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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素芬 
据说，葵花籽最开始是从前苏联传到中国的。中国人最早称苏联人为"老毛子"。“老毛子”爱吃葵花籽，他们一伙人聚在一起时嗑，一个人独处时也嗑。久而久之，东北人就把他们经常吃的葵花子叫成“老毛子嗑的东西”。后来又经过“老毛子嗑的”、“毛子嗑儿”的演变过程，最后简化成“毛嗑儿”，一直沿用至今。现在，毛嗑儿是人们茶余饭后最平常的休闲小食品，但在我小时候，那一粒粒，一把把的毛嗑儿却无比珍贵，香甜了我整个童年。现在每每想起，仍醇香饶舌，记忆深刻。小时候，父亲每年都会在自家的田间地头种上几株向日葵。眼看着它日渐长高，向阳开花，最后像小锅盖一样的圆盘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果实。直到有一天，父亲把那圆圆的“小锅盖”用玻璃丝袋子背回了家，我知道，那种炒香的毛嗑儿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熟透的葵花籽只要用手轻轻一搓，它们就急不可耐地集体“投降”了，扑簌簌从圆盘上落下来，落进了母亲事先准备好的偏筐里。晾晒几天，待用手一抓发出哗啦啦的声音，毛嗑儿就晒好了。为了保证品质，母亲会用簸箕簸一簸。只见簸箕一颠一扬，那些瘪籽、灰尘等扬长而去，留在母亲簸箕里是颗颗果实饱满的毛嗑儿。母亲把毛嗑儿装到一个透气的布袋子里，放到屋梁上，告诉我们要留到过年时再吃。其实，母亲这话说得不确切。她的言外之意是：好东西不能一口吃个胖子，要细数长流，留有念想。有了念想，欲望就会条件反射一般疯长。每过十天半个月，我们就会拽拽母亲的衣角，央求她炒点毛嗑儿吧。母亲一般不会拒绝。让父亲踩着凳子从屋梁上取下那个口袋，拂去上面的灰尘，用一个大葫芦瓢舀上一瓢，放到大锅里。父亲烧着文火，母亲哈着腰用铲子不停地翻炒。也就几分钟，有点泛着油光的毛嗑儿就炒好了。
窗外北风呼啸，我们娘几个围着被子坐在炕上，开始了边唠嗑边嗑毛嗑儿的幸福时光。刚开始还规规矩矩的，每个人都把毛嗑儿皮放到固定的位置。小小毛嗑儿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吃着就上瘾，根本停不下来，渐入佳境后也就随意起来，毛嗑儿皮扔得到处都是。这时母亲就会说：“嗨，随便嗑吧，反正一会儿得扫炕”。我们就更加放肆起来，炕上，地上，毛嗑皮连成一片。父亲坐在炕沿上，悠闲地抽着烟，他不喜欢嗑毛嗑儿，他闲太小了，嗑起来心忙。也有那样一些时光。兜里有了五分钱，常纠结是买花花绿绿的糖块还是买吃着就上瘾的毛嗑儿。往往后者占据了上风。冬日的暖阳很奢侈地照在教室外的墙根下。那儿经常有两个卖毛嗑儿的。一个是我的同学王雪燕的妈妈，一位是我家的邻居陈老太太。她们卖毛嗑儿不用称，而是用“杯”量。所谓的“杯”，是用书纸糊的类似现在的一次性纸杯差不多。班里哪个同学课间买了一杯毛嗑儿，瞬间就会成为同学们当中的“王者”，只有“王者”的“同党”能分到一些外，其余的都只有眼巴巴看着的份儿，恨自己没有先见之明，没能事先和他成为好朋友。那是一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对于小孩子来说，任何能吃的东西都会让人眼馋，何况那是香香的毛嗑儿。后来，同学们感觉不对劲儿：两个卖毛嗑儿的都是同样大小的量杯，都是五分钱，可同学王雪燕妈妈的卖的毛嗑儿倒到手里有一大捧，能吃上好大一会儿。陈老太太的就要少很多。有聪明的同学终于发现了秘密——陈老太太的杯子底里垫了一层纸!难怪她那个杯子从来都不空着，卖完一杯，接着就装满，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带尖儿的满满一大杯的样子。这个秘密迅速传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陈老太太的毛嗑儿再也卖不出去了。后来她还到学校卖过香水梨、山楂、自己勾兑的汽水等，同样不受同学们的欢迎。今年过年，毛嗑儿买多了，过期了。看着还没有开封的满满一包即将被扔掉的毛嗑儿，我的眼前又浮现了那纸糊的量杯、同学妈妈那期待的眼神，满炕的毛嗑儿皮。心里默念着：罪过，罪过。
作者简介：
邱素芬，济宁市作协会员，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三级心理咨询师。业余时间喜欢用手中的拙笔记录生活点滴，积累生活随笔、散文、小说等40余万字。作品散见《祝你幸福》《兖州日报》《辽宁文学》《济宁文学》《税收文艺》《乌金潮》等报刊及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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