究上不成熟的表现。 最后，迪金斯强调了日本的脱亚入欧。他认识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也指出了日本为了西化所做的努力。他指出，现代日本抛弃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尽管地处偏远，仍艰苦努力，以期在西方国家的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见，迪金斯研究日本民族文学，西化日本文学，抽离、贬低中国文学，客观上呼应了日本民族主义、西化的发展趋势。在东西方争锋、冲突、交融的历史环境下，中国的落后成为英国否定中华民族思想的把柄，这一思维惯性一直持续到今天。作为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国应反思英国的东方学研究，探寻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东方乃至世界文化不可磨灭的价值，以及它将继续为人类提供的思想和实践层面的价值所在。 （三）日本审美的“西行” 迪金斯和亚瑟·韦利的和歌研究也值得关注。这些研究呈现了和歌的风格和美感，突出了和歌重视自然和人情的审美，使日本和歌进入西方视野。1909年，迪金斯研究了和歌集《百人一首》，分析了和歌的特色，指出了和歌在主题、艺术手法上的独特之处。他借用弗朗西斯·布林克利研究日本经典作品时的表述，指出和歌本身是“印象派的诗句”。他论述到，日本古典作品的真实性、完整性依托于其含义的模糊性和概括性。它们没有明确的语境和背景知识，使作品可以不断被阐释。和歌诗节或多或少充斥着文字游戏，部分是作为诗歌的审美因素，部分是作为文本多重意义的来源。他也谈到了日本和歌的艺术手法。可见，迪金斯已经充分认识到和歌的艺术特色。他认识到和歌是不可译的，和歌的价值会因翻译而减少。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现和歌主题，他将和歌按照描写对象分为春歌、夏歌、秋歌、冬歌、恋歌和其他。这体现了迪金斯非常重视和歌中关于自然、四季、恋歌的书写，也突出地呈现了和歌的美学特征，即注重自然美、人情美。 迪金斯的和歌翻译采用了自由体、雅语、韵文的形式，展现了和歌清新脱俗之美。长短不一的句式，体现了和歌“五七五七七”的音节。雅语体现了和歌“雅”的一面。韵文的形式突出了和歌在“调”上的悠长缠绵。通过这样的翻译，迪金斯保存了和歌的部分美感，也使和歌符合英文诗歌的艺术形式，更容易被西方学者接受。许多译作放在现代英文诗歌里也毫不逊色，这使和歌在英语世界再生，也使西方人更容易欣赏和歌的美。 亚瑟·韦利也再现了和歌之美。1921年，他译介了《万叶集》《梁尘秘抄》中的和歌，尤其是相闻歌。他采用了解释性的翻译策略，把日语细微的感情表达翻译出来，并做了押韵处理。和歌之调得到应有的强调，和歌的清新和绵长得以兼顾。他的翻译使和歌之美被西方学者接受。可见，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会刊》的日本学研究者就已经对和歌的审美特性有了充分的把握，推动和歌走向世界。 总之，《会刊》的日本文学研究注重对日本民族心理、审美观念、文学史、文学风格等各方面的研究，展现了日本文学从依赖中国到自立自觉的过程，使日本文学进入西方人的视野，推动日本文学与西方价值和审美的接轨。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会刊》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有意贬低中国文学、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建构了东亚文化圈不断走向“分途发展”，走向“西化”的学术思想。但是，日本文学对日本民族心理的影响是全面的，不因时代和文学样式的更替而变化。迪金斯等早期的英国日本学研究者无法真正过滤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剔除日本文学作品中的经典表达，更不能否定日本文学和东方文学的关系。日本文学的民族特色固然重要，但它的东方性更不能忽视。 四 日本、朝鲜：“极东”还是“极西” 日本学、朝鲜学是英国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西方对东亚文化圈的了解。但是，在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文化圈不可避免地受到重击，西方的外交家、学者等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为了进一步瓦解东亚文化的整体性，企图建构日本、朝鲜民族化的发展史，旨在推动日本、朝鲜从东亚文化圈中脱离出来，解构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文化圈，淡化中华文化的吸引力，推动日本、朝鲜走向西方，并试图用日本文化来代表新的东方文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朝鲜的东方性是与生俱来的，抽离、贬低它们的东方性，将它们与西方文化并轨的做法是极其片面的。 （一）东方区域研究 《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包括语言、文化、文学、宗教研究等，还涉及中国、尼泊尔、印度等东方国家，体现了日本学、朝鲜学天然具有东方区域研究的特点。日本和朝鲜文化属于次生态文化，长期以来，深受中国、印度的影响，是在印度佛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日、朝两国对佛教、中国文化的接受过程也是东方文化“一体性”形成的过程。