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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ophie 前言：
俄乌战争爆发，油价、粮价涨了。 上海疫情封城，先是抢购、大涨价，又出现物资缺乏、物流运力不足，物资进入了政府集采模式。 2021年上海的GDP是4.32万亿元人民币，换句话说，一天的GDP就是118亿元。封城一天损失高达一百多亿。 从战争到疫情，对整个生存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考验整个城市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问题表现出来的是个体生活物资紧张感，同时还有组织活下来的挑战。 不确定性是唯一的确定性，明天和意外我们真的不知道哪个会先到来？ 我们怎么解决可能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高复杂、高冲突、高风险的决策难题？我们面临情况如下： 1. 分析：无法获取已经发生事情的完整事实信息，难于得出确定的结论。 2. 预测：对可能发生事情缺乏相关的信息，难以判断下一步整体动向与趋势。 3. 推演：我们不知道采取措施相关人员的反应如何？ 4. 风险：如果按照最坏的打算投入，但是情况变好，这些投入的风险有多大？ 正如《魔兽世界-巫妖王之怒》里的一个故事，在达拉然许愿池钓鱼，会钓上很多金币银币铜币，其中一枚叫“安东尼达斯的银币”，上面写着：“请赐予我力量，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请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并赐予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
在不确定性中，我们的智慧是什么？ 1. 构建具有人类观的决策模型 天下就没有偶然，那不过是化了妆的、戴了面具的必然。by钱钟书 无论是不期而至的小概率黑天鹅，还是悄悄在路上的大概率灰犀牛，他们是不确定性，更是确定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唯一不同，就是它们与每个人预期的一致性，对于提前有预期的人来说，是必然；对没有预期的人来说是偶然。 《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认为，以前人类担忧的饥饿、瘟疫、战争，这三个历史难题已经不是威胁我们生存的重点了，人类将面临新的威胁，比方说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冲突。他这句话说完不到2年，就一一被现实打破了。 显然赫拉利的断言，缺乏人类整体文明视角的前瞻性。2019年的新冠病毒爆发，而这一事件在2011年电影《传染病》中就有预演。早在2015年的时候，比尔盖茨的主题演讲《下次疫情爆发？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他认为，未来会杀死上万人的不是战争和导弹，而是人们看不见的微生物和传染病毒。
俄乌战争的炮火声在我们的生活之外，但俄乌战争的波及，在我们的生活之内，硝烟弥漫在人类世界的上空，而这一天到来，如此不可阻挡，如此无法理解，难道“你死我活”生存暴力是人类的宿命？关于这一点，也早有人预测和警告。 2014年3月，基辛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西方必须明白，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永远不可能只是一个外国。2015年，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公开课上分析乌克兰，他说：“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危机的根源是北约东扩。 早在1997年美国国会讨论北约东扩问题的时候，时年93岁的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就在《纽约时报》撰文写道：”直接说吧，扩大北约将是整个后冷战时代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俄罗斯人不会相信对美国保证没有任何敌意的这种说法，他们会认为自己的威望和安全利益受到负面影响，而这种威望在俄罗斯人看来是头等的大事。” 其实，斯宾格勒早就洞察了地缘政治危机的必然性隐藏在西方的文化基因里。1911年哲学家斯宾格勒就开始写作《西方的没落》，紧接着发生了世界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战。1933年，他在《抉择时刻》一书中写道：“到处都有爆发大战的机会”。 俄乌战争的后果是什么？粮食危机。乌克兰与俄罗斯都是全球重要粮食出口国，两国小麦出口量占全球出口量的大约三分之一。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些农产品，特别是小麦的价格持续攀升，不少国家的商户和消费者已受到了冲击。 俄乌战争爆发之前，《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中指出，2020年有55个国家的1.55亿人陷入了“粮食危机”。2022年这一数字将是什么？战争爆发之后，粮农组织数据显示，粮食危机会波及50个国家的5亿人。 综合以上问题，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一直在潜伏，只是没有危机到眼前的安全。只要发生就是充满挑战、复杂多变、冲突激烈、风险极大，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如何解决决策难题？已经没有短期的捷径可以走，而是可能要陷入到长期困境中。 答案是可以参考基于人类观的决策模型:
思考以下5个问题： 1. 影响度，关注决策对所有人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2. 纯粹度，关注决策过程中，自身作为人的基本义务是什么？ 3. 有效度，当今世界什么是有效的？？ 4. 接受度，对决策的接受，大脑和内心是否可以保持和谐？ 5. 关系度，自我与决策环境的关系，我是谁？ 事实和数据构建的理性模型，无法避免的黑天鹅和灰犀牛，隐藏在非理性世界，而这5个问题会让我们从感性的、整体的也是每个人的、长远的也是当下的、利他的也是利己的角度思考问题。在非理性的世界，必须用魔法打败魔法。
2. 影响度：对所有人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君子和好的统治者在做每个决定时，或者说其一生都要关怀其所在群体的所有人，而不是只关注他们自己、家人或者政治同盟。by墨子 2019年，新冠病毒爆发，12月8日第一例，12月31日官方报道“未发现人传人的现象”。期间的决策模式，忽视了二个问题，对所有人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为什么对少数人被感染者的信息被越来越多人自发传播？ 2019年12月30日下午5点多，李文亮在同学群发布消息说“华南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提醒同为临床医生的同学“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并发布了一份写有“检出高置信度阳性指标 SARS冠状病毒阳性”的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和患者胸部CT。 李文亮作为专业医生，考虑到了他同学们的安全。疫情被官方确认公布，李文亮作为生命安全的提醒者，被数以千万级的人当作“英雄”。假如是你，你会怎么做？无论作为组织管理者还是专家，我们重要决策的影响会被无限放大。 1999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讲述了13岁的代课老师十三岁魏敏芝，为了让班里的学生一个都不能少，全身心付出的感人故事。电影情节虽然简单，但是非常感动人心。 没有人想成为一个棋子或者弃子，如果有人不幸成为一个棋子或者弃子，或者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棋子或者弃子，他可能会做什么？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的同类棋子或者弃子，他们可能会做什么？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取得抗战的胜利，正是发动了被资本家、被西方列强当作个棋子或者弃子的农民、工人，以“小米+步枪”的武器，与整个现代工业武装的敌人进行生死存亡的战争。这场战争胜利的精神，一直是中国崛起的信念和信心。 《道德经》27章，“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意思是：因此圣人善于经常救助他人，所以天下就没有被遗弃的人：经常善于拯救万物，所以天下就没有被废弃的无用之物。 墨子推崇“兼爱”，他说，君子和好的统治者在做每个决定时，或者说其一生都要关怀其所在群体的所有人，而不是只关注他们自己、家人或者政治同盟。墨子虽然短暂辉煌，但对于中国民间的影响却深刻久远。 墨子提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应该是：“以行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他告诉弟子们，“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所以墨子的弟子多勇士多侠客，喜欢行侠仗义锄强扶弱，这种精神一直是不言自明中国人崇尚的做人境界。 英格兰哲学家米·边沁认为，正确的解决困难问题是要尽量全面地思考，然后想：“什么能够使得最多的人感受到最大的幸福.”哲学家穆勒非常认同边沁的主张，就是正确的决策要把所有人的利益都考虑在内。 从中国古代到西方近代哲学家都有相同的理念“每个人都很重要”，这与各大宗教的核心理念是一致的，即大爱，爱人如己，甚至如墨子的境界是“舍己为人、为众”。当代的组织管理者经常焦头烂额，问题是不是常常处在决策中忽视了“所有人”的视角？ 正如防疫大战的理念：“如果病毒只出现在中国，它出来一万次能被中国人消灭一万次。但问题是它在全球。人类能否战胜新冠，不取决于中国这样的模范生，取决于地球村上防疫成绩最差的国家。”
