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何书写“靖难”史事是贯穿清修《明史》过程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通过系统梳理预修者潘耒、万斯同、熊赐履、王鸿绪、杨椿等人在修史过程中有关“靖难”史事的论赞、评论以及武英殿本、四库本《明史》中“靖难”相关见解的差异，透视围绕《明史》修纂而呈现的明史观、价值观的纠结与分歧，展现清前期历史背景下清修《明史》文本形成的复杂历程。通观清修《明史》过程，史家见解有一定呈现空间，但这种空间由康熙朝至乾隆朝趋于缩减，并最终消融于皇帝择定的书写基调中。
摘要：如何书写“靖难”史事是贯穿清修《明史》过程的重要话题。康熙初年，怀遗民意识的潘耒、万斯同等在《明史》修撰中褒美建文君臣，谴责朱棣夺位、杀戮，对“靖难功臣”也多负面评价。熊赐履在此基础上增润论赞，明指建文君臣失国之咎，肯定明成祖在位之功业。王鸿绪则着眼建文帝削藩激成事变与成祖功业可观，主张成祖为建文帝犯阙逆臣、太祖缵绪肖子。雍正间，杨椿强烈主张推崇建文帝、贬抑成祖，但未被采纳。武英殿本《明史》遵循康熙帝称美前朝诸帝的修史基调，对建文帝和成祖皆做隐恶扬善书写，对臣工则严以纲常褒贬。乾隆帝钦定之四库本《明史》论赞，规避“靖难”一词，虽肯定成祖功业但加重了对其“倒行逆施”的书写，更加凸显对忠君的倡导。清修《明史》过程中，史家个人见解起初有一定呈现空间，最终消融于皇帝择定的书写基调中。
明成祖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夺位，传之子孙，绵延200余年。《明太宗实录》称“靖难”为“扫除奸凶，平祸难，再安宗社”。但是，成祖所行在当时便引起方孝孺等人以死相抗，稍后，含有质疑“靖难”合理性意味的建文帝出亡说广泛流传，如永乐十四年（1416），蜀王朱橞诈称崇宁王朱悦燇为建文帝；正统五年（1440），僧人杨行祥冒充建文帝；至正德、嘉靖年间，野史中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建文帝出亡故事。抵至清廷纂修《明史》，如何书写“靖难”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涉及对建文帝削藩与失国身亡、成祖起兵夺位与杀戮忠臣、臣民之反应的评价。系统梳理修史过程中有关“靖难”史事的论赞、评论，可以查见预修者潘耒、万斯同、熊赐履、王鸿绪、杨椿等人以及武英殿本、四库本之间相关见解的差异，进而透视围绕《明史》修纂而呈现的明史观、价值观纠结与分歧，可有助于理解清修《明史文本形成的复杂历程。
潘耒是“庄氏史狱”牵连致死的潘柽章之弟，明遗民顾炎武的弟子，曾跟随著名学者徐枋、戴笠游学。康熙十八年（1679），他以布衣中“博学鸿儒”科，入馆纂修《明史》。受总裁安排，他负责订定洪武至宣德五朝史传，作有论赞稿《书纂修五朝史传后》传世。潘耒清晰表达了对于“靖难”史事书写的全面看法，包含如下要点：
1.褒奖建文帝宽仁兼听，将失国之咎归于首倡削藩的齐泰、黄子澄。其说曰：“建文帝宽仁好儒，孜孜求治，群下谋议兼收并采，使得贤臣为之佐，抑亦守成之令主也。齐泰、黄子澄首以削夺诸王为事，至使宗属离心、强藩借口。及其称兵向阙，既无豫备之规，又乏制胜之术，君亡统绝，为世悲怜，误人国家，咎安属也。”
2.明确将朱棣“靖难”之举定性为篡夺皇权，屠戮建文忠臣为杀人灭口，以方孝孺之以死相抗为纲常之正，反衬朱棣篡权违背天理人心：“革除之事，人或为文皇宽曰，'是太祖子也’，'迫而后起也’。方希直独而诘之，使辞穷理屈，大书'燕贼篡位’，至磔身湛族而不悔。盖乱臣贼子不旋踵破灭者，人人能名其为逆。唯夫运穷数极有大力者，宴然取人国而传之子孙，而天人之心或几乎变，逆顺之理或几乎易，独赖一二忠烈之士大声疾呼，以死争之，而纲常名义尚留一线于天壤……故曰所争者大也……而壬午六月之事，吾知后有良史必以'篡’书也。”又曰：“成祖凭其威强袭取大位，戕杀忠臣，备极惨酷，辱及妻孥，蔓延宗党，或身已死又加追戮，快一朝之忿，亡万世之规……文皇本杀诸人以钳天下之口，而后世之褒美诸臣者，未尝不诋斥文皇欲盖弥彰，其亦弗思耳矣。”
