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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医学在汉代也有很大发展并形成了完整体系,许多先秦古医书实际上写定于汉代。《汉书·艺文志》载有医经、经方等18家近500卷,对人体生理情况,疾病原因,治疗方法,药物性能等各方面都有论述。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医书,有四种关于经脉学、诊断学的理论著作,从内容看当早于《黄帝内经》。另有“五十二病方”则记载了50多种病的近300个医方,涉及内、外、妇、儿和五官等各种病症的多种疗法,有些方后还附注“善”“令”等字以说明疗效。还有一幅“导引图”,分四排分别纷画44名作各种运动姿态的男女,残存标题文字31条,有“引聋”、“引膝痛”、“引温病”、“龙登”、“熊经”、“鹞背”等名称。看来这是包括治病和锻炼身体两种内容的保健体操,古代叫做“行气”、“导引”,也就是现在的气功。
解放前后,在敦煌、居延、武威等地发现的汉简,也有记载医药方剂的,还有治马病的医方,东汉还有人以牛医为业,这说明兽医学也已兴起。我国第一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大约也写定于东汉,现存辑本共收载药物365种,详述其性味和效能,大都确切。 西汉初年的名医是淳于意,又称仓公,齐国临苗(今山东临淄)人。他从小喜欢医学,遍访名师精心学习。吕后八年(前180),他得到阳庆所传禁方书,善于切脉。他所诊治的病人,“皆有诊箱”,大约就是最早的病历了。他把学习前人理论和总结自己治病的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医术精良,判病准确,能预知病人生死。 西汉末年的楼护,祖上也是齐地医药世家,他年少时随其父到长安行医,熟读“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出入贵戚豪门之家,名重一时。平帝元始五年(5),政府还曾征求天下研究“方术、本草”的学者到长安讨论交流学术。王莽在镇压翟义的反抗活动后,曾将捕获的翟义同党王孙庆交给御医和“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竹筵(tng亭)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这应当是通过解剖研究人体生理的尝试。 东汉初有涪翁精通针灸,著有“针经诊脉法”传于世,他的弟子程高也在民间行医。程高的弟子郭玉在和帝时为太医丞,不仅医术精妙,尤其医德高尚,对贫苦民众也能尽心治疗,效果良好,而医治贵戚却常常不能痊愈。和帝责问他为何这样,他指出替贵人看病有四点困难:自作聪明不信任医生,平时不知保养身体,体质脆弱禁不起医药,好逸恶劳不肯配合医疗。所以他每逢给贵人看病常常提心吊胆,用针很怕出差错,不能集中精力治病,因而效果不够好。和帝也承认他讲得确实有道理。 东汉末年出了两个大名医,内科的张机和外科的华佗。张机字仲景,被后世尊为“医圣”。他批评当时的庸医平时不知用心钻研医经,因循守旧;诊病时不仔细体察脉象,草率处方。于是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著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后来晋人王叔和改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对病理、诊断、治疗都有简明扼要的论述。他提出分析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不同症候,施以汗、吐、下、温、清、和等治疗方法,创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原则。其后历代研究阐释此书的多至数百家,为中医学的重要经典。 华佗通晓养生术,到老年仍然很健壮。他治病用药不多,针灸也不过三四处,却能药到病除。若是病根在内,针、药所不能达到需要开刀的,便给饮“麻沸散”,一会儿就像醉死,毫无知觉,即可开刀割治。然后缝合敷上药膏,四五日即可见效,病人也不觉痛苦,一月左右便平复了。 华佗曾告诉他的弟子吴普,人体应当劳动,但不能过度疲竭。劳动才能消化饮食,使血脉流通,不生疾病,好像门闩不会朽坏。所以他传授吴普“导引”之术,叫做“五禽之戏:一日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日鸟。”看来大约就是马王堆汉墓所出“导引图”那种保健体操的流派之一。吴普遵照锻炼,“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整”。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 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 、“外科鼻祖”。被后人多用神医华佗称呼他，又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有杰出医术的医师。 华佗是我国医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外科医生之一，他善用麻醉、针、灸等方法，并擅长开胸破腹的外科手术。外科手术的方法并非建立在“尊儒”的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的主流治法，在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主张之下，外科手术在中医学当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祖国传统的中医得到高度重视和长足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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