3. 纯粹度，关注决策过程中，自身作为人的基本义务是什么？ 人际关系的基本义务有涟漪效应，一个小小的纯粹的善意行为可以激发更大范围的善意。By叶闻 疫情大面积爆发，医院停诊，生病的你可以用简单明确的话语改变医生的主意拯救自己的生命，你要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们：“放弃我是错误的。我是病人，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这样的表述会阻止悲剧的发生。 你的态度是在告诉医生，直接放弃病人的生命是错误的，他有责任遵循这一原则，提醒他作为人的责任与义务。3月30日上午8时左右，上海急救医生拒绝病人借用除颤仪，导致病人离世，被很多人谴责并被停职处分。 这位医生确实有另一个病人的急救需要赶过去，出借除颤仪是个非常困难的决定，但是他必须明白，自己作为人的基本义务是什么？中国有一句谚语：不能见死不救。一边是生命垂危，另一边是急救，这种情况你必须考虑人性核心义务要求你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生命之间有最基本的义务，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人”。墨子说：“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意思是：君子不用水来当镜子，而是拿别人来当镜子。用水当镜子可以看到的是容貌，而用人当镜子则可以知道吉凶对错。 墨子爱人如己的思想，就是对面这个人就是你自己，你要爱护对方如爱护自己。他说：“爱人非为誉叶，其类在逆旅”。意思是：去爱别人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像客店接待旅人一样，是为了别人。 这种基本义务的价值是什么？墨子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意思是：“假使人人都彼此爱护，则天下安治；倘若人人都彼此交恶，则天下大乱。”人际关系的基本义务有涟漪效应，一个小小的纯粹善意行为可以激发更大范围的善意。 电影《让爱传下去》，讲述的是单亲妈妈的儿子特维，接受了一道特殊家庭作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特维决心从自己做起，发起了“让爱传出去的运动”。每一个被帮助的人，必须承诺再下一个其他人。 这个承诺是坚持，因为在这个传递过程中,如果不能坚持下去,那么每个人都会成为失败者。参与运动的过程，人们从起初的猜疑、嘲讽逐渐地表示认同，大家惊讶地发现自己在付出爱心的同时，也在得到别人的帮助，这个世界真的可以变得更美好！ 在人类文化中有两个关系维度，一个是水平型的亲密关系（亲人、朋友）；另一个是垂直型的社会关系（职业、阶层等）。在社会关系维度上，医生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在正确地执行任务，为什么被公开谴责？ 因为还有第三个维度，是人的神性。如何与世界整体相处？如何做一个有光的人？这个维度是超越一切的。墨子说：“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非若爱马，著若明”。意思是，仁者爱自己，不是为了用，不像爱马，这是显而易见的。 墨子理念，对待他人则是“爱人不利己，己在所爱中。” 这正是人与人之间神圣性，不言自明的基本义务。罗马哲学家塞涅克：“人对人来说是神圣的。”第三个维度,帮助我们思考，自身作为人的基本义务是什么？ 关于作为人的基本义务，康德有段精彩的描述：“有两件事最令我感到敬畏。一个是我头上布满繁星的天空，另一个是我内心深处的道德律法。”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敬天爱人的思想。 基本义务的思考，我们超越利益因素，比如超越惯性的得失计较，保持纯粹的神性，一是维护人类的生存权不受危险、痛苦和折磨；二是维护人类应该有的尊重和体面。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必须动机不受利益污染，纯粹地思考人的基本义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有效度，当今世界什么是有效的？ 不管在任何条件下，一些想要坚持将自己的事情做好的人，常被那些并不怎么样的人摧毁了。By马基雅维利 整个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二个经济学假设前提之上的，一是资源是有限的欲望是无限的；二人是理性的，自私自利的。这2个假设符合达尔文法则，优胜劣汰；也符合现实主义的决策模式，推进了人类进步的整体速度。 缺乏整体性与基本义务的视野、思考和决策，人类的进步会带来什么？这个世界比以前更美好，但也比以前充满更大的风险，病毒可以席卷全世界，俄乌战争可以影响5亿人的吃饭问题。 整体性与基本义务的决策，需要有效的行动，否则“再好的决策，没有有效行动，止于纸上谈兵，也只是空想主义”。了解“当今世界什么是有效的？世界的运行规则是什么？具体到人性、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是什么样的现实？ 现实世界是非常复杂、混乱、危险的，因为追求自己利益和自己所在团体的利益深深地影响了这个世界，他们有的是笨拙简单的弱者，有的是训练有素的精英，有的是狡猾冷酷的贪婪者。但我们必须记住，安·兰德的警告：“你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 马基雅维利警告过：“不管在任何条件下，一些想要坚持将自己的事情做好的人，常被那些并不怎么样的人摧毁了。”