3.赞扬忠于建文帝而“死节”者。除对方孝孺之惨烈就死竭力褒美之外，对其他死难者亦皆赞许，并归因于明初以来崇儒兴学之效：“其文学、台谏之臣可考者，自王叔英以下若干人，咸能从容慷慨，捐生殉国。自古易代之际，忠臣义士未有其多若此者，斯岂非崇儒兴学之明效乎？”“练子宁辈非主谋首事者，苟少自委蛇，即全身保族，而甘蹈鼎镬，计不旋 踵，抑何取义成仁若斯之勇决也！夫国祚有时而穷，而忠臣义士，名与天壤相蔽。”
4.对建文旧臣而投降朱棣者加以贬责，并指靖难功臣中多人进身之途不正：“靖难功臣封者，降将居其半。彼皆建文帝守土之臣，燕师至，辄以城降，又为之尽力致死，视南军如仇敌，亦独何心？……若张信者，首泄密谋以成国衅，功首罪魁，斯之谓矣。”“然而如（姚）广孝者，固方（孝孺）、铁（铉）辈所耻与并生者也。金忠用日者进，郭资输款最先，李友直阴泄国事，虽致身荣显，其始进何可道哉？
潘耒关于“靖难”的评价，以建文帝为正，肯定其为宽仁之君而回避其失国之责，褒美方孝孺、练子宁、王叔英等死节之臣，谴责成祖篡位，搅乱纲常人心，杀戮忠良、摧残人才，对“靖难功臣”多判有微词。这种见解，虽大体由明中叶以后士大夫对于“靖难”史事的基本看法而来，也当与清初怀有遗民心态的知识分子感于明亡而对士人志节益发推崇有关。
国家图书馆藏有《明史纪传》313卷，共68册，卷首录方苞《万季野墓表》，当为万斯同之修史成果。《续修四库全书》收有《明史》416卷，体例完备，标为万斯同所撰。朱端强、衣若兰、王宣标等皆认为416卷本《明史》乃监修官熊赐履在万斯同修史成果基础上加以修改并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进呈御览的史稿。熊赐履自称：“余既被特简监修，总裁其事，始自丁丑孟春，讫于辛巳季夏。五载之间，殚心搜讨，日事编摹，乃僭为裁定，凡四百有余卷，其叙、论如干首，则余所特为加意珥笔构成，虽或稍取陈义一二，删润兼施，要之皆鄙人深思而独运者也……而首尾论断发挥，一言衮钺，其所综挈更在精神脉络之间矣。”据此，416卷本《明史》中的论赞当出自熊赐履或经熊赐履修改写定。《明史纪传》本纪无论赞，与“靖难”相关的列传则皆有论赞；416卷本《明史》本纪与列传皆有论赞。二者共有论赞中，“靖难”评议存在差异。416卷本《明史》独有之本纪论赞中，对建文帝与明成祖的评价完全围绕“靖难”展开，且与潘耒、万斯同之观点差异明显。
例如，《明史纪传》与416卷本《明史》中，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皆列在同一卷目，评价则各有偏向。《明史纪传》云：“建文帝宽仁好儒，使得老成硕谋为之佐辅，诚守成令主也。齐泰、黄子澄首以削夺诸王为事，至使宗属离心，强藩借口，及其称兵向阙，既无备预之规，又乏制变之术，君亡统绝，为世悲怜，误人国家，咎安属也。方孝孺得君预政，锐志复古，帷幄之谋无救危难，卒之国破身亡，连引十族，遇祸之惨，史册所未有也。若其杀身成仁，岂非所谓不负所学者哉！”这种评价，与潘耒见解基本一致，褒美建文帝仁德，将失国之责归于齐泰、黄子澄举措失当，对方孝孺人品学术加以称许，总之褒扬为主，夹以叹惋。416卷本《明史》行文色彩明显不同：“建文帝柔弱之主耳，复佐之以齐、黄，首倡削夺，大失宗亲之意，及强藩称兵向阙，则又制御寡谋，束手待毙，误人家国之咎，将安所逭乎？孝孺，儒生也，一旦得君预政，锐意复古，帷幄之事，实所未谙，卒之国破家亡，婴祸最惨，论者鲜不怜之。呜乎！杀身成仁是矣，如国事何？恐亦非先帝付托之遗意也。悲夫！”对建文帝品性的肯定悄然消失，仅指其“柔弱”，君臣之过失贯穿行文，对方孝孺遭际虽略示叹惋，但失国之责已明确安置在他的肩上。比照二本，行文次第不变，抑扬倾向却已然大有差别。