作为“极东之国”，那些具有东方影响力的文化都相继传到了日本、朝鲜。因此，日本、朝鲜是东方文化传播的终端国家，对日本、朝鲜的研究天然就是东方性的研究。日本学、朝鲜学是英国东方学的关键一环，是把握东方区域文化的重要一步。 《会刊》日本学、朝鲜学研究的东亚视野一直存在，使东亚文化圈的历史文化交流脉络更为清晰。如张伯伦对日本妇女教育文学的研究，既呈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又暗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阿须顿在研究日语、朝鲜语时，分析了中国文字、文化、印刷术、佛教对日本和朝鲜的影响。缪勒在研究日本梵文文本时，也横跨了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可以说，日本佛教文献研究不仅是中国佛教文献研究的延伸，也是对佛教东方影响力的鸟瞰。张伯伦的日本考古研究实质上是在探讨中国和日本的早期联系。迪金斯的“酒吞童子”故事研究也将中日文学关系深入到叙事层面。他的《竹取物语》研究再次印证了日本文学与印度文学、中国文学的深刻联系。《会刊》上的日本、朝鲜的佛教文献、考古研究无一不是跨越东亚各国的研究。 张伯伦、阿须顿、缪勒等对日本、朝鲜的研究再次印证，在东亚文化圈内，东方性因素在语言、文学、佛教、考古、文献、建筑、艺术等方面是普遍存在的，这也客观上推动了西方世界对东方整体性的探讨。因此，日本学、朝鲜学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英国东方学从国别研究走向区域研究的重要一步。这不仅是由日本、朝鲜、中国、印度的历史文化关系决定的，更是由英国东方学的研究模式决定的。英国东方学从民族、语言、历史、宗教、文学等维度切入，从考古、文献、建筑、文学、艺术等方面入手，对东方进行历时的线性研究、宏阔视野下的传播与影响研究，以及跨文化的东西比较研究。 因此，在具体到日语、朝鲜语研究时，就必然涉及中、日、朝三国语言的关系，以及日语、朝鲜语的民族化发展史研究。文学研究亦是如此，迪金斯在研究日本文学史和中日文学关系时，都涉及东方性的文化现象。如他在“酒吞童子”故事研究和《竹取物语》研究中，都指出了中国、印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日本佛教研究同样如此，如缪勒从日本发现的梵文手稿谈起，指出了佛教在东亚传播的路径，以及日本佛教的特色，充分展现了佛教在东亚的影响力。特鲁普的元素佛塔研究从佛教建筑的角度，将东方佛教交流史、佛教文化在东方各国的衍变展现出来，使佛教在东方的影响轨迹更为清晰。可见，日本学、朝鲜学研究使东方整体性更加突显。因此，从研究视野和效果看，日本学、朝鲜学研究是英国东方整体研究的重要一环，同时它们也印证了日本和朝鲜的东方性是历史文化和地理位置赋予的，这是无法人为改变或抹杀的。 （二）介入性研究 当然，在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背景下，《会刊》的日本学研究并非只为探索日本而研究日本，其探索日本的目的是更好地评价、干预现实。关于早期日本学研究的效果和目的，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首先，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中国文化；其次，通过探索日本特有的文学样式，来提炼日本文化，展现日本文学的民族性，阐释日本文学的审美力；最后，通过日本明治维新和日本的“去中国化”运动，指出日本摆脱中国影响、走向“西化”的历史必然，佐证日本选择西方道路的正确性。 可见，早期《会刊》日本学研究的基调是“去中国化”“民族化”“西化”并存。首先，否定、剔除中国古典文学影响下的日本文化、文学；其次，提炼日本民族文化、文学的特征，用日本审美架空东方审美；最后，论证日本“西化”发展的绝对正确性。以张伯伦的《日本妇女教育文学》为例，他在文章开头就认为女性教育文学与明治维新极不相符，间接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制、中国对日本的负面影响，认为中国文化影响日本已经成为过去式，而且永远都将是过去式。日本学界早已转向对西方学者的译介。同时，他指出日本文学的细腻性是东方审美的精致表现，旨在用日本审美建构东方审美，架空、否定中国审美在东方的影响。 受此影响，迪金斯在日本文学研究中不断提炼、欣赏、拔高和展现日本审美，试图否定、忽视中国传统文学的美感。他极力挖掘物语、和歌等日本民族文学样式的价值，否定中国文学影响下的日本文学。在研究“酒吞童子”故事时，他认为东方文学普遍缺乏戏剧性，“酒吞童子”的故事是中日两国材料的奇妙融合。在研究《竹取物语》时，迪金斯认为赫映姬的故事极具自然审美，是艺术且优雅的。同时，迪金斯在翻译中极力保留日本语言未被中国化的精神面貌。迪金斯和韦利的和歌研究更是展现了和歌之美，使和歌艺术走向西方，并被西方认可。因此，东方文学、审美就被置换成日本文学、审美。总之，早期《会刊》的日本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介入现实的目的，使日本、朝鲜脱离东亚文化圈，向西方靠拢。 （三）“西化”与“东归” 《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尤其是日本学的价值取向与日本明治维新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张伯伦赞扬明治维新，认为中国影响日本的时代已成过去。迪金斯明确指出，现代日本抛弃中国的生活方式，以期在西方占有一席之地。缪勒直言日本是“东方大不列颠”，并对日本学者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学习梵文和巴利文表示敬佩。