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来到山东教育卫视参加齐鲁文化学术讲座。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管子》与齐学”，这个题目里面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是《管子》这么一部书，第二个是齐学这么一个古代的学术流派。当然还要讲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下面具体地分为三个方面来讲：第一是《管子》一书及其真伪；第二是《管子》成书“五阶段”论；第三是从《管子》看齐学特征。
一、《管子》一书及其真伪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问题，就是《管子》一书及其真伪。
《管子》这本书是先秦古书当中一部相当重要的书，历来也是很受大家关注的。但是这部书问题也很多，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本书可不可信？它是真书还是伪书？这个问题历代说法很多。我们这里先从外围说一下，《管子》这本书本身流传的一些情况。
（一）古本《管子》
首先第一个问题——古本《管子》。
所谓古本，当然是相对于今本而言的。先秦古书大都经过汉代刘向整理而流传于世，所以学界常把刘向整理以前的本子称为古本，而把刘向以后的本子都统称为今本。
关于古本《管子》，主要有这么几条记载。首先是《韩非子·五蠹》篇曾经说过，“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又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①]也就是说家家户户都收藏了“商、管之法”、“孙、吴之书”。
对于这条记载，研究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其中“孙、吴之书”是叫书的，当然说明那时已经有了《孙子兵法》《吴子》这两本兵书，但是韩非讲商、管是叫“商、管之法”，没有说是两本书，应该只是指商鞅和管仲制订的一些法令。
我认为这种说法相对保守了一点。虽然传世的《管子》《商君书》被后人定为伪书，但从来没有人说这两本书中的所有篇章都是韩非以后人伪造出来的。因此，到了战国末韩非的时代，已经有了托名管仲、商鞅的书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是完全正常的。韩非以“商管之法”和“孙吴之书”相互对应，这是古人写文章的习惯，即尽量用同类或近义的不同字词来对应。所以从这条记载，我们可以肯定战国时期《管子》就已经是一本社会上比较通行的书，当然不一定有今本这么多篇。
其次，西汉前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等等，像贾谊、晁错、刘安、董仲舒以及《盐铁论》这部书，都曾经大量征引《管子》里面的内容。其中特别是《盐铁论》，这本书是汉武帝时期进行以盐铁专营为中心的经济改革，当时的丞相桑弘羊、御史大夫为一方，跟另一方所谓的贤良文学，就是儒生，相当于现在说的知识分子，在朝廷上进行辩论，被记录成书。辩论双方都曾经引用过《管子》书里面的很多内容，足以说明西汉的时候《管子》这本书是一部在社会上流传很广，而且对当时的国家、现实的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部书籍。但是贾谊等人和《盐铁论》都只是零星引用书中的文句，对于《管子》这本书各方面的情况提到的并不很具体，甚至一个篇名都没有提及。
最重要的是司马迁，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末尾，以“太史公曰”口气对管仲、晏子进行评论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②]司马迁的这一段评论，对于了解《管子》这本书在西汉的流传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其中具体提到了五个篇名，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对这个问题，学界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虽然司马迁提到《管子》这部书，但没有使用《管子》这个总书名，而是列举了《管子》的五个篇名，那么就说明直到司马迁的时代，《管子》还没有一个正式的书名，还是以单篇流行的。关于中国古书流传，经过历代学者的研究，形成了一个比较通行的看法，就是认为先秦古书最早是单篇流行的，没有结集成书，很多先秦古书往往都是到了西汉，经过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才形成为一个定本。所以这一派学者就认为，既然司马迁只提到了五个篇名，而没有提到《管子》这个书名，那就说明西汉初期《管子》还没有形成为定本，还没有一个正式的书名。