416卷本《明史》新增《建文本纪》论赞，对建文帝并无任何褒美之语，失国主要归咎于建文帝本人，齐泰、黄子澄辈仅是附带责任者：“帝以弱主而当强藩，措注乖方，任使罕当，召衅速祸，理势宜然。正恐虽有良平，亦难乎其为计耳。即如藩兵向阙，既以告诸祖庙，削其宗系，而仇雠之矣，及命将出师，则又曰：'毋使我负杀叔父名。’呜呼！斯言也。信耶？否耶？借曰信也，是懿亲且重于宗社矣……且既曰燕诸父行也，则亦第逊焉可耳，乃连年北伐，不惮声罪以致讨，又胡为是皇皇也哉。然则帝之不竞，帝实为之，不得专咎于谋臣之弗善也亦审矣。”但是，熊赐履对建文帝的指责并不意味着站在朱棣立场评论“靖难”史事，他对朱棣夺位、政绩各有褒贬。《读明纪随笔》就针对朱棣常以唐太宗自拟指出，唐太宗有开创之功，且不曾臣于建成，其即位“犹有惭德”；明成祖无功于开国，与建文帝君臣名分已定后却以“靖难”为名，“称戈犯阙，夺金川而攘之，乃至诛戮忠良，革除年号”，唐太宗并不曾有如此叛逆之事。同时，熊赐履认可朱棣在位20年间功业不可抹杀，但又指出其黩武喜功、迎僧礼佛有累治道。在416卷本《明史·成祖本纪》论赞中，熊赐履辨析“靖难”起兵、即位之细节，承认“靖难”为被逼无奈之举，但朱棣之即位仍不具充分合法性：“金川既入，哭孺子以谢先皇曰：'凡吾所以来，为负扆耳。’呜呼！似也。独不曰成王之子尚在乎？斯言出而公将语塞矣。”综合来看，熊赐履对建文、成祖二帝的评价，虽兼褒贬，而称美之语朦胧收敛，不及诘责之言明确肯定。
康熙四十八年（1709），《明史》时任总裁官王鸿绪因议立皇太子解任回乡。他对已有《明史》列传稿进行修改，并于康熙五十三年令其子王图炜进呈《明史列传稿》208卷卷首，进呈明史列传全稿。被招回京后，王鸿绪又合订体例完备的《明史稿》310卷，于雍正元年（1723）进呈御览。
王鸿绪对传目多有调整，并体同《元史》不作论赞，但在其阐释修史思想的《史例议》中，罗列19条内容讨论“靖难”史事。
首先，王鸿绪坚持认为建文帝阖宫自焚，否定逊国说，并指责建文帝专行削夺，即便出亡，也是出于无奈，并无逊让之意可言：“阖宫自焚，以死殉国，建文之正也。后人不见正史，妄相附会，皆因心恶成祖诛夷诸忠烈之惨，而不忍建文之遽陨，故诡言刘基之秘箧、程济之幻术，以神奇其说耳……若曰逊曰让，则登极二三年间，窜周王于蛮方，执齐王于京师，囚代王于大同，幽岷王于云南，专行削夺之谋，曾无宽假之诏。及至欲执戮燕王，以致称兵犯阙，为其逼迫，自殒厥躬，即曰出亡，亦是势穷力尽，何逊何让之有耶？”与此呼应，王鸿绪在《明史稿》建文、永乐两朝本纪中，明确记载建文帝焚死宫中，并删去程济等从亡传记。孟森认为，王鸿绪“力尊燕王”，但“不知逊国之说，燕王所乐称，若不言逊国，则将谓帝本不逊而由燕王篡取乎？抑竟能谓帝以罪伏诛乎？故鸿绪希时旨太过，转成纰缪”。此种见解，揭露了王鸿绪回护成祖之意，但称成祖乐见建文帝逊国之说却是没有根据的。其实，建文帝自焚之说，恰是成祖自己的说辞，其意在于剖白自己并非夺位，而是在建文帝自焚后不得已方才即位。这在成祖即位诏书中说得明白：“朕于是驻师畿甸，索其奸回，庶几周公辅成王之谊。而乃不究朕怀，阖宫自焚，自绝于宗社，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止，朕乃整师入京，秋毫无犯。诸王、大臣谓朕太祖之嫡，顺天应人，天位不可以久虚，神器不可以无主，上章劝进。朕拒之再三而不获，乃俯徇舆情，于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就此而言，王鸿绪取建文帝焚死宫中说，与其“力尊燕王”并无内在逻辑冲突。
