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靖难之役后，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了摆在明成祖面前的重要任务，而对于开国功臣家族的处置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开国功臣家族或者从被打压到被拉拢，或者从被拉拢到被打压，或者被大力拉拢，或者被创立为新的家族，各家族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变化，而新政权的合法性也得到了巩固。
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了政权，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如何处置与明太祖和建文帝关系密切的开国功臣家族，成为其中的关键。因此，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了明成祖祖孙三代君主处置开国功臣家族的指导思想，后者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变化。目前学界对于永乐至宣德年间开国功臣家族的命运关注甚少①，笔者旨在以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入手，通过研究这一时期君主与开国功臣家族的互动，来展示后者命运的变化。
一、新政权中的开国功臣家族
“合法性”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不仅仅是指政治权力的产生与行使合乎法律规定，而且是指政治权力必须得到公民的认同。”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成祖的新政权是毫无合法性的，因为身为皇太孙即位的建文帝政权具有独一无二的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新政权很难得到认同。虽然明成祖可以对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大开杀戒，使人产生由于恐惧导致的服从，却不可能实现新政权的合法化。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 “任何统治要巩固它的持久存在，都要唤起对合法性的信仰。”②这不仅关系到明成祖的地位，更会影响子孙后代政权的地位。刘基之子刘璟就点出了这种严峻的形势:
成祖即位，召( 刘) 璟，称疾不至。逮入京，犹称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③
而开国功臣家族乃是由明太祖一手提拔和建立起来的。虽然“胡惟庸案”和“蓝玉党案”使之遭到了重创，但仍有一些家族被明太祖有意保留下来。郑克晟曾认为，由于建文帝的政策倾向于江南地主集团，因此在靖难之役中没有得到淮西地主集团的支持④。实际上，作为淮西地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大部分剩下的开国功臣家族成员都积极投入到了捍卫建文政权的战斗中去:
靖难兵未起时，中朝已有备。江阴侯吴高兵十万屯辽东……长兴侯耿炳文又统兵三十万至真定⑤。
建文帝) 命( 徐辉祖) 帅师援山东，败燕兵于齐眉山。燕人大惧⑥。
( 建文元年九月) 戊寅，( 李) 景隆兵次河间⑦。
及燕师日逼，惠帝命( 梅) 殷充总兵官，镇守淮安，悉心防御，号令严明⑧。
耿炳文⑨、瞿能、俞通渊等人在靖难之役中兵败身死。而在战后，如何处置余下的开国功臣家族成为了摆在明成祖面前的一道难题。他们绝大部分是建文帝的拥护者，如果不处置，就意味着明成祖师出无名，对新政权的合法性无疑会构成威胁。因此有些开国功臣家族成员遭到了杀戮:
( 燕) 王即帝位，( 梅) 殷尚拥兵淮上，帝迫公主啮血为书役殷。殷得书恸哭，乃还京……明年( 永乐三年) 冬十月殷入朝，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挤殷笪桥下，溺死，以殷自投水闻。都督同知许成发其事。帝怒，命法司治深、曦罪，斩之，籍其家……寻官殷二子，顺昌为中府都督同知，景福为旗手卫指挥使。
此外，德庆侯廖永忠之孙廖镛“建文时与议兵事，宿卫殿廷。与弟铭皆尝受学于方孝孺。孝孺死，镛、铭收其遗骸，葬聚宝门外山上。甫毕，亦见收，论死。弟钺及从父指挥佥事升俱戍边。”“镛母，东瓯王长女也，并铭女送浣衣局。”德庆侯家族以及与之联姻的东瓯王家族都遭到了牵连。
不过，即便是杀戮，明成祖也不能理直气壮。处死梅殷，既不敢罗织罪名，也不敢公开处决，只能采用暗杀的办法，最后还不得不厚待梅殷的后代。而德庆侯和东瓯王家族，不得不借用方孝孺案株连方可实现。
这种情况与开国功臣家族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他们代表的是明太祖的权威，如果采取彻底消灭的办法，就意味着与明太祖连续性的切割。在宗法制度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非常不利于新政权合法性的确立。在处置刘璟时，明成祖的这一心理暴露无遗: “( 刘璟) 下狱，自经死。法官希旨，缘坐其家。成祖以基故，不许。”
虽然刘基的死与明太祖脱不开干系，但是他毕竟是明太祖加封的诚意伯，而且死后的地位并没有被否定，甚至子孙都还在做官，并受到明太祖的夸奖。况且刘璟的言行，从维护明太祖权威的角度来看，完全没错。所以说，刘基在这里已经不再代表其本身，而是代表明太祖的权威，刘璟家族得以幸免也缘于此。
一味地压迫并不能解决问题，这迫使明成祖思考新的办法，开始对开国功臣家族予以抚慰:
享太庙毕，遣官祭功臣于鸡鸣山庙。先是礼部侍郎宋礼言:“功臣自有庙，请罢太庙配享，但于本庙祭之。”上曰:“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罢。”又曰: “此皆佐命开国之臣，既自有庙，俟太庙享毕，亦别遣官即其庙祭之，于义可也。”著为令①。
上谕礼部臣曰; “公侯年老者，皆历事皇考，多效劳勤。今筋力既衰，日与群臣并入朝参观。其步趋之艰，朕所不忍。自今令朝朔望，其见任事者，不在此例。”②
在抚慰的同时，明成祖也不失时机地强化自己对明太祖权威的继承，希望得到开国功臣家族的认同:
敕谕功臣曰:“古人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必赖将臣之力，厥后往往不能保全。何哉? 处高位者易骄纵，犯刑法者多怙终。人君代天理物，岂容私其间哉? 所以罚加焉必也。高皇帝立法垂宪，欲世世行守，功臣有犯，罚戒再三。戒之不改，乃按诛之。至亲至旧，不敢曲原。志人君子，莫不谓高皇帝英明果断。上畏天命，下畏民情也。尔诸功臣昔受高皇帝厚恩，今事朕。朕欲尔等悠久共富贵，若复骄纵怙终，不问则违高皇帝成法，问而置诸法，必谓朕寡恩，今录高皇帝戒敕，申明布告。尚永遵之，尔之不遵，后悔无及。”③
而与此同时，开国功臣家族的成员在靖难之役前后的表现并不完全一致，也为明成祖及其子孙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在双方的互动中，开国功臣家族成员的命运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二、从打压到拉拢: 以徐辉祖及其后人的命运为例
靖难之役使魏国公家族产生了巨大的分裂。其中，徐辉祖从一开始就坚决站在建文帝一边:“文皇帝为燕王时，入临称疾，不拜。王属尊而功高，有武略，拥强兵，朝议惮之。会王归，而留次子高阳王待命于邸。欲藉公为耳目。公谢绝之。”④
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尚且不论，但却表明徐辉祖对建文帝的忠诚。笔者认为，这与徐辉祖的地位有直接关系。魏国公徐达位列开国功臣之首，功勋卓著，深受明太祖恩宠。如果说魏国公家族乃是开国功臣家族旗帜的话，那么身为徐达长子的第二代魏国公徐辉祖，可以说不仅肩负了魏国公家族的道德使命，而且代表了整个开国功臣家族的形象。因此徐辉祖对国家正统建文帝的忠诚，绝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
