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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奉天（今沈阳）一栋豪华的公馆里，正在举办热热闹闹的认亲仪式。 仪式的主角是一个头戴花簪、身穿红色旗袍的12岁日本女孩山口淑子。仪式双方分别是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和在日本满洲铁路任职的日本人山口文雄。 山口淑子是山口文雄的长女，她郑重地朝李际春磕了三个头，又敬了杯酒后，便正式成为李际春的干女儿。 为了纪念这份干亲关系，李际春绞尽脑汁给干女儿起了个中国名字——李香兰。 
就这样，一个在中日历史上无法被抹去的名字诞生了。从此，世人只知李香兰，几乎完全忘记了她的本名。 李香兰于1920年出生在中国抚顺，可她的双亲并不是炎黄子孙，而是漂洋过海来中国发展的日本人。 李香兰的父亲山口文雄是一位汉学家，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的风土人情也颇有了解，在满洲铁路任职的同时常年担任公司职员的汉语老师。李香兰自幼生长在汉语环境中，能够和中国人谈笑自如，没人看出来这个小姑娘其实是纯正的日本人。 山口文雄希望女儿将来能够从事与中日关系有关的职业，最好是担任政治家的秘书或翻译，最后升级为政治家本身或新闻记者。 本着这个愿望，他打算让李香兰去北京求学。然而，李香兰还没有启程就被肺结核病击倒，在医院躺了整整一个月，出院后还得在家休养半年。 百无聊赖的李香兰在好友的建议下开始练习古典歌曲，这样既可以锻炼呼吸器官，还可以学习俄语和英语。 
经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李香兰进步很快，还被邀请去做大师独唱音乐会的助演。 演唱会结束后，李香兰见到了一位陌生的来访者。此人名叫东敬三，是奉天广播电台计划科科长，他在演唱会上意外发现了李香兰这个“宝藏女孩”。 当时，奉天广播电台正在物色合适的歌手参加其新项目《满洲新歌曲》的演唱，电台对歌手的要求很苛刻：必须是中国少女、能看懂乐谱、能讲标准的中国话和日本话。 李香兰在母亲的大力支持下成为了一名歌手，当时她只有13岁。由于制作方刻意模糊了她的出身，因此很多人都认为李香兰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1934年，告别了歌手生涯的李香兰去北京求学，继续践行成为政治家秘书之路。她就读的那家女子中学里充满了抗日、排日的气息，让李香兰对自己日本人的身份有所顾虑。因为害怕被其他人看出端倪，所以入学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从不主动开口说话。 与此同时，同学们开始经常参加抗日示威游行。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李香兰就只能缩在家里，连手脚都蜷成一团，很多同学据此认定她是个不合群的人。 在北京求学的三年期间，李香兰一直承受着身份的折磨。 毕业前夕，她苦苦思索自己的去向，在她还没想通是做歌手还是成为政治家的秘书时，命运之神已经派了一位叫山家亨的人给她安排了另外一条出路。 
山家亨曾是川岛芳子的初恋情人，和电影、戏剧等艺术界人士的接触很多，据说李香兰曾经演唱过歌曲的奉天广播电台就是他开设的。 他受人之托找到李香兰，说满洲电影协会计划拍一部音乐影片，他希望李香兰能够担任主角的配唱。 不谙世事的16岁少女接下了这项任务，但她没有想到，事情并不仅仅是唱歌那样简单。 当李香兰到达新京（现在的长春）后，立刻就被拉到摄影棚化妆，然后在一架大摄像机面前按照要求摆出各种表情姿势，一会笑一会哭。等做完这一系列动作后，影片导演当即拍板：“主角就定她了。” 这时李香兰才明白，自己被山家亨给骗了。这部电影就是李香兰的处女作《蜜月快车》，电影杀青后李香兰大舒一口气，只想着赶紧逃离。可公司早已经通过山家亨找到她的父母签订了合同。 
成为著名影星的李香兰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苦恼中，这种苦恼来自于身份的压力。 尽管在奉天，有不少人知道李香兰是日本人，但在公司的炒作之下，大家迷惑了，李香兰是中日混血的传言甚嚣尘上。 为此李香兰有种深深的负罪感，她觉得这种隐瞒身份的做法同时欺骗了中国和日本两国人民的感情。 1941年，李香兰作为日满亲善的使者前往东京举行独唱音乐会。大家为了观看她的演出乱作一团，数千人涌向售票处抢票，场地上满是丢弃的木屐和妇女的红围巾。 红得发紫的李香兰被多家报社盯上，《朝日新闻》打算对她的真实身份追查到底。 很快，在文艺界颇有影响力的《都新闻》刊登了一条题目为《李香兰是艺名，她是佐贺县人，而不是满洲人》的短消息。报道说李香兰是日本人，本名山口静子，今年22岁出生于北京。尽管报道中关于出生地和名字的说法都不对，但基本参数却是符合事实的。 电影公司高层决定，与其让流言满天飞，倒不如让李香兰站出来承认自己的身份。 于是李香兰召开了记者会，在采访中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了如下解释：“我偶然起名李香兰，却被人误解为似乎迄今有意隐瞒日本人的身份……我感到我一生中的全部事情似乎都集中到这一周内了。“ 然而，这个新闻稿并没有被《朝日新闻》刊登，几乎所有报纸都需要大幅刊登官方新闻，文艺栏的版面被压缩到几乎没有。 之后一切照旧，尽管有些日本人知道了李香兰的真实国籍，但中国民众和相当一部分日本人仍然认为她是中国人或者中日混血。本以为大胆承认后压在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能够落地，结果身份问题还是紧紧缠绕着李香兰。 