其次，王鸿绪承认建文殉难诸臣中方孝孺罹难最酷，但认为旧说明成祖灭其“九族十族”为不可信。他指出，《成祖实录》（实为《明太宗实录》）与郑晓《逊国名臣记》中都无方孝孺“九族十族”被杀之说。他还解释说，《成祖实录》为杨士奇、杨荣、杨溥所修，可能会为成祖隐匿，但郑晓的不录其事并非隐讳。王鸿绪自称“遍加参订”，确认明成祖诛杀方孝孺“九族十族”说为不可信：“野史之意，盖表孝孺之忠，而极斥成祖之虐如此，不知其立说之过也。”他称引朱国祯《逊国传》（实为《逊国臣传》）中方孝复子方琬上报户部的“宗图”，证明方孝孺遇难之时，其堂兄弟孝复“以军籍得脱”，则当时并非尽灭方氏族人。他又考出方孝孺门生廖镛、廖铭、林嘉猷三人皆死于孝孺之后，并非如旧说死于孝孺被威胁之际。他还为明成祖诛杀方氏“九族十族”之说为虚这种主张提供了一个教化角度的理由：“夫开基之英主，毅然为之，以快其愤，卒能传祚久远，后之暴君何所畏而不可？此言不辨，流毒万世，有心斯道者，所大惧也。故为著其说于篇，以示后人，毋尽信野史为实可尔。这就是说，如果认定明成祖曾经屠戮方孝孺“九族十族”，是一个暴君，而此人又将皇权传世久远，即暴行而得好报，后人将无所忌惮，从而流毒万世。此点从史学理论角度看，显然是以现实目的左右历史书写的主张。
王鸿绪还认为，以方孝孺平时学术推测，其行事“以当乎义为止”，初无必死之心，是成祖之杀成就其忠烈之名：“孝孺之忠烈，以成祖之果于杀成之也，非孝孺之心也。孝孺之论伯夷曰：'汤、武之征伐，即尧、舜之揖让。天下归周，天之命也。洁身自远，斯可已矣……所贵乎善行者，以其当乎义而可法也。苟吾之义无愧于天下，则亦奚用夫异俗骇世过为难能之事乎？’由此观之，孝孺平日见道深笃，以当乎义而止。岂当白刃之下，欲彰一己之忠，而忍以九族十族之身命博之乎？此野史增饰之过。”既以成祖不曾如旧史所言诛人九族十族，又认为方孝孺本无必死之心，对其他在“靖难”之际隐遁或抗拒成祖的人物，王鸿绪也相应地以心迹未辨、野史增饰之由，在《明史》中做淡化处理。他说：“凡死节之士，死国事者为死忠，或死于事而心迹未辨其必然者，史家不敢滥予也……逊国之时，忠臣义士见正学之被戮如此之惨，因激而徇名者甚众，然其间野史之增饰、家传之附会，亦往往有之。若著之正史，则不得不核其实，以示百世无惑，不敢刻亦何敢滥也？”故在王鸿绪进呈本中，先前稿本中附于方孝孺之后的刘政等人被删去，仅余胡子昭等4人。同时，未参与国事的龚诩、储福以及事迹无法确考的雪庵和尚、三樵夫、河西庸、补锅匠等事迹也无需在正史提及。
王鸿绪意识到自己的“靖难”叙事与评价有偏袒明成祖嫌疑，故在《史例议》中做出说明：“或曰子辨逊国之事详矣，然得无偏袒成祖乎？余曰：建文承太祖严刻之后，济以宽仁，天下向慕，使削藩之事不行，内外晏然，积以岁月，民安物阜，可称令主。无如猜忌诸叔，翦除太急，几于十王并戮，七国行诛，靖难之兴，适资之口实矣。及兵端既启，而外无猛将，内无谋臣，不四载而殒身灭祀，君子哀焉。然平心而论之，成祖于建文为犯阙之逆臣，于太祖为缵绪之肖子。考其时，周、岷都被掩捕，齐、代并皆幽废，宁邸见削，湘王焚死，假令燕散甲归，命俯首高墙。而为建文者，能威令行于绝域，建有明二百七十余年之丕基乎？能 垂衣江左，兴复井田，而以周官周礼致治天下乎？识者知其不能也。”归纳来看，王鸿绪是用两个理由来支撑一个主张。理由之一是建文帝无能且削藩太急，激成事变；理由之二是成祖得位后功业可观，非建文帝所能及。因此，成祖为建文帝犯阙之逆臣、明太祖缵绪之肖子。清修《明史》过程中的“靖难”史事叙述，至此为一较大变化。
四、杨椿对王鸿绪的诘难
雍正年间参与修史的杨椿幼年曾亲见万斯同等修史步骤，深为叹服。他在《明史》馆中分任永乐至正德九朝列传修订，认为明代国史未修，历朝实录中，洪武、永乐两朝“语多忌讳”，洪、宣以后，多出稗史，难以为据，建议详加考订。他另外撰有《惠帝论》与《成祖论》，主要针对王鸿绪《史例议》的“靖难”史事观提出不同看法，对《明太宗实录》也多有质疑，所论可归纳为5点。