靖难之役后，他对明成祖仍然采取了不合作态度:“成祖入京师，辉祖独守父祠弗迎。于是下吏命供罪状，惟书其父开国勋及券中免死语。成祖大怒，削爵幽之私第。”⑤徐辉祖这一招非常巧妙。无论是徐达的祠堂，还是他的功勋以及特权，都是明太祖予以魏国公家族的荣耀，是对魏国公家族地位的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明成祖胆敢冒犯徐辉祖，就是对明太祖的不尊重，徐辉祖也
因此保住了性命。
徐辉祖郁郁而终后，魏国公家族的嫡系支脉也陷入中衰状态。但是，魏国公家族得自于明太祖的权威并不会消失。明成祖想要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就不可能彻底剥夺魏国公家族的爵位与特权。而中国传统社会又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于身”的传统。于是在徐辉祖死后: “命中山武宁王徐达长孙钦袭封魏国公。洪武中，王之嫡长子辉祖袭封魏国公，上初即位，辉祖以罪免归第，卒。至是，上念王开国元勋不可无继，特命钦袭封禄米，仍王之旧，岁给五千石。钦，上所赐名云。”⑥
此条史料跟《明功臣袭封底簿》的记载基本一致⑦。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其一，提到徐钦的时候，并没有直接说他是徐辉祖的长子，而特地强调他是徐达的长孙。而提到恢复其爵位的缘由时，也说是念在徐达的功劳，就连禄米都是仍徐达之旧。毫无疑问，明成祖是在借助徐达的权威来与明太祖的权威建立联系。
其二，”徐钦”这个名字是由明成祖钦赐的。其实对功臣子弟赐名这种事情，明太祖就已经做过。比如徐辉祖的本名就是由“允恭”改过来的⑧，而曹国公李文忠的三个儿子李景隆、李增枝和李芳英都是由明太祖赐名⑨。姓名作为人的符号，是人身份的一种重要象征。明成祖对徐钦赐名，而且是“钦”这样带有浓厚皇帝气息的字眼，用心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够借此使魏国公嫡脉对自己的政权产生归属和依赖感，从而支持新政权。当然，仅仅予以恩赐是绝对不够的。明成祖还有更长远的考虑:
六科给事中曹润等劾奏: “五军都督府掌府事、成国公朱勇、魏国公徐钦、定国公徐景昌、永康侯徐忠、右都督郭义监试袭职武官，纵家僮夺其弓槊，法司奉旨追捕，勇等蔽不与……请正其罪。”上曰: “朝廷何尝不务保全功臣? 若此者，果朝廷无故罪之乎? 抑其所自取乎? 命锦衣卫悉捕其仆付法司，勇等姑宥其罪。”又曰: “徐钦未谙政务，令归务学，长智识以奉宗祀，庶免作过自累。”①
明成祖的那句“令归务学”，预示了他对魏国公嫡脉家族下一步将要采取的计划。对开国武将家族好文的倡导，从明太祖时期就开始了。而从徐钦的表现来看，他似乎还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品行仍然不高。明成祖的计划，就是要加强对魏国公嫡脉的教育，借此灌输忠于新政权的思想，用心不可谓不深远。
不过，魏国公嫡脉对新政权的反感，短期内是不可能被彻底扭转的。而明成祖也不可能彻底放弃自己的强硬政策。因此才会有魏国公嫡脉的又一次劫难:
魏国公徐钦自南京来朝，遽辞归，上谓吏部臣曰:“中山王功在社稷，为国元勋，钦嗣爵位，宜笃前烈。往者不知奉法，辜朕委任，故令读书以广闻见。今复不俟命，汲汲图归，此岂有立志? 可罢为民，俾归凤阳守先茔，用顿挫之，庶几将来不坠其家。”②
在这里，明成祖仍然借用徐达的权威作为立论的根基，而“故令读书以广闻见”这句话，又一次吐露出自己的用心。应该说，明成祖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明仁宗即位后徐钦主动来朝，仁宗也顺水推舟恢复了他的爵位。不久后徐钦去世，“上悼惜之，赐祭赙赠，命有司具棺敛，给驿舟，归其丧。”③双方的关系进一步缓和。而在此后，明仁宗与明宣宗延续了明成祖的政策:
命故魏国公徐钦子长孙袭封魏国公，赐名显宗……命魏国公徐显宗从学国子监，令太子少傅杨荣送之入监，曰:“尔往谕司业: 比开国元勋之后，欲其家与国同义，其子孙必能奉法循理，务孝与忠，乃克保之。显宗孤子，其加意教训，使长成有立，不失禄位，庶称国家待功臣之道。”遂赐司业贝泰钞币④。