回到中国后，李香兰打算在中国也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当众坦言自己的身份，但她却遭遇了巨大阻力。 很多人劝解她，说中国也许有很多人已经知道实情，但是没人愿意去承认和面对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来说，李香兰是他们心中美好的梦，希望她能维持原状，不要让他们的美梦破碎。 这些话让李香兰再次动摇，然而就在一切看似平静的时候，一位年轻的记者对李香兰提出尖锐问题：“你是中国人吗？如果是，为什么还要去主演那样的电影呢？这岂不是丧失民族的尊荣吗？” 李香兰手足无措，半天才说出话来：“那是我20岁以前还不懂事时犯的错误，稀里糊涂犯了错，我现在很后悔，我在大家面前对主演的一系列电影表示歉意，请大家原谅我吧，我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了。” 其实多年后李香兰回首往事，自己也很诧异为什么能够在影片中毫无压力地说出那些“中日亲善”和“友好一家”之类的话。 
1944年秋，李香兰再也熬不过心灵的折磨，鼓起勇气去和公司解约：“我不能再冒充中国人了，迄今为止，我被夹在中国与日本中间吃的苦头太大了，我不能再继续过着李香兰的生活，我请求解除合同，非常抱歉。” 良久，从空气中传来4个字：“我明白了。”这样轻飘飘的答复对于李香兰来说却重若千斤。 解除合同后，李香兰一直居住在上海，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听闻日本投降的消息，李香兰和满大街的中国人一样兴奋，她内心想的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终于不必再相互伤害，自己也没必要去拍那些并不喜欢的电影，一切都结束了。 可更大的磨难却已经在前方等待她了。 
李香兰先是被收容到了集中营“软禁”起来，紧接着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登载文章，说李香兰是文化汉奸，说她和川岛芳子是一丘之貉。 与此同时，李香兰得到消息，曾在电影界与自己共事的一些同事和朋友陆续受到了审查。一天，一个陌生的青年将她接到法国租界的一座豪华建筑物里，有人提出让她到东北摸摸情况。 李香兰瞬间明白了，这些人是要她做间谍。落魄如她，却拒绝了对方的“美意”：“我从来没有搞过间谍活动，今后更不想当间谍。在弄清楚之前，我可以蹲监狱。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爱中国。” 
此时，李香兰的国籍成了一个问题。单从外貌上来说，李香兰的长相和中国人别无二致，要证明她的身份必须拿出切实有力的证据，那就是登记着家庭关系情况、出生年月、出生地等的户籍誊本，上面有市町村长的签名盖章，这是证明国籍的唯一正式文件。 问题是李香兰的户籍誊本在父母那里，她在上海，父母在北京，当时双方音讯已经断绝，而如果无法取得户籍誊本，李香兰就会被以汉奸罪论处，人生即将宣告终结。 关键时刻，好朋友柳芭宛若天神一般出现在李香兰面前。她在上海总领馆工作，经常乘飞机去哈尔滨和奉天，途中将路过北京，于是李香兰就把取户籍誊本的重任交给了柳芭。 此时报纸上满是李香兰即将被处决的消息，就在李香兰焦虑万分的时刻，意外收到了一个长方形的小木箱。 木箱里面装着李香兰幼时最爱的玩偶，那是母亲专门从日本给她买回来的，除此以外空无一物。李香兰找遍了木箱的角角落落，最后她心思一动，目光又转回到这个玩偶身上。 
她细细检查了一遍玩偶，突然发现玩偶的衣带上有一处痕迹，李香兰小心地解开衣带，发现一张叠成细长条的薄纸片，那就是她朝思暮想的户籍誊本。 1946年，李香兰接受了最后一次审讯，审判长宣布她的汉奸嫌疑问题已经查清楚，李香兰被无罪释放，但同时法庭认为她用中国人的艺名出演了一系列电影是很令人遗憾的行为。 李香兰在法庭上公开致歉，她对年轻时干的那些事情深感内疚。同年，李香兰乘坐轮船返回日本，船舱内响起了轻盈而抒情的音乐，侧耳一听，那正是她的成名曲《夜来香》。 在优雅的旋律中，她彻底告别了“李香兰”这个名字，今后，人们称呼她为“山口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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