1.明代诸王兵力强盛、训练有素，皆有不法之心，建文帝因告变不断而处置诸藩，并无失误；成祖却不思悔改，称兵犯阙，其援引《祖训》只是愚弄天下的说辞而已：“明制，诸王各有三护卫……高皇帝崩，遂人人有帝制自为之意……夫曾子之贤，三人疑之，其母惧焉，况强大藩王告变，至于再，至于三乎？惠帝尚不削王之爵，亦不去王护卫，第遣中使逮其首谋。燕王不思自咎，遽听张玉、朱能之言，诱戮守臣，称兵犯阙……燕王亦知弗顺，托言《祖训》'朝无正臣，训兵以清君侧’，以愚天下耳目。”与王鸿绪对建文帝削藩多有指责不同，杨椿认为，告变者皆诸王亲属、府中人，并非齐泰等构陷；成祖即位后连年削夺诸藩更甚，也未笃亲亲之谊；王氏对建文帝削藩之指责过矣。
2.推测建文帝并非自焚，而是成祖遣中使逼迫致死：“《实录》云：'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遂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夫燕王起兵以来，甘心于帝者非一日矣。金川未启，先遣骑兵千余，取周、齐二庶人于拘所；而方正学之执，皇城、京城之守已即。在此时，岂反置帝不问，必俟宫中火起而后遣使往救乎？且其至金川也，直入见帝可耳，而乃四王并辔，至门下马，握手登楼，复何待耶？金川去大内颇远，望见烟起，何以即知宫中救火？不遣他人而独遣中使，又何为耶？窃意燕王中使，盖不待宫中之火，早已有入大内劝帝出迎，或逼帝自尽者矣。”杨椿又指出，建文帝身边惟内侍数人，前去救援的中使为燕王所遣，故诸书所记中珰代死而帝由地道出亡、程济等五六十人从亡、内侍指马后尸为帝尸等情节，皆不可能发生。
3.成祖不施仁义，偏用诈权，用兵多败绩；建文帝则有勇有谋，只因不愿背负杀叔父之名才最终失败。“燕王则仁义不施而诈谖权变之术胜……夫以下犯上、以臣弑君、言之狂悖、事之乖逆，今且不论，第以用兵言之。观诸稗史，济南之战、东昌之战、小河之战、齐眉之战，燕王之败北特甚，《实录》皆讳言之……稗史言帝屡诏诸将'无使朕负杀叔父名’，故诸将皆不敢杀。夫白沟之役，三易马，三被创；藁城之役，矢集于旗者如猬毛，而燕王之身卒无一矢，岂诸将奉命射旗不射将，射马不射人乎？”“建文帝谋略虽雄，骁勇虽众，奚益哉！后之人奈何徒以成败论也！”
4.成祖杀戮之酷，株连及于十族之外，王鸿绪不当为成祖讳饰：“自古易代之际，忠臣被戮，未有如明永乐初之甚者也，而方、黄等尤著。盖稗史言方孝孺宗亲死者八百四十七人，九族外亲之外亲谪戍绝徼者无算，死者复千余人……华亭王尚书鸿绪著《明史例议》（实为《史例议》），言成祖开基英主，野史欲表孝孺之忠，极斥成祖之虐，故为九族十族之说……《实录·胡广传》，广尝奔丧，还朝上问百姓所苦。广对言：'郡县穷治奸恶，外亲蔓延为害。’是外亲何尝不逮？《英风纪异》云：'当时指为奸党，村里为墟，复延及邻邑。’故今有诛十族之号，则虽无十族之刑，而其毒更有甚于十族者矣。《实录》永乐九年五月辛未，新进士王彦自陈：'臣与奸恶外亲有连。今闻朝廷已下本贯籍没臣家，臣虽进士，实系罪人，应就系。’……夫与奸恶外亲有连，非外亲之外亲乎？……是《史例议》之作，不特为成祖讳，并为陈瑛宥矣。”杨椿亦指明，燕王夺位后对建文帝“谥号无闻，陵墓无所”，“皇后、太子皆阴置之于死，少子及帝弟吴王则幽之于凤阳”。“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王鸿绪不当曲为之辨。
5.对于王鸿绪称赞成祖威令可行于沙漠乃太祖肖子之说，杨椿认为并不成立。“成祖北伐，非义兵也，亦非应兵，谓之忿兵可耳”，“故备论之，以为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者戒”。他认为这只是以利诱使，且埋下了祸根。“或曰迤北来归，络绎不绝于道，受冠带、奉正朔者，远或七八千里，近亦不下千里，可不谓威令行于沙漠，太祖之肖子乎？曰：不然。是非心悦而诚服，亦非力屈而势穷也。李贤所谓以利诱之耳。诱之不衰，则来之愈广。方其未知贾市之利，则频招之以书，来则厚奉之以货，去则遣使与偕，以蕲其再至，或强其暂留，皆 降人谋也。正统末瓦剌之祸，实基于此。