命行在吏部尚书蹇义择文学儒者，往教魏国公徐显宗义。言有教谕阎颜，考绩当升府教授，可用往教。上曰:“勋戚家有教官，此祖宗所定……中山王开国元勋，其家尤须择老成有文学者。皇考在御，惓惓督魏国公学，其令颜日与讲论，俾知仁义忠孝之道。”⑤
从“显宗”这个赐名来看，仁宗仍然在借助徐达的权威。而与明成祖在读书受教上的倡导性行为相比，仁宗和宣宗在这个问题上就更为主动。前者将徐显宗送去了国子监，并让杨荣督导，而后者命令蹇义为徐显宗选拔老师。以杨荣和蹇义的地位，可见宣宗对此事的重视。而宣宗的一席话，则无疑将自己与父皇这样做的目的吐露无遗，这与明成祖的用心可谓是一脉相承。
三代君主的努力最终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正统初年，“遣公、侯、驸马、伯、侍郎、都御史、通政使、给事中等官，魏国公徐显宗等二十七人祭告祖陵、皇陵、孝陵及晋恭王历代帝王陵寝，并先师孔子、岳、镇、海、渎等神。”⑥这是在靖难之役后，魏国公第一次被派去代表国家从事礼仪活动，而且恰逢新皇帝登基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这无疑传达了这样的讯息: 新政权已经确信魏国公嫡脉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双方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
三、从拉拢到打压: 以曹国公李景隆为例
曹国公李景隆对待明成祖的态度前后不一。建文帝即位后不久，延续了明太祖对李景隆的恩宠，不仅“加秩禄有差”⑦，还曾亲笔写下“体尔祖祢，忠孝不忘”相赐⑧。而李景隆也曾在削藩运动中为建文帝立下过汗马功劳，并在靖难之役中统兵出征。但是由于李景隆指挥不当，建文军接连失利，导致燕兵步步逼近。朝野对他的指责也不绝于耳，方孝孺、齐泰甚至要求建文帝诛之以谢天下。在这种情况下，李景隆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改变，并在燕军兵临城下之际开门投降⑨。
李景隆虽在最后时刻立下大功，但他毕竟曾长期与明成祖对抗，并与方孝孺来往密切，甚至出任建文军主帅都很可能是方孝孺的推荐。如果明成祖真想要对他进行打压的话，不仅合乎情理，且易如反掌。但是，刚刚明成祖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对李景隆加官进爵，“燕王即帝位，授景隆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增岁禄千石。”并委任他处理一些实际政务，如会同大理寺、兵部尚书茹瑺等商讨大理寺所设官员及治事繁简①; 与礼部官员等校议靖江府辅国将军品级、礼仪等②。
而李景隆在这一时期也颇为主动: “晋王济熺来朝，赐书谕曰……时曹国公李景隆数言其过，上虽不信，而济熺闻之内怀忧畏，故慰安之。景隆，昭德王济熿妃父云。”③对永乐帝的用人政策发表议论，“臣等先奉诏书，以建文中升调授官，悉仍见职不动。今奉圣旨，臣等再议，得洪武中有犯党逆并黔剌，而为建文所举用者，俱罢职发原配。所有不曾犯罪，而为奸臣齐、黄等荐举任用者，俱发为民。”④此外还举荐山东抚民主簿周观政为江西按察佥事，前海盐典史国用为山东按察佥事⑤。
由此可知，李景隆不仅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影响人事安排，还干预外藩事宜，并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与新政权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正常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局面，与李景隆的特殊身份有关。李景隆既是开国功臣家族重要成员，又是明太祖的皇亲，早在洪武晚期就已经承担重任，可以说直接代表了明太祖的权威。