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其实很有意思的，你看司马迁所提到的这五个篇名，前面这三篇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管子》这本书的前三篇。第一篇《牧民》；第二篇《形势》，今本叫《形势》，司马迁称为《山高》，刘向《管子叙录》中说，“《山高》又名《形势》”，名称不同，其实是同一篇文章；第三篇《乘马》。司马迁提到的最后两个篇名是《轻重》《九府》，今本《管子》最后是《轻重》十九篇，没有《九府》，很多人以为已经失传。其实今本这十九篇是分为两部分的，前面的十二篇就对应于司马迁说的《九府》，后面的七篇就相当于司马迁说的《轻重》，这是两组文章的大篇名，今本合并成了一组。所以司马迁这里所提到的五个篇名，好像是他拿起这书先翻前面一二三篇，顺着列举了三个篇名；又翻到最后这两部分，倒着列举了两个大篇名；这前后两部分之间，应该还有很多篇，不可能一一列举。所以我觉得司马迁列举的这五个篇名的顺序，恰恰说明司马迁所见到的《管子》这本书，很可能相当接近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管子》这部书。这是《管子》古本的问题，下面看看第二个问题。
（二）刘向编校八十六篇
刚才说了，中国的古书往往都是经过刘向、刘歆父子两人整理过的。在西汉成帝年间进行了一次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校书活动，很多古书经过他们的这次校书，形成了定本，流传于后世。
其中关于《管子》这本书，刘向写了一篇《管子叙录》。这篇叙录里面说道：“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最后，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九府》书民间无有”。
关于这一段话，学界都很重视，因为研究《管子》，这段话是首先需要来作解释的、需要认识清楚的。但许多学者对这段话是有所误读的，比如说著名的《管子》研究专家胡家聪先生在《管子新探》这部书里面，认为“太史书”属于“中书”。[③]其实“太史书”应该属“外书”。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的时候，主要是校皇宫当中的书，所以每部书的叙录都先说“中书”有多少多少篇，“中书”是跟“外书”相对而言的。既然“中书”是指皇宫当中的书，顾名思义，“外书”就是指皇宫外面的书。皇宫外面，就包括朝廷的一些机构，像太常、太史等这些机构收藏的书，以及一些私人藏书家收藏的书，都属于“外书”，所以“太史书”是属于“外书”的。胡先生说“太史书”属于“中书”，这是不对的。
不过这一点小小疏忽，对于《管子》这部书研究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比较重要的一个疏忽是郭沫若先生提出来的。郭沫若是现代大学者，其《管子集校》是研究者必须要看的书，所以他的说法影响很大。郭沫若有个说法：“所谓'太史书’，应该就是齐国的旧档案了。”而《管子》一书“大率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一部分是齐国的旧档案，一部分是汉时开献书之令时由齐地汇献而来的”。[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管子》书里面可能有很多篇本来不属于这本书，是齐国的一些旧档案混到里面来了。这个说法广为学界所引用，主要是八九十年代以前，现在的人可能稍微少一些，当时很多人就没有考虑郭沫若这个说法是从哪来的？
其实很简单，郭沫若的说法来自对“太史书”的误解，以为“太史书”是指齐国的旧档案。他不了解刘向校书当中的一些独特的概念，不知道“中书”跟“外书”的区别，不知道《管子叙录》所谓的“太史书”，应该参照前面的“中《管子》书”来读。“中《管子》书”是指皇宫当中收藏的《管子》书，那么“太史书”就是指在太史府收藏的《管子》书。太史是个官名，太史府里面所收的《管子》书绝不可能把不属于《管子》的一般的齐国旧档案给它混杂到《管子》书里来。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数字的问题，《管子叙录》里面说“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然后又说有重复的四百八十四篇。本来两个数字相减应该是只有八十篇，但是他又说“定著八十六篇”，就多出六篇来。经过学界的研究，现在基本上形成一个得到比较多的学者所认同的说法，即在今本最后一组《轻重》里面，后七篇称之为《轻重甲》《轻重乙》等，即“轻重”加上甲、乙、丙、丁、戊、己、庚这七个序号，很可能在汉代曾经有一种本子，这七篇是合成一篇的，刘向统计中外书总数时按一篇来算，统计重复篇数时按七篇来算，于是出现了六篇的差距。
讲到这里，我们知道了今本《管子》其实是经过了西汉成帝时候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最后形成的一个定本。这是绝大多数先秦古书基本上都有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原来很可能是单篇流行，然后出现各种篇数不同的本子，到了刘向的时候就给它合编，形成了一个定本。这是所有古书成书的一个通例，并不是《管子》的特例。