杨椿曾身在史局，了解清修《明史》中有关“靖难”史事书写与评价的源流与嬗变。当雍正之际，他仍大体坚持清初潘耒、万斯同推尊建文帝、称颂方孝孺忠义、指认明成祖篡位且权诈残忍的基本观点，亦将所谓成祖功业视作好大喜功之举而已。从后来《明史》文本的演进轨迹看，杨椿的观点，显然不及王鸿绪的主张更为清廷认可，但却透露出清修《明史》文本形成过程中发生尖锐意见分歧的信息。
五、康熙、乾隆二帝的“靖难”书写基调
康熙帝对《明史》进呈稿中的“靖难”评议皆不满意，在阅后的评论中为修史定下了称美明朝诸帝的基调。武英殿本《明史》论赞突出体现康熙帝旨意，对建文帝与成祖皆用隐恶扬善之法书写，对臣工则以纲常为尺度褒贬品评。稍后的钦定四库本《明史》论赞，则加入乾隆帝意旨，凸显了谴责成祖篡位、滥杀之意。
1.康熙帝称美明朝诸帝的修史基调与殿本《明史》的“靖难”评价
康熙二十六年 （1687），徐元文等初次进呈史稿，康熙帝阅后谕令不可轻论古人。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康熙帝详阅进呈史稿后，将史稿交熊赐履评议。熊赐履之议多含驳论。康熙帝阅后，表示对有关洪武、宣德诸帝之评价部分都不满意：“朕思明洪武为创业之君，功德甚盛。如宣德则为守成令主，虽时殊事异，皆能于一代之中奋发有为，功德垂后，各尽为君之道。朕亦一代之主也。孜孜图治，早夜靡宁，惟期无旷万机，致臻上理。若于前代贤君苛求疵隙，评论是非，不特朕素无此才，无此本领，且一并无此心。朕自顾于古昔圣王，不能企及，安敢轻论胜国谊辟耶？如欲撰洪武、宣德诸论赞，朕当指示词臣重加称美。倘使苛谪贬刺，非朕所忍为也。”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丙子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康熙帝再次晓谕大学士等，称赞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肯定明代宫闱、朝堂制度，表示不愿讥讽前朝：“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见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无女后预政、以臣陵君等事，但其末季坏于宦官耳。且元人讥宋，明复讥元。朕并不似前人辄讥亡国也，惟从公论耳。”又命将此谕令增入修《明史》敕书内。八月，康熙帝再次申明对洪武、永乐政事的肯定基调：“当洪、永开国之际，创业垂统，纲举目张，立政建官，法良意美，传诸累叶，虽中更多故，而恪守祖制，足以自存。”
乾隆元年（1736），《明史》已成，为免建文帝以俗称入正史，追谥建文帝为“恭闵惠皇帝”。四年，将武英殿刊刻之《明史》颁发各级官员，允许坊间自刻。内中论赞，一秉康熙帝称美明代帝王的基调。《恭闵帝》论赞称：“惠帝天资仁厚。践阼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尝因病晏朝，尹昌隆进谏，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这样的评论，凸显建文帝天资仁厚、亲贤纳谏、锐意复古，又能关心军民疾苦，多举惠民善政，对其削藩、失国则只字不提，总体上有褒无贬。《成祖本纪》论赞称：“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这样的评论，在对明成祖功业方面的称许直逼《明太宗实录》的论调，惟在“靖难”问题上与之大相径庭。《明太宗实录》称成祖“靖难”为“扫除奸凶，平祸难，再安宗社”；清修殿本则称其“倒行逆施”，“惭德”难掩。