得到李景隆的支持无疑对于新政权的合法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能体现这种合法性的行为，莫过于让李景隆任重修《明太祖实录》的监修。明朝历代实录的监修官都是勋戚，负责政治把关，但从总体上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⑥。而重修《明太祖实录》乃是巩固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举措，而让李景隆担当此任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对于新政权的合法性而言，李景隆的存在也是一把双刃剑: 明成祖即位后“朝廷有大事，景隆犹以班首主议，诸功臣咸不平。”⑦根据语境，这里的“诸功臣”指的应该是靖难功臣集团。他们的不满，固然有嫉妒的原因，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 李景隆毕竟曾经是建文朝的重臣，如果肯定了他在新政权中的地位，又该如何评价靖难之役本身? 换言之，只要李景隆在朝，建文朝就会阴影不散，这对于新政权的合法性将是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明成祖与李景隆之间的和谐关系不可能持续下去。果然，在局势初步稳定之后，李景隆的命运急转直下: 先是刑部尚书郑赐等劾奏其“包藏祸心，不守臣节，隐匿亡命”⑧; 后是左军都督府掌府事、太子太傅、成国公朱能，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蹇义及文武百官劾奏李景隆及其弟“增枝阴养逋逃蒋阿演辈，谋为不轨”⑨ ; 再有六科都给事中张信等劾奏其“心怀怨望，密造奸谋，招纳逋逃，图为不轨”。在第三次弹劾之后，明成祖遂敕景隆曰: “自古勋戚始终保全，必君臣两得其道。尔朕姑之孙，少相亲爱，共享富贵，实同此心。比者不烦以政，盖欲遂尔。尔不体此，心怀怏怏，交构不靖，潜谋日彰。朕念至亲，略而不究。尔乃恃恩益恣，招诱无赖，藏匿逋逃。人发其奸，证验显著，尚伪言强辩，不知惭惧，论情据法，岂可宽贷? 重念姑氏之亲，但去勋号，绝朝请，其以曹国公爵归第，以奉曹国长公
主之祀，宜杜门省愆，易虑为善，庶称朕保全之意。”
短短三天内，李景隆居然遭到如此多人的弹劾，罪名如此之大，并最终遭到如此严厉地惩罚，笔者认为应该是明成祖有意的安排。而这道敕书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首先，其中提到“比者不烦以政，盖欲遂尔”，很可能是明成祖为自己冷落李景隆进行的狡辩。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此时距离上一次李景隆参与政务的时间，已经间隔了一年零一个月。明成祖这句话可以说是欲盖弥彰，反而证明这次他对李景隆的打击是蓄谋已久的。
其次，其中多次提到李景隆“姑氏之亲”的身份，最终还让他“奉曹国长公主之祀”，这无疑是在强调明太祖的权威。而在李景隆之母毕氏于永乐七年( 1409 年) 去世之后，明成祖仍然派人祭祀并处理丧葬事务。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毕氏是开国功臣李文忠的妻子，她与曹国长公主一样都是明太祖的代表，明成祖当然不能错过这样一个强化合法性的机会。
不过李景隆带给新政权合法性的影响也不是能够轻易消除的，对此明成祖也丝毫不敢懈怠: “命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上即位之初，命曹国公李景隆等监修。而景隆等心术不正，又成于急促，未极精详……至是命太子少师姚广孝、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监修官。”此番重修《明太祖实录》固然有进一步篡改历史真相的目的。而此处记载对李景隆特加贬斥，这次监修又是靖难功臣代表人物姚广孝。因此笔者认为，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抵消掉李景隆的影响力，大力提升靖难功臣集团的地位，从而维护新政权的合法性。
