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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85年，薛西斯大帝即位之年。希腊古典文明仍在兴起的前夜，而罗马更是蛮荒之地的蕞尔小邦。在东亚，扬子江出海口以南有一个叫作“越”的小国，它在很长时间内被北部的强大邻邦吴国奴役和掠夺。国王勾践看上去一向顺服于吴国的权威，但内心却矢志反击，然而他的军队的武器和训练却远不如对方。国王为此忧心忡忡。在这一年，一位穿着绿衣服的年轻女士从南方的森林地带来到越国的都城会稽，在宫廷中拜见勾践。女士告诉国王，如果他希望获得胜利，那么必须获得一样东西，叫作剑术。 “什么是剑术？”国王困惑地问。 对这种空洞的言论，国王不免感到怀疑。女士似乎早已料到，补充说：“我说的真理，可以让一个人胜过一百个人，一百个人胜过一万个人。请您试验一下，就会看出它的威力。” 女士拔出宝剑，国王让宫廷的武士们和她较量，却都被这位女士用快捷巧妙的动作轻易击败。于是勾践衷心地感到佩服，任命她为教练，让她把剑术传授给越国的军队。在三年后，学会剑术的越国军队突袭吴国，攻破了它的都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吴国在不久后被灭亡，而越国也得以建立持久的霸权。 这是剑术，或者更一般地说，武学（Martial Learning）在中国诞生的著名故事。这个故事中含有许多较晚时期的虚构，以至于已经很难还原出事件的原貌。但其中包括了不可忽视的真理：中国武术诞生于古代世界的军事活动中。这些活动的历史比越国的女士（the Lady of Yue）要古老得多。 在令人生畏的越国女士出场之前，独特的中国文明已经发展了数千年以上。在新石器时代末叶，中国许多地方已经发展出了定居的农业文化，若干讲原始汉藏语的族群从西部向东方迁徙，逐渐占据了华北地区，他们是后来汉民族的祖先。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一个叫作“商”的权力中心在黄河流域兴起，并不断向四周扩张，成为了第一个历史时期的王朝。商王朝建立了壮观的宫殿和城墙，并提供了中国最早的文字记录：一种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祭祀文字。这些记录告诉我们商是一个好战的政权，频繁地和周边各民族交战，并将大量的俘虏用于祭祀。 但中国史书上第一场有确切记载的战争是公元前11世纪的商周战争，这场战争中，在关中平原兴起的周族在其领导人姬发的率领下向东方进攻，颠覆了已经存在了六个世纪的商王朝。决定性的会战在商都城附近的“牧野”发生，这场会战据估算发生在公元前1045年。据称商王武装了大批奴隶上战场，但他们被姬发的仁慈所感动，反过来向自己的主人开战，最后战场上所流淌的鲜血能够让木棒都漂浮起来。 商周战争是中国文明最为古老也最为深刻的秘密所在。主流的儒家学者们热情歌颂它为得到“天命”的正义之师战胜邪恶暴君的典范；而在民间传奇中，这场战争却成为妖魔和神祇对抗的舞台，是血与火的角力，妖术和仙法的比拼。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商周战争展现出中国文明的特质：强盛的王朝终将归于灭亡，但中国文明本身在不断的王朝更替中却能够展现自身的持续力量，甚至成为推动这种更替的动力。 在牧野之战中也出现了战阵的应用。在姬发的战前誓词中，他要求战士们按照一定的步法和动作出击，在整个过程中必须保持一致。周的军团所使用的可能只是简单的密集型方阵，战术目的仅限于形成牢不可破的正面以击垮敌军，但这一战士间密切配合、融为整体的精神将孕育出后世许多高度发达的复杂阵法。 在推翻了商王朝后，姬发和他的后裔们自称为“天的儿子（The Son of Heaven）”，将统治的合法性归结于天帝的眷顾。他们建立了比商统治地域更加广袤的西周王朝。接下去的几个世纪见证了一种与氏族宗法关系结合的复杂礼仪制度和文化体系的迅猛发展，在许多重要意义上这一时代都为后来中国文明奠定了基础，常常被后世认为是完美无缺的黄金时代。 西周的势力范围达到了大约一百万平方英里，由于其技术水平的限制，周的统治者并没有采用后来的官僚流动制度进行行政治理，而是将在其控制下的土地划分为数百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封地，由周的王室成员、贵族以及当地首领统治，在相当程度上允许其自治，但要求其对周王进贡和提供军队，这类似于欧洲中古的封建采邑制度。对于专制王权的统治而言，这种封建主义显然存在着潜在的弊端：随着时代的变迁，笼罩在周王头上的“天的儿子”的光环会逐渐暗淡，掌握了自治权的地方封臣会谋求更大限度的权力和威严，统治权的分散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虽然经常被描述为牧歌式的黄金时代，但周王朝自建立后仍然一刻不停地进行着高强度的战争。根据青铜器上的铭文得知，周一方面在扬子江与淮河流域征讨当地的野蛮民族，另一方面则为了守卫渭河流域而和西北的游牧民交战。因此在近三个世纪中，中国的战争艺术仍在继续演化，军事训练也成为贵族教育的一部分。 王室享有至高权威的西周时代结束于公元前771年的一次西北游牧民族入侵，周王朝的首都镐京被野蛮人夷为平地。