（三）今本二十四卷的来历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就是今本二十四卷的来历。
刘向校书以后，他的儿子刘歆编了《七略》这么一个目录书。东汉的时候，班固写《汉书》时就把它抄进去，删减一下就成为《汉书·艺文志》。在《汉书·艺文志》里面，著录《管子》一书也是八十六篇。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管子》书，所有版本都是二十四卷的。这里面就有一个《管子》流传史上的重大疑问，就是从汉代的八十六篇的这个本子到我们今天二十四卷的这个本子，在流传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问题在学界引起争议，主要是由这么一条史料所引起的。唐代有个叫张守节的学者，给《史记》作注，称之为《史记正义》。其中说：“《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⑤]刚才说过《汉书·艺文志》其实是根据《七略》来编的，《汉书·艺文志》记载是八十六篇，《七略》著录的怎么可能是十八篇呢？其实这个问题早在清朝的时候，就有像孙星衍、姚振宗等学者，以及近代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都做过解释。他们认为《史记正义》里面曾经两次称引“阮孝绪《七略》”，还有一些零星的没提阮氏名字的，如上面这条“《七略》云”，其实都是阮孝绪《七录》这部目录书的讹误。阮孝绪是梁代人，他编了一部著名的目录书叫《七录》。所谓“《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其实是指梁代的时候，阮孝绪编《七录》这部目录书，著录的《管子》书是十八卷的。古人经常篇卷不分，明明是十八卷，却说成十八篇。因此，所谓“《七略》十八篇”的这个说法原来是个误解，历史上根本没有存在过十八篇的《管子》书。
但是我们国内学术界曾经长期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很多学者，当然主要是八九十年代，现在已经没人这么说了，认为所谓十八篇的《管子》书，很可能是刘向校书以前的原本。也就是说，管仲所写的原本《管子》可能就是十八篇的，现在的这个八十六篇本，是后人加进去了很多篇目。有些学者还进一步地去猜测，今本《管子》里哪十八篇是管仲本人写的，进而断定其他篇目都是后人写的。其实所谓“《管子》十八篇”这个说法，是对梁代阮孝绪这个《七录》里面著录《管子》十八卷这么一个事情的讹传，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隋书·经籍志》，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现存的第二种重要的目录，它在著录《管子》的时候，说是“《管子》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是十八卷，《崇文总目》既记录了一个十八卷的，解释的时候说是“刘向录校”；又著录了一个十九卷的，解释的时候说：“唐国子博士尹知章注，按吴兢《书目》，凡书三十卷，今存十九卷，自《形势解》篇而下十一卷已亡。”这说是唐代尹知章注《管子》，是三十卷的，但是到了宋代的时候，从《形势解》以下十一卷已经亡佚了。所以到北宋初，就已经只存在十九卷。《新唐书·艺文志》也是著录了一种十九卷的，一种是三十卷的。直到南宋初，郑樵的《通志·艺文略》这部目录里面才第一次著录了二十四卷的《管子》。所以对于唐宋时候书目当中著录《管子》这本书的卷数的不同，学界就是有一点被搞的云山雾罩的，不知道这些目录之间《管子》卷数差别代表了什么东西。
我这里只引一下黎翔凤先生的说法，他的《管子校注》作于1950年代，直到2004年才出版。这本书的校注质量还是很好的，所以现在学界比较通行。但是他绪论里面有一个说法：“十八卷本房析为二十四卷，十九卷本尹析为三十卷。”什么意思呢？就是黎翔凤先生他认为，《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这十八卷本，唐代房玄龄给它分成了二十四卷本；《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十九卷，唐代的尹知章给它分成了三十卷。他根据古代书目的记载，给《管子》区分出了这么两个版本流传的系统。黎先生所谓的《管子》流传两个系统的说法，其实是对唐宋时期这些书目记载歧异的一个误解。
我在博士论文《管子研究》里面曾经根据这些书目的记载来推测《管子》这部书的流传，应该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刘向校定的所谓八十六篇其实就已经分成了十八卷，这个十八卷的《管子》后世一直流传不绝，所以直到北宋《崇文总目》里面还著录了“《管子》十八卷，刘向录校”，就是刘向整理的这个本子，没有加注的。到了唐代的时候，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尹知章又第一次的给《管子》这本书作了注，然后把它分成三十卷。这个三十卷的注本，到了宋代的时候只保留了前面的十九卷，后面的十一卷已经亡佚了。