就这样，在明成祖建立新政权合法性的过程中，李景隆的命运起起伏伏，最终被扔进了历史的角落，曹国公家族也陷入了中衰的境地。
四、大力拉拢: 以武定侯郭英为例
对于明成祖建立的新政权来说，如果能够越过建文帝而直接从明太祖那里获取权威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实在是再好不过的选择。这就意味着开国功臣家族中必须有人没有受到建文帝的重用，才能保证不会因为沾染了建文帝的权威而影响到新政权的合法性，而武定侯郭英恰恰符合这个条件: “建文时，( 郭英) 从耿炳文、李景隆用兵，老矣，听指挥而已。”①
纵观史书，郭英虽然在靖难之役中参与过一些军事行动，但却一直没有受到重用。朱国祯的这条资料认为因为郭英年事已高，笔者不赞同这一说法。同样是资历丰富的老将，为什么耿炳文可以被派去指挥大军冲锋陷阵，郭英却不可以? 由于史料的缺乏，其中的原因已经不能详知，笔者只能从侧面进行分析与推测。
靖难之役期间，“(李)景隆贵公子，不知兵，惟自尊大，诸宿将多怏怏不为用。”②“诸宿将”应该包括郭英，可这只能解释李景隆出任建文军主帅之后的情况，却无法解释此前他为何也没能受到重用。笔者认为，有可能与建文帝的个人好恶有关。在建文年间，武定侯家族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褒奖，这与魏国公、曹国公等开国功臣家族受到的恩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郭英的长子、身为明太祖驸马的郭镇早在建文元年就病逝③，这使得武定侯家族更没有机会在靖难之役期间有所作为。
不过，武定侯家族在建文一朝受到的冷遇，却为其在新政权受到重视赢得了契机。“武定侯郭英卒……太祖末年旧人在者，独英及长兴侯耿炳文，特见倚重。英居家善事亲，闲暇喜观书。年六十七卒，上辍视朝三日，赐祭赙恤甚厚。”④郭英去世，对于急需资源来巩固合法性的新政权来说，实乃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条史料应该是根据郭英去世时的官方文件改写而成的，其中有两个重要特点: 其一，强调郭英乃是“太祖末年旧人在者”，借郭英与明太祖的权威挂上关系; 其二，对郭英予以充分肯定，然后通过辍朝等方式来表达新政权对武定侯家族的重视，从而提升自身的合法性。以此为契机，明成祖和明仁宗对于武定侯家族的成员大加笼络:
册营国威襄公郭英女为郢王栋妃⑤。府军卫千户郭琮为旗手卫指挥佥事，舍人郭玹为锦衣卫指挥佥事。琮、玹皆故武定侯郭英孙，时英二女孙，长为皇太子庶妃，次女汉王庶妃。琮、玹以亲，俱食禄不任事⑥。擢故营国公郭英子钫为旗手卫指挥使，仍命世袭⑦。擢营国公郭英孙墱为勋卫⑧。( 升) 青州中护卫指挥佥事郭玹为左军都督府都督同知……玹，故武定侯、追封营国公英之孙，贵妃兄也⑨。擢散骑舍人萧让为中都留守司正留守，故营国公郭英子鉴为副留守。擢故营国公郭英子镛为中军都督府右都督。
这些笼络手段对于双方来说是互利共赢的。对武定侯家族而言，皇亲地位的强化和职位的获得可以带来现实利益。而对于新政权而言，与武定侯家族结成密不可分的同盟，能够充分吸收明太祖的权威为己所用。
而明宣宗对武定侯家族的举措又产生了新变化:
命武定侯郭玹署宗人府事瑏瑢。敕武定侯郭玹等曰:“今虏寇犯边，朕亲征之。特命尔等率领在营官军，暂驻遵化，须纪律严明，昼夜详慎，纤毫不可怠忽，诸事同议停当。”上以武臣扈从平胡有劳，加赐赉……武定侯郭玹……钞二百锭、彩币二表里瑏瑤。以明日冬至节，遣武定侯郭玹祭长陵、献陵瑏瑥。敕行在五府、六部、都察院:“……朕暂巡近郊……仍命武定候郭玹、都督张昇、尚书郭琎、都御史顾佐等守京城，遇急务具奏。”①命武定侯郭玹、刑科给事中陈枢为正、副使，持节封宁王权第五子盘莫为信丰王②。上将率师巡边，命武定侯郭玹、西宁侯宋瑛、广平侯袁祯、都督张昇、李英掌行在五军都督府③。
如果说明成祖和明仁宗的举措还仅限于给予官爵、拉拢关系的话，那么明宣宗的举措则是让武定侯掌握实际事务。这一时期，武定侯郭玹不仅被委任处理皇族事务，还在皇帝离京时承担留守重任。这说明武定侯家族已经得到了新政权的充分肯定。而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新政权的合法性无疑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五、煞费苦心: 定国公家族的诞生