日本学者也以欧洲为榜样。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西方之极”。 日本学者也参与了早期《会刊》的日本学研究。他们是重要材料的提供者，也是深入的研究者。缪勒研究的日本梵文文本就是他的日本学生从日本带来的。缪勒也在研究中多次提到与学生交流对研究的促进作用。日本学者发表在《会刊》上的日本研究文章也不少，如南方熊楠和迪金斯合作研究鸭长明，姉崎正治研究中日生死轮回图等。《会刊》的西方学者也引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如特鲁普对高楠顺次郎作品的引用。随着日本学者加入东方学研究，在近现代学术史上，他们也成为东方学研究的重要领先者。 除了“脱亚入欧”、“去中国化”、以欧洲为师，以及建立日、英的学术纽带之外，日本成为“西方之极”也体现了日本对西方日本学研究思路、逻辑的肯定。面对先进的西方技术，日本急于和中国文化撇清关系，使日本走西化、民族化的道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会刊》的日本学研究也以民族性的提炼为主。《会刊》的日本学研究贯穿着从民族、语言、文化、文学、审美、宗教等角度探索日本的研究范式。这一点和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西化路线如出一辙。 早期《会刊》的日本学研究是日本文化走向欧洲的桥梁和纽带，它的思想与日本国家战略性的思想不谋而合。一方面，日本学者以西方为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处于被忽视、被压制的状态。英国的日本学与日本本土的文化选择是一致的，即追求日本民族审美，拉开与中国的距离，建构新的东洋文化。直到今日，只知日本文学、审美，不知中国文学、审美的西方人仍大有人在。 但是，日本的东方性不容否认，它的文化是东方文化的杂糅。日本民族文化、审美不是日本文化、审美的全部，无论在体量还是在质量上，它都无法代表东方文化和审美。日本学研究努力提炼的日本民族文化，只能削减日本文化的总含量，使本来丰富的日本文化成为小于国家概念的民族文化。这不符合文化融合、共享的发展趋势，必然会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同理，朝鲜的文化也是如此。随着东、西方学者对东方研究的深入，日本、朝鲜必然从“西化”走向“东归”，日本学、朝鲜学研究必将再次印证东亚文化圈对东亚各国不可磨灭的意义。 五 结语 综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使英国东方学的观照范围抵达东方之极，客观上推动了东方“一体化”，尤其是东亚“一体化”的研究，极具东方学价值。它们通过追溯东亚历史文化的共同起源，打开了西方认识东方的新窗口。但是，在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背景下，这些研究在展现东亚文化圈“共同起源”的同时，站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挖掘朝鲜、日本民族化的发展，蕴含着日本、朝鲜与东亚文化圈“分途发展”的思想，呈现出“建构—解构”的特点，即在建构东亚文化圈的基础上解构该文化圈，企图论证中国影响东亚的历史已经过去，使日本、朝鲜在价值观上与西方接轨。一方面，这些研究通过探究中国语言文化对日本、朝鲜的影响，追溯中国、日本、朝鲜整体发展的历史，建构了东亚文化圈；另一方面，它们通过批判中国文化对日本的不利影响，强调日本民族、语言、文化、文学的优势及其独立发展的过程，试图解构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文化圈。《会刊》的日本学研究企图将日本文化、语言、文学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分离出来，呈现日本民族化发展的道路。这些都旨在淡化中华文化在东亚的影响，使日本、朝鲜从“东方之极”走向“西方之极”，企图将西化的日本作为东洋文化的优秀代表传播到西方，进而削减甚至架空中国文化在东亚的影响力。这充分体现了英国东方学一贯的民族、语言、文学、文化、宗教维度，从根本上讲，是在与民族融合、文化融合、文化圈发展潮流对抗。 这些研究看似与英国殖民主义介入东方、企图进行文化殖民的行动相左，实际上旨在分裂早已形成的文化圈，让西方的标准成为各个分散民族的标准。但是，日本、朝鲜是东亚文化圈不可分割的成员，它们存在于东方的历史进程中，“去中国化”的日本、朝鲜民族文化无法代表东方文化。东亚文化是文化圈内各民族认同的文化，它不会因为日本、朝鲜民族性的觉醒而消失，它是东亚文化圈的集体无意识，长期存在。东亚文化圈也不会因为新文化的加入而被彻底改变，它只会逐渐增删、凝练，大浪淘沙，走向新的境界。面对西方文化的加入，它只会包融西方文化，而不是被代替。中国的东方学者应该全面地把握西方200多年的东方学研究，矫正西方东方学在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建构的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以中国为重心的东方整体发展的历史，为中国学术思想、东方话语逻辑的呈现提供理论支撑，让东西方世界相互包容度、理解度真正提升。 （责任编辑：权达 陈华积） （网络编辑：曹谆谆）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学报编辑部官网：https://xbbj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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