到了北宋仁宗庆历四年，这一年按照中国古代的纪年方式叫甲申年。杨忱这个人名气不太大，但是他第一次把《管子》这本书给它雕版印刷出来，后世的《管子》都是杨忱的刻本流传下来，所以他对于《管子》本书是功莫大焉。杨忱这个人生平不是太著名，他的刻书序只说是“大宋甲申”，没有提年号，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杨忱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人，大家并不清楚。郭沫若就认为，杨忱是从宋代进入到元代的人，在宋代灭亡以后还怀念故国，所以仍然称为“大宋”，但是没用年号，没用年号就是因为已经到了元代了。当然也有些人认为是南宋的。现在大家已经公认，这个杨忱其实是北宋庆历年间的。杨忱其实是得到了当时所存的两个本子，一个是十九卷的尹知章注的残缺本，残损以后保存的这一部分；另一个是十八卷本，刘向编校没有作注的本子。
所以杨忱实际上是以十九卷尹注藏本作为基础，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管子》前面十九卷，都是根据杨忱的这个本子，所以都是有注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二十四卷本的后面这五卷，其实就是来自刘向编校的本子。这个本子的后面五卷，也就是十八卷本里面的后五卷。所以这个后五卷原来是没注的。但是杨忱在合编的时候，又根据唐代杜佑的《通典》，《通典》大量的引用《轻重》篇，引用的时候顺便又加了些注，杨忱又把这些注，从《通典》里面给它抄出来，然后放在《管子》这本书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二十四卷本的《管子》，是北宋时候杨忱以十九卷尹注藏本为主，并用十八卷本的后五卷加以补充，还加上了《通典》里面的注文，这样合刻成一个二十四卷的本子。《管子》注本来是唐代尹知章作的，但是杜佑曾经有个说法，说房玄龄注过《管子》；所以杨忱又根据杜佑这个说法，把全部的注都给他说成是房玄龄注的。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管子》，都题作管仲撰，房玄龄注，就是这么来的。
通过刚才说的今本二十四卷的来历，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来源是很清楚的。所以不存在像近代法国有个汉学家马伯乐，他曾经有个说法，说《管子》这本书原来只有十八篇，也就是根据刚才说“《七略》十八篇”，认为《管子》这本书真正管子写的就是十八篇，很多内容都是秦汉以后加上去的，少数恐怕还是公元四五世纪的作品。我们通过刚才讲的今本二十卷的来历可以说明，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今本二十四卷本的《管子》，基本上就是从汉代刘向校书时候所编成本子发展而来的，两者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所以到此为止，我们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从书籍的真伪来说，今本《管子》就是刘向编成的，《管子》不可能是刘向以后人任意伪造出来的。从书籍真伪来说，已经可以说明它是一本真书了。但是所谓古书的真伪，除了书籍本身流传过程以外，还有一个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后世所题的这个作者亲自写的书，是不是写的时候就是别人假托这个作者的名字来写的？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下面讲讲关于《管子》辨伪的另外一些说法。
（四）《管子》辨伪
其实《管子》这部书，它的作者在《汉书·艺文志》里面，是没有交代的，而只是著录了《管子》八十六篇，并没有说这部书是谁写的。到《隋书·经籍志》的时候，才明确地给它加上了一个作者：“齐相管仲撰”。所以有些学者认为，《管子》这部书的真伪的问题，如果从《汉书·艺文志》来说的话，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他并没有说这书是管仲写的。在《汉书·艺文志》的时代，它著录图书还比较随意，很多书籍下面是没有作者。或者说当时书籍命名的形式多样，有时候就像子书，直接称为“某子”。其实这个“某子”你可以说是它的书名，也可以说是指作者，是吧？所以《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的时候比较随意，比较自由，没有统一的某某书、某某人撰这么一个格式。到了《隋书·经籍志》，它需要给所有书都给这么一个格式化，所以就出了这么个问题，好像《管子》这部书是管仲一人亲手写的。