不过，殿本《成祖本纪》正文及论赞都未直言明成祖“靖难”为篡逆，诸臣传记的论赞也回避直称成祖起兵夺位为篡位。对于成祖的杀戮，殿本《成祖本纪》也做婉转处理，却把对建文臣僚执行杀戮的陈瑛列为“奸臣”，指责其“荼毒善类”。对前文所述《明史》预修诸人尖锐争论的建文帝削藩与失国问题，殿本《明史》本纪不予定夺，但在诸臣传记论赞中推崇建文忠臣气节，指斥建文叛臣，即使功业显著者亦不能幸免。如高度推崇忠于建文帝而殉难者的气节：“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是岂泄然不恤国事而以一死自谢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观之，固未可以成败之常见论也。”搜罗表彰不肯归附明成祖而甘心隐遁者：“靖难之役，朝臣多捐躯殉国。若王艮以下诸人之从容就节，非大义素明者不能也。高巍一介布衣，慷慨上书，请归藩服。其持论甚伟，又能超然远引，晦迹自全，可称奇士。若夫行遁诸贤，虽其姓字杂出于诸家传纪，未足征信，而忠义奇节，人多乐道之者……亦足以扶植纲常，使懦夫有立志也。”对投附明成祖的建文旧臣做道德问责，即使有功于社稷，亦不能掩盖其失节带来的耻辱：“东昌、小河之战，盛庸、平安屡挫燕师，斩其骁将，厥功甚壮。及至兵败被执，不克引义自裁，隐忍偷生，视铁铉、暴昭辈，能无愧乎？何福、顾成皆太祖时宿将，著功边徼。而一遇燕兵，或引却南奔，或身遭俘馘。成祖弃瑕录旧，均列茅土，亦云幸矣。福固不以功名终，而成之延及苗裔，荣不胜辱，亦奚足取哉。”
一方面认定建文帝为得众心悦附的明太祖合法继承人，将明成祖起兵称为“冒不韪以争天下”，另一方面又对明成祖功业高度赞许，这在“靖难”史事的评价层面是明显矛盾的。
然而，结合康熙帝尽量褒扬前朝诸帝的修史意旨看，无论对建文帝还是明成祖的褒扬，都着眼于其胜国之君的地位，褒扬的是君主；对追随明成祖建立功业的建文叛臣不以其功抵消其变节，着眼于肯定忠于君主的德行、否定叛变君主和以臣犯君。对具体人物、事件评价的矛盾，在维护君权的层面最终消解。
总之，殿本《明史》对建文帝和明成祖皆以“隐恶扬善”之法，建文褒德，成祖褒功，并加赞许。同时在诸臣评价中，以君臣之义为尺度，高度褒扬忠于建文的死节、隐遁者，即使前史所记未足征信，也尽量网罗入史而表出之。对于投附成祖者，则严厉指斥，道德评价超乎功业评价之上。宽以论君，严以论臣，双重标准，统一于君为臣纲的价值尺度，在殿本《明史》中体现得精细入微。
2.乾隆帝的“靖难”评说与四库本《明史》的修订
乾隆帝效仿其祖康熙帝御批《资治通鉴纲目》之例，令诸臣编辑《历代通鉴辑览》。书中批论，乾隆帝本人“据事以书者十之三，儒臣拟批者十之七，而经笔削涂乙者七之五，即用其语弗点窜者亦七之二”，所有批论皆为乾隆帝所认可。乾隆时期，清朝早已放弃预立嫡长子为储君的皇位继承法，而“靖难”史事与皇位继承问题关系至深，乾隆帝的思考与清初史家自然大有不同。他认为“靖难”之乱肇因于明太祖未能立燕王朱棣为继承人：“神器当择贤而畀。燕王素称才武，知子莫若父，明祖自当内断于心，彼时即定计建储，不但付托得人，并可弭他日骨肉之衅……而明祖不知慎始虑终，轻于授受，祸患自贻，实当断不断，阶之厉耳。”建文帝削藩，自然也被乾隆帝视为速祸之由，齐泰、黄子澄之流难辞其咎：“惠帝甫经绍统，不思敦睦以系属人心，而顾黜夺，日闻重伤亲谊，致诸藩人人自危。矧燕王久蓄异谋，疑畏益深，适以促其祸乱……且齐、黄既知建文为妇人之仁而已，又实无揆奋之能，害人家国，自贻伊戚，虽一死岂足以谢天下哉？”同时，乾隆帝也认为已经修成的《明史》沿用明人为尊者讳的做法，使用“靖难”指称明成祖的起兵为乱，必须改正：“大抵乱臣贼子，必有说以为兵端。燕王之称端'靖难’亦犹是也。明季诸臣曲为尊亲之讳，凡纪燕事，必以'靖难时’书之，言之不顺，殊乖征实。”改正之法为：“于初起时直载其事，其余所有'靖难’之名概行刊削，庶知一时所托称，深为千秋公论所不予，而顺逆之理益以昭矣。”