靖难之役后，开国功臣家族中最大的另类是由徐达次子徐增寿后裔所组成的定国公家族。这个家族虽然是明成祖创造出来的靖难新贵，但却由于脱胎于魏国公家族，与开国功臣家族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名副其实地具有两头蛇的特点。而其诞生过程本身，也与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密切相关。耐人寻味的是，定国公家族的诞生在一开始遭到了明成祖徐皇后的反对:
上喜后弟增寿素归诚于上，义兵之兴，阴有翊戴功，为建文君所害。上悼惜不已，将追命之爵，以语后。后力言不可，上曰: “后欲为汉明德耶? 顾今非以外戚故封之。”竟追定国公，而命其子景昌袭爵，命下，乃以告后。后谢曰:“此上之大德，然非妾之志也。”上曰: “爵命非有功不与。朕方以至公治天下，岂有私意哉? 后继今勿复有言。”后曰: “上命已行，妾何言? 顾穉子未有知，惟上赐之师教，庶几上不辱大恩，下不累先人。”上曰:“后言良是。”命礼部择师教之④。
明成祖的意思很明白，封赠徐增寿并不是出于推恩外戚的原因，而是为了维护新政权的合法性，属于“公事”。而身为徐增寿姐姐的徐皇后不仅不高兴，还表示反对，而且自始自终她都没说出反对的真正原因，她似乎暗示说是因为担心徐景昌缺乏教养。可是封赠徐增寿的依据是他本人立下的功劳，就算徐景昌缺乏教养，也不应该影响对徐增寿的封赠。抛开这一点不谈，即便徐景昌真的缺乏教养，需要皇帝派遣师傅予以教导，可这与他承袭爵位本身并不矛盾。所以，徐景昌缺乏教养并不构成徐皇后反对封赠徐增寿的原因。
要想弄清楚这个原因，就不得不对徐皇后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状态进行一番分析。徐皇后乃是徐达长女，出于巩固明太祖与魏国公家族关系的目的成为燕王妃。这样的出身，使得她应该受到魏国公家族所赋予的正统性影响。笔者认为，这种正统性的影响，使得徐皇后在内心深处并不肯定弟弟徐增寿背叛建文帝的行为，甚至很可能因为联想到徐辉祖的忠贞而产生一种羞耻感。因此，她才会反对明成祖对徐增寿进行封赠。
甚至对于明成祖起兵造反，徐皇后很有可能在内心深处是不支持的。只可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徐皇后的真实想法不可能在史书中保留下来，相反，她大力支持明成祖靖难的事迹却被保留下来，并广为流传⑤。但是一些零星的记载还是能从侧面佐证历史的真相:
王即帝位，册为皇后。言: “南北每年战斗，兵民疲敝，宜与休息。”又言: “当世贤才皆高皇帝所遗，陛下不宜以新旧间。”又言:“帝尧施仁自亲始。”帝辄嘉纳焉⑥。
结合当时政治环境，笔者认为徐皇后此番话充满了弦外之音: 第一句话表面上没有道德上的是非评说，但是靖难之役毫无疑问是由明成祖发动的，所以这句话实际上带有对明成祖给百姓带来的灾难的一种隐隐的忏悔之情; 第二句话尤为重要，徐皇后专门拿出明太祖的权威作为依据，表面上是让明成祖对大臣们一视同仁，实际上是希望以此劝谏明成祖停止迫害建文朝臣; 而第三句话则很有可能是以亲情为武器，劝说明成祖不要再迫害身为皇亲的反对派徐辉祖等人。
虽然徐皇后反对，但是明成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其实这也是明成祖的无奈之举，因为如果不从官方的角度对徐增寿的行为予以充分肯定，新政权就将面临来路不正的质疑，合法性就将受到巨大的影响。不过在封赠定国公家族的时候，明成祖颇费了一番心思:
追封故右军都督府左都督徐增寿为武阳侯，赐谥忠愍，敕有司治丧葬……命永乐二年五月，赠钦承父业推诚守正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进爵为定国公⑦。
命徐景昌袭父爵为钦承祖业推城效义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定国公，岁禄二千五百石，子孙世袭，赐诰券⑧。
