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什么选择了邓颖超？面对侄女的疑惑，总理一席话揭晓答案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周总理在同晚辈聊天时，谈到了恋爱和婚恋问题，他在教育晚辈正确对待恋爱和婚恋时，表示终身大事都应该由自己来选择、决定，但是有时候也可以听听旁人的意见。

谈到这个，周总理就不禁讲起了他同邓颖超定情的经过。就在这时，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突然问周总理为何会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选择了七妈（即邓颖超）。闻言，周总理笑了，目光悠长、似在回忆，随后轻声说起了过去。

周总理和邓颖超是在“五四运动”中相识的。当时，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演讲队长。在天津爱国斗争运动中，邓颖超所在的这支演讲队，是最活跃、影响最突出的一支宣传队伍。

那时，周总理刚从日本留学回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此报在周总理的领导下立场鲜明、抨击时弊，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在京津等地声名鹊起。可以说，在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周总理和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战士。

因此，在一次抗议军阀杀害爱国志士的大会上，周总理、邓颖超纷纷出现到场，这便是两人第一次相见的场景了。而第一次见面，双方都在对方的心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看见那穿着大衣的周总理，邓颖超心想，原来周恩来就是这样，这个人很不错，而邓颖超上台发言时，那双炯炯有神、透露着坚韧不拔的大眼睛，也在周总理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

不过，那时邓颖超年纪不大，而周总理又信奉独身主义，因此两人并没有产生更进一步的想法，只当对方是同志、是战友。

随着爱国运动的不断深入，为了加强斗争力量，周恩来、邓颖超、马骏、刘清扬等20多名青年男女，一起成立了“觉悟社”，这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

在“觉悟社”内，周总理与邓颖超有了更多的时间接触，再加上他们又都是志趣相投的战友，按照常理，在交往之中相互爱慕，是自然而然的，但那时他们都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因此周总理和邓颖超这两颗充满着激情的心，丝毫没有顾及个人感情，这大抵便是舍小家为大家吧！

1920年11月7日，一艘前往西欧的油轮启航，在这艘油轮中，坐着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其中就有周恩来等觉悟社社友。而留在国内的邓颖超等觉悟社社友，则开始走向社会。

周总理和邓颖超虽然相隔万重千山，但却从未剪断过彼此之间的联系，凭着书信往来，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换着思想。

周总理在通讯中，会经常向邓颖超等觉悟社社友，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情况。而邓颖超也不时地，将国内社员组织“女权运动同盟”直隶支部，成立女星社、创办《妇女日报》等战斗信息，通过书信向周恩来诉说。

总理从国外寄回来刊物《少年》、《赤旗》，常常使邓颖超等国内社员耳目一新，尤其是周总理撰写的那些学习马克思著作的心得，对运动中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常让邓颖超有茅舍顿开之感。

当然了，邓颖超领导的纪念五四运动、创办妇女平民学校、启发女工觉悟等的动人事迹，周总理也十分赞赏。

其中最令周总理钦佩的是，以往不少在五四运动中思想进步的女学生，有的意志消沉了，有的始终无法跳出旧道德、旧观念的怪圈；有的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但年纪最小的邓颖超，却始终站在战斗的第一线。

从邓颖超的表现中，周总理认为她已经由一个参与爱国运动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了一个有着极高觉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此时，随着周总理在政治上的成熟，他已不再坚持独身主义，而是正确对待，并认真寻觅自己的终生伴侣了。

经过慎重的考虑，周总理认为邓颖超就是自己终身的革命伴侣，既然自己已经下定决心，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终身奋斗，那么惟有邓颖超这样热情，并且意志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才能够在日后的革命战斗中，始终保持初心，与自己同步为了国家未来而坚持奋斗。

回忆到这里时，周总理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生伴侣，她（指那位曾经与周总理接近的姑娘）不合适，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七妈，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当时，虽然觉悟社之间的通信，讨论的都是革命，但是在信件之外，国内的社员们，还常常会收到来自法国的画片和贺卡，其中许多是周总理寄来的，而他又大多寄给了邓颖超。