没有更高层次约束的人，更无所顾忌，而且抢占先机，占有更多的资源。 《原则》的作者达利欧说：“理解现实，接受现实，处理现实问题，既是务实的，也是美妙的。我已经是一个超级现实的人，所以我学会了欣赏所有现实的美好，包括严酷的现实，并开始鄙视不现实的理想主义。” 上海封城竟然影响了2500万人的吃饭问题，封控确实保护了大多数人免于被感染，但又破坏了大多数人的生存安全感，少数人陷入断粮断菜的困境，少数病人因缺乏及时医治失去生命。 现实一经发生，不是少数人或者多数人的问题，而是会上升到现象级危机，大多数人开始比日常需求多3~5倍囤菜囤粮，物价飞涨，更加恐慌，继续增加到5~10倍的囤菜囤粮，一旦抢不上，有钱没物资，就上升到了现实真正的危机。 也就是说放开京东、美团、叮咚的物流，这些大平台也没有物资可送，政府集中采购，他们都拿不到货。2500万人的需求量上升到5~10倍级，冲击的是整个全国市场的物资需求。最近下单购物三个渠道业主团购、物业团购、平台下达。 反应最快的是业主团购，从货源地（农户、工厂）直达小区，剔除中间商转来绕去。从农户、工厂角度来说，既然有供应链可以直达客户，现款发货，为什么还给平台、政府卖呢？自己都不够卖的。 爱人，但也不要忽视人性的相爱相杀，人有神性，也有兽性，而且常常是人的兽性会占上风。决策者不是扮演好人或者坏人，也不是法官判定谁是好人或者坏人。决策者担负的责任，就是让行动向善、让结果向善。 采取行动的决策，需要绘制整个相关利益者大图，也要确保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不惜代价地牺牲、奉献，失去利益共同体的平衡。比如政府送菜，占有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并没有解决关键问题，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需要福利，而是“有钱买不到菜”。 任何决策都不能完全了解现实的复杂性，但要清楚资源是有限的、能力是有限的，必须把集中一切资源和能力解决关键问题，非关键问题则要最简化处理。现实主义精明、务实、灵活，对于任何决策都是必须要清楚，当今现实世界什么是有效的？
5. 接受度，对决策的接受，大脑和内心是否可以保持和谐？ 理性未必全是实用主义，感性也未必全是理想主义，它们常常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掌控我们如何做决策？by叶闻 俄乌战争打了48天，但是和平谈判一波三折，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彻底结束的迹象。对于欧洲人来说，战争是文明的、野蛮的，俄罗斯是入侵者，乌克兰是被侵略。欧洲有些议员站出来说出真相，北约东扩完全不顾俄罗斯的安全警告，这是俄罗斯不能允许的。 俄乌双方的谈判，竟然无法达成双方可接受的条件，原因是什么？不仅如此，俄乌战争的支持方和反对方，也陷入了观点撕裂的泥潭，剑拔弩张，相互认为对方是不可理喻的“蠢人、野蛮人”。 撕裂的两端，一是俄罗斯入侵的是主权国家，就是错的，其他都不可谈；另一方是乌克兰成为北约威胁俄罗斯的军事基地，而且愈演愈烈，打破了俄罗斯的安全底线，俄罗斯是被迫应战。 上海抗疫同样如此，一边有人全副武装在抗疫决战，另一边有人认为完全没必要。但要是问到具体人，如果你的邻居感染，都希望赶快把感染者拉到方舱去隔离。认知撕裂会让决策者团队的思维方式出问题，具体执行者也会不知所措。 对于决策者来说，自认为想清楚的事情，内心感觉未必舒服。这个时候，需要重新评估，到底如何决策？理性非常重要好，但理性不是万能的。任何决策都不能建立在完全掌握现实的基础上，多少都有根据主观取向来判断分析。 阿尔弗雷德·斯隆在他的自传《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他曾经是坚定基于事实和分析的决策者，但是这本书里他写到：“经济判断的最终决议当然还是直觉。”斯隆的决策，整合了他个人的性格、经验、视野以及所处的角色需要，来判断“什么才是最好的行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勒提出非理性繁荣的观点，非理性繁荣是指资产价格脱离决定其价值的基本面因素而主要由市场参与主体的主观判断决定的持续上涨现象。他成功地预测了美国的次贷危机。 席勒认为：“人们乐于信任多数人所持的或者权威的观点，甚至权威们明显的与理所当然的判断相矛盾时也无所谓。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很明智且很理性化的。”信息获取越丰富，人们的判断越依赖权威而不是自己，这种明智和理性带来的是更加非理性的反应。 理性是什么？理性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结果。当你的大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停下思考，问问你的内心，感觉下，要不要这样做？尽可能让大脑和信心保持和谐，避免走向任何一个极端。 理性未必全是实用主义，感性也未必全是理想主义，它们常常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掌控我们如何做决策：上一秒钟，你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下一秒钟，你可能感觉不对劲，有点后悔；上一秒钟，你认为那样做是冲动的；下一秒钟，你想想自己赶紧决策是理智的。 当下找不到决策的标尺，可以采取内在对话的方式。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2个自己，一个是现在正在做决定的自己，另一个是未来接受这些决定的自己。让这2个人做一场对话，来判断未来的自己对现在自己决定作出怎样的反应。 我们要坦然面对，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现实、人性及自己。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不是按照世界的样子而是按照我们的样子。要经常问自己：我能接受什么？