功臣则给铁券，封号四等: 佐太祖定天下者，曰开国辅运推诚; 从成祖起兵，曰奉天靖难推诚; 余曰奉天翊运推诚，曰奉天翊卫推诚。武臣曰宣力武臣，文臣曰守正文臣①。
永春侯王宁，尚太祖女怀庆公主。建文中以通燕下狱。成祖入立，封奉天翊运推诚效义武臣，禄千石，世袭②。
王宁在靖难之役期间暗地里为燕王服务，他的封号也正好符合靖难功臣集团的特点。可是与他情况类似的徐增寿封号却与靖难功臣集团和开国功臣家族的特点均不相符，乍一看可谓不伦不类。但是仔细琢磨却不难发现，其中“钦承父业”的字样，明显是拿徐达的权威来作为徐增寿爵位的依据。换言之，明成祖希望通过这个封号向世人传达这样的讯息: 徐增寿被封赠并不是因为他参与靖难有功，而是父亲徐达恩荫的结果。而徐景昌的封号中带有“钦承祖业”字样，却没有用“钦承父业”的字样，则无疑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佐证。
就这样，明成祖既通过封赠定国公家族这一事实维护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又通过玩文字游戏的办法巧妙地避开了靖难之役的是非问题，并与徐达所代表的明太祖权威建立了联系，同时还巧妙地掩盖了自己的心虚。
结语
合法性的建立对于新政权的重要性毋庸质疑。而通过发动叛乱建立起来的明成祖新政权不符合法理，因此很难得到世人的普遍支持，故而从一开始就面临缺乏合法性的尴尬境地。而在永乐、洪熙和宣德三朝，这种合法性的缺失所带来的后果很可能给立足未稳的新政权带来巨大冲击，所以明成祖、明仁宗和明宣宗不得不努力解决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问题。
而对于强调尊祖敬宗观念的中国人来说，祖先的权威是可以拿来作为自身合法性的可靠依据。明成祖虽然不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但是他毕竟是明太祖的儿子，他和他的继承人们可以合理地借用明太祖的权威作为自己合法性的保证。而开国功臣在明朝建立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他们为家族争取到的荣誉和褒奖也是明太祖合法性的象征。这就决定了明成祖及其子孙不敢对开国功臣家族一味地予以压迫，而只能通过对他们采取多种措施，充分从他们那里吸收明太祖的权威，作为新政权合法性的有效依据。
不过，合法性的建立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新政权建立过程的肯定。与一般意义上通过武力或者禅让实现的彻底地改朝换代不同，明成祖是以宗亲的身份从内部篡夺了政权，这就使得他建立合法性的两个方面发生了严重的紧张关系。一旦处理不好，将极大地损害新政权的合法性。正因如此，李景隆才会在刚开始获得明成祖的重奖和重用之后，很快就遭到了打压。而徐增寿的后人在遭到仁孝徐皇后竭力反对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公爵，成为明朝勋臣中的新贵。
明成祖祖孙三代君主之所以能够比较成功地解决新政权合法性问题，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根据各个家族的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对于忠诚于建文帝的魏国公嫡系家族，就通过肯定徐达的方式获得其代表的合法性，继而通过对新继任的魏国公加强教育和引导，来获得他们对于新政权的认同与支持。对于在靖难之役中首鼠两端的曹国公家族，就在利用完其合法性之后，再毅然将其抛弃，扫清建文政权对于新政权合法性的威胁。对于在靖难之役中几乎保持中立的武定侯家族大力拉拢，通过联姻、授官等办法获得他们的支持，并通过厚葬郭英的办法来获取其所代表的合法性。而对于立下大功的徐增寿后人，则通过褒奖徐达的名义，嘉奖徐增寿在靖难之役中的表现，从而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而各个开国功臣家族各自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