古代历史学家们将这一事件归咎王上被邪恶的妃子所迷惑，将帝国的烽火预警体制当成取悦宠妃游戏，从而导致了防御体系的瘫痪。但撇开周王宫廷中的问题不论，西周崩溃主要的原因仍在于被称为“猃狁”或“犬戎”的西北游牧民族长期的压力。镐京的沦陷是华夏国家的都城第一次被北方蛮族所摧毁，类似的事件还将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南方农业地区的定居民族和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斗争自此之后从未停止过，可以说，这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古代历史运动的主旋律，主宰王朝的兴亡和文明的盛衰。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斗争也塑造了中国武术世界的基本特质。 在公元前770年，周王朝在东部的洛阳地区得到了重建，但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荣光。黄金时代一去而不复返，一系列实力雄厚的诸侯国随之而兴起，试图掌握王室衰落后的权力真空。此后数个世纪，在数百个诸侯国间发生了数不胜数的兼并战争，直到只剩下最大的几个国家，越国与吴国的兼并战争正是其中之一。这一时期被诗意地称为“春与秋（Spring and Autumn）”，[注释]它是军事活动高速进化和转型的时期。越国的女士就出现在这一时代的末期。她的出现意味着武术从其军事的母体中分离出来，雏形的武术家登上了历史舞台。 作战方式的变化是武术开始涌现的催化剂。在“春与秋”时代的大部分时期，主要作战方式仍然是以马拉战车的冲击为主。但在其后期步兵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了，特别在扬子江流域，亦即吴国和越国所在的地区，由于众多的丘陵、河流与湿地存在，车兵的运用大受限制，较灵活的步兵更受青睐。步兵作战更为强调个人独立的格斗能力，成为孕育武术家的温床。为了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此时的佩剑进一步普及并且逐渐加长。出现了欧冶子等著名铸剑工匠，吴国和越国也制造了当时工艺最精良的青铜剑，但要训练士兵熟练掌握这种新兵器并不容易，其中的许多动作技巧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难以让士兵自己摸索。学会了运用剑并发展出新技巧的武术家对常人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当这些技巧在军队中被普及后，甚至可以左右战争的结果，正如我们在越国女士的例子中所看到的。 如果说曹沫并未真正刺杀桓公，那么在他之后出现的一系列刺客则真正符合了这个名称。刺客专诸在公元前515年用藏在鱼肚中的一把匕首刺杀了吴国的国王僚。几年后，一个独臂剑士要离刺杀了僚的儿子庆忌——后者本人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格斗家。大多数刺杀都发生在偷袭的情况下，刺客设法接近目标，在必要的情况下取得其信任，然后将其狙杀而死。但也有例外：在公元前397年，一名持剑男子公然闯入戒备森严的韩国宰相侠累的官邸，在冲破层层关卡后杀死了侠累本人，又击毙了几十名卫士后自杀身亡。几天以后，这名刺客被人认出是著名的勇士聂政。即使从最严苛的标准来看，这位聂政都是一名令人生畏的武术家。 刺客的出现意味着武术已经脱离群体的军事行动而具有了独立的形式。这首先依赖于格斗技术的发展，使得格斗能力远高于一般士兵的职业武术家出现，在这种条件下，刺杀国君或大臣才是可能的。不仅如此，刺客的出现又刺激了武术的进一步发展：为了防止被刺杀，国君和重要官员必须要配备更训练有素的贴身卫士，后者本身可能也是专业的武术家。而这也对刺客提出了更高的职业要求。在这种进攻‐防御的游戏中，武术也在飞速进化。但在这一时期，武术家显然还谈不上拥有独立活动空间，刺杀仍然是军事行动的一种特殊类型，而武术仍然是世俗权力的附庸。 但越国女士的故事却是一个例外，她并非将武术用于格斗本身，而是当成一种技艺传授给他人。诚然，她的剑术是传授给越国的军队，并用于之后的吴越战争。但故事里的年轻女士并非出身军旅，而是来自南方森林的居民，据说她豢养了一头猩猩作为宠物，并从后者的敏捷动作中学到了剑术。显然这不再是被动的经验积累，而是主动的创造过程；最后，虽然曾经教授越国的军队，但越国女士并非越王的臣属或将领，而拥有自由身份和独立的人格。在教会越国的军队学会剑术之后不久，她就离开了越国的宫廷而不知去向。 在各种意义上，这一传奇的女士都与被豢养的刺客迥异，而符合此后几百年中“游侠”的标准。或者她本人就是最早的游侠，或者她是早期游侠所信奉的一位女神。无论如何，对于之后的武术家们，越国的女士一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象征，其所代表的理念是：武术家的价值在于帮助国家和君主实现正义的事业，但却不受政治权力的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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