6. 关系度，自我与决策环境的关系，我是谁？ 因为影响我们每个人的事情也会影响我们所有人。By叶闻 任何时候，不要忘记你自己的故事，你是谁？你的决策需要你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没有我们，就没有我的存在。我们塑造了我，定义了我的身份，构建我们生活的目标、结构和意义，即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我要成为我们。 从我们中辨认出“我”，从物质利益上不难，我的房子、我的车子，但是从精神、情感上并不容易。辨认过程有两大挑战，一是我们很容易受别人影响；另一个是我们很难理解，我到底是谁？ 浦西没有按照发布时间4月5日解封后的三天，全市断粮断菜、断医断药的求救就开始出现。在这个时间之前的3月11日，虽然当天病例只有78例，全市开始进行广泛划片管控，对公园、体育场地人群聚集禁止使用。 很多讯号已经在预言，一是防控可能失控；二是，流调线索已经失效，上海正在调整防控政策。但我几乎无法与任何人讨论“危机会发生”的话题，有时也想：“既然那么多人不担心，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高复杂度决策最怕陷入到“群体迷思”之中，依赖集体共识安全感，而非独立思考，尤其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心中会有自己的原因，虽然这个原因常常不被知道。为什么乔布斯强调，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内心的声音”是在明确界限：我与我们、我与环境、自私与无私、我的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人只有在切合实际地考虑了自己的利益，内心感知才会更清晰，分析思考的框架才能够更有力。 墨子的侠客思想之所以深入民间，没有被主流社会所接受和传播。就是因为墨子的舍己为人，大多人认为太理想化，非常不可取。无“我”的角色，会陷入到让“我”失去生存地位、失去改变僵局的优势地位。 马基雅维利说：“在社会没有地位的人，狗都不会朝他叫。”我与我们是相互依存、混杂和融合，不是牺牲任何一方。没有我，就没有我们，因为影响我们每个人的事情也会影响我们所有人。 尼采的超人哲学认可并崇尚强大“自我”，对西方人文精神和经济社会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唯有“自我”强大，才能推动我们更好。决策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是：我是谁？
我与我们同在 中国有句古谚语，好事不出门，坏事转千里。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如此，特殊时期，任何一个坏消息都可能引发蝴蝶效应。从基因学研究来看，人类遗传积累出来的基因就是对“安全感”敏感度很高。 坏事触发了群体的“安全感”危机，大家都把自己带入了不幸者的角色，加上每个人都有“热心助人”的合作型，个体悲惨遭遇非常容易在互联网上引爆。坏事，从“我经历”变成“我们经历”，正在影响着很多人的决策模式。 如何在不确定性中解决高复杂、高冲突、高风险的决策难题？对于关键决策人，要从结果分析整体影响度（我们）、从义务判断动机的纯粹度（我）、从行动洞察现实的有效度（我们）、从直觉感知身心的接受度（我）、从角色认识自我的关系度（我）。
以上五个问题，可以采取五种方法进行使用： 一是局外人，置身事外，回到原点，被情感、利益和偏见所影响。 二是局中人，置身事中，代入角色，发展每个人不同的感受和视角。 三是搏击者，参与斗争，接受不同问题带来的巨大冲击，让它们相互搏击。 四是穿越者，结束斗争，从未来穿越到现在，感受、认知发生了什么？ 五是适应者，决策后，保持开放、迭代并继续推进执行和落地。 决策者要成为道德敏感的实用主义者、理想驱动的现实主义者，而不是现代达尔文主义，你死我活是必然法则。同时，决策者才有可能避开落入到囚徒困境，甚至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或者说对所有人都有利，决策执行也是困难的。 说明：本文参考了小约瑟夫·巴达拉克的《灰度决策：如何处理复杂、棘手、高风险的难题》，这本书弥补了很多决策理论和方法的缺陷，提供给我们真正系统思考的框架，绝对值得决策者在遇到挑战时反复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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