后来邓颖超回忆起这些贺卡时，曾笑着说，那些漂亮的画片，她有100多张哩！

透过这些画片，邓颖超发现了周总理对她的感情。

在一场印着绿茵草地和三个青春妙龄女郎的卡片上，周总理用苍劲的笔记写道：“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这炽热而真挚的感情，令邓颖超平静的内心泛起涟漪，但她并没有草率接受这段感情。

从邓颖超接到周总理寄来的，充满炙热情感的明信片后，她便一直想起周总理那儒雅的身影，回忆与周总理相处时的每一个小细节，她既是在思考也是在判断，周总理是否就是那个良人。

最后，令邓颖超感到踏实的是，周总理不仅与她志同道合，而且机智勇敢、才华横溢，她认为如若能周恩来这样的人结为终生的伴侣，是她今生的福分。

于是在周总理给她寄来的一张写有“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指李卜克西内和卢森堡）那样，一同上断头台”的明信片后，邓颖超给周总理回道：“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

这段始于“五四运动”互勉互励的纯洁战友情，在这个时候，终于蜕变成为了愿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爱情。

1924年，周总理从巴黎动身回国，前往广州，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一职，而他回国时，邓颖超仍在天津工作。

当天津港组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邓颖超当即参与进组建工作，并加入青年团。翌年3月左右，邓颖超又转为了共产党员。

这样，尽管周总理和邓颖超已经在书信往来中定情，但是在周总理归国后的一年里，两人却不曾有机会见上一面。

直到1925年7月，邓颖超因为工作调往广州，不巧在途中耽误了一些时间，直到8月上旬才来到广州。

当时，省港大罢工正在进行时，周总理的工作更为紧张，导致邓颖超到达广州的那一天，他都抽不出空去接她，只好拜托陈赓拿着邓颖超的照片去码头接人。

然而在人来人往的码头认人，又谈何容易呢？陈赓自然是没有接到人，而邓颖超也不知道周总理这个计划，当她踏上码头，没看到想念许久的周总理时，便照着地址，径直找到周总理住处去了。

就这样，在1925年8月8日，在广州一间异常简朴的小房子里，周总理和邓颖超两人，结成了一对患难与共、并肩作战的革命夫妻。

两人成婚后，不仅极少有二人世界，而且还总是聚少离多，屡经颠危。在他们结婚一年后，周总理便去了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周总理和邓颖超分别在上海和广州经受了“白色恐怖”的考验。

后来好不容易见面，周总理却又因为党的决定，去领导、指挥南昌起义。周总理什么也没说，直到临走前，他才简单地告诉邓颖超，自己要去九江，其他什么也没说。

邓颖超也什么都没有问，彼此都严格遵守着党的保密纪律，即便在生离死别的时候也是这样。而在之后的苏区、长征时，周总理和邓颖超也很少有见面的时候，在那段革命战争的岁月中，别离，成为了他们的常态。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和邓颖超也常常不能团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世界和平的事业，周总理从不顾自己的安危前往各地国家，参加各种会议，比如在1957年，匈牙利事件时，周总理毅然访问了匈牙利。

这样频繁的分离，这样时刻要担心亲人的安危，要承担的精神痛苦自是不言而喻的，但对此，邓颖超则是无条件的支持周总理，她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对于这样动荡无常的家庭生活，早就做好了准备。

虽然周总理和邓颖超经常分离，但他们的心却无论何时，都心心相印，他们相互思念，相互关怀。当周总理生病时，邓颖超总会寸不离地照顾他，反之亦然，周总理和邓颖超的爱情，经过几十年的磨砺，显得更加珍贵无比。

有人说，爱情不是一颗心去敲打另一颗心，而是两颗心共同碰撞出的火花，毫无疑问，周总理和邓颖超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的感情才显得如此珍贵，才会在时间的洗刷后，不但没有褪色，反而为所有人称道。

而后人所称道的仅仅是周总理和邓颖超男女之间的爱情吗？不，不仅仅是如此！爱情是可歌可泣的，但周总理和邓颖超之间超越爱情，为了革命理想而共同奋斗、相互扶持的、高度的灵魂共鸣才是无数人为之羡慕、称赞并铭记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