乾隆四十一年，明令为“靖难”殉节诸臣议谥，褒奖其忠义。谕称：“今复思建文革除之际，其臣之仗节死事者，亦具载史传。当时永乐一藩臣耳，乃犯顺称兵，阴谋篡夺。诸臣以大义自矢，固当不共戴天。虽齐泰、黄子澄轻率寡谋，方孝孺识见迂阔，未足以辅助少主，然迹其尊主锄强之心，实堪共谅。迨大事已去，犹且募旅图存，抗词抵斥，虽殒身湛族，百折不回，洵为无惭名教者。他若景清、铁铉辈，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其致命纵各不同，而志节凛然如在。下至东湖樵夫、补锅匠之流，姓名即隐晦不彰，其心迹固可追溯也。特以永乐残刻性成，淫刑以逞屠戮之惨，极于瓜蔓牵连，殆非人理。余读史至此，未尝不深愤而痛嫉之……矧建文诸臣，不幸遘漕内难，为国捐生，成仁取义，顾可令其湮没于千百世下耶？允宜再集廷议，并予易名，以发幽光而昭公道。其核实条具以闻。”
后来乾隆帝钦定四库本《明史》，虽未修改“靖难”相关论赞，却在纪传正文中加以改动，将明成祖“倒行逆施”书写入史。依照乾隆帝旨意，《明史》摒弃了美化成祖起兵的“靖难”一词，明确表达了对“靖难”的否定。在王艮等人传记的论赞中，“靖难之役”改为“燕兵之入”。宋晟等人传记论赞中，“皆与靖难”改为“皆从北平起事”。本纪《恭悯帝》在原书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之处，加“诡云帝尸”四字，以示对朱棣宣称的建文帝“自焚”说的质疑。《成祖本纪》也增加了凸显方孝孺、齐泰等人殉难情节的描述。如殿本称：“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坐奸党死者甚众。”四库本改为：“丁丑，召方孝孺草登极诏，孝孺投笔，哭且骂，帝大怒。泰、子澄亦抗辩不屈，遂与孝孺同磔于市，皆夷其族。坐党死者数百人。”对方孝孺等人的道德赞许明显升格，成祖夺位的合法性缺失与残暴也被凸显出来。虽然四库本《明史》修成后藏之内府，世人难以得观，不及殿本《明史》影响广泛，但乾隆后期对“靖难”史事评论和叙述的改变，毕竟意味深长。
清修《明史》历时漫长，经历了思想和叙述方式的反复讨论和修改。清初入局史家，多怀明朝遗民意识，潘耒、万斯同的“靖难”评价与明后期的“靖难”史观基本一致，推尊建文帝的政治合法性，高度赞许方孝孺等忠臣义士，不认可明成祖夺位的合法性、谴责其杀戮忠良过甚，但也未见对其后来功业的否定，对因“靖难”功显者则多持负面评价。熊赐履降低对个人道德的衡量，偏重宗社安危、天下治乱，其进呈稿较前突出建文帝君臣失国之咎，明指建文帝削藩之误及方孝孺等无能，并在否定成祖取位合法性之同时明确肯定其在位二十年之功业。王鸿绪指责建文帝削藩激成事变，称赞成祖功业可观，提出成祖为建文帝逆臣、太祖肖子的评价。
杨椿的《惠帝论》与《成祖论》承袭潘、万等人观点，甚至褒贬趋向极端，主张建文帝削藩合理且用兵有谋，成祖以臣弑君、杀戮过甚且功业不足称道。然而其说表达于史局之外，没有真正影响当时《明史》文本。乾隆初年刊刻完成的殿本《明史》遵循康熙帝称美前朝帝王的修史基调，对建文帝和明成祖皆用隐恶扬善之法书写，将成祖之恶行归于臣属，同时大力褒扬建文帝诸臣、布衣之忠烈名节，纲常专以衡量臣工，对君主之恶曲为宽宥遮掩。后来形成的乾隆帝钦定四库本《明史》，加细对明成祖“倒行逆施”的书写，提升了对建文忠臣加以表彰的声调，彰显修史倡导忠君、纲常的功用。通观清修《明史》过程，史家见解有一定呈现空间，但由康熙朝至乾隆朝趋于缩减，皇帝见解则具有确定书写基调的权威性，甚至一锤定音。所有这些情节，都与清前期历史的大背景息息相关。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清修《明史》的“靖难”史事书写历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