不过我个人觉得，《汉书·艺文志》虽然没有加“管仲撰”这三个字，但是其实也是把管仲看成作者的。直到汉代，我们中国古人的知识产权意识或者著作权意识不像现在这样的明确。我们现在一个人写本书不容易，肯定都得把自己的某某人著大名给它写上，甚至著书的方式到底是编还是著还有区别。在先秦时代，甚至直到西汉时代，人们对这部书是不是自己写的并不太在意，只要是自己的思想能够为社会所接受就很高兴了。有时候甚至宁愿把自己写的东西给挂在自己老师的名下，是吧！先秦秦汉时代对著作书籍的著作权、知识产权，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概念，那个时代对书籍作者只不过是笼统言之。比如，刘安《淮南子·要略》里面曾经明确地说：“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⑥]你看淮南王刘安他就明确地认为《管子》就是管仲写的。我觉得这也可以代表刘向的看法，汉代人对《管子》这部书是不是管仲亲自写的，并没有刻意地去区分、去研究，他们只不过是笼统地认为这本书记载管仲事迹，反映管仲思想，就可以看作管仲的书。
但是《管子》这本书究竟是不是管仲这个人写的，那是很早就已经引起人们的怀疑。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晋代人傅玄。傅玄的书《傅子》已经亡佚了，但是宋代很多书里面都引用了一段《傅子》的佚文，就是“《管子》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其《轻重》篇尤复鄙俗”。[⑦]这话说的很简单，大致就是说，他根据《管子》这本书里面已经提到了管仲身死之后的事情来判定《管子》这部书不是管仲写的。过半，也不是全部。另外他特别强调其中《轻重》篇部分“尤复鄙俗”，认为写得很差，很不合道理。
这以后关于《管子》辨伪有很多说法，比如说宋代很有名的史学家刘恕，就根据《管子》这本书里面提到“皇、帝、王、霸”，把这四个字对着连着使用，又提到“三皇五霸”，宋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认识到这些概念和用法，要到孔子以后才会有的，所以刘恕就认为《管子》这部书里面有很多是孔子以后人语。这个可以说是通过《管子》这部书里面的一些独特的概念术语来进行辨伪，这在辨伪的水平上是有了很大提高的。
苏辙提出来，《管子》这部书里面多申韩之言。申是战国的法家申不害；韩，韩非。也就是说大多是战国法家言论，所以说“非管子之正也”。
这一类的关于管子辨伪的议论太多，其实我们只要记住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行。南宋时候叶适曾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⑧]叶适的“《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这个说法，可以说是对《管子》这部书陈述的一个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所以最为通行。简单地说就是：《管子》不是哪一人写的，它是很多人的作品积累在一块而编成的。
南宋又有一个学者叫韩元吉的人，他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到两个概念。他认为《管子》这部书是“战国游士之术”，出于“稷下之邑”，这是最早把《管子》与战国稷下之学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看出，到了宋代的时候，我们现在关于《管子》这部书的一些说法，基本上都已经有了。元明清时期大量的议论都是对这一类说法略加改变和补充，就不再去重复了。
关于《管子》辨伪的这种言论，很多辨伪的著作收集得很全。有些学者还总结说，古代关于《管子》辨伪有多少种说法，有的认为全伪，有的认为部分伪，等等。俨然很早就已经有了《管子》这部书全部都是别人写的这种说法。其实我个人认为，古人关于《管子》辨伪的说法虽然很多，但是他们的基本的看法应该说大多数人相信《管子》这本书里面主体还是管仲这个人写的，但是穿插进了战国以后，特别是一些法家人物，特别是齐国稷下大夫这些人的作品，就是混进去了这些人作品，古人基本上很少有人会完全否定《管子》这本书跟管仲这个人之间的关系。即使怀疑其中串进了后人的作品，一般来说也还承认这是在“传衍管仲之绪余”。也就是虽然那个文章可能不是管仲写的，但是代表的思想确是管仲的。关于这些后人加进去的篇章所处的时代，也是越早的时候估计得越早。比如说刚才说的叶适，他就认为《管子》里面的这些后人加进去的东西，大多数也应该是出自于春秋末年。他有个具体推断，这部书是晚于《左传》，早于《国语》，就是认为《管子》里面后人加进去的东西也基本上是出于《左传》和《国语》之间，而没有太晚的。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说它是战国的，但是清朝灭亡以前，还很少有人说到这里面有秦汉以后的东西。
但是到了近代以来，《管子》研究的风气，可以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移。这个转移可以以胡适先生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作为一个标志。胡适在这部名著里面说过这么几句话，他说：“《管子》这书，定非管仲所作，乃是后人把战国末年一些法家的议论和一些儒家的议论（如《内业篇》《弟子职篇》）和一些道家的议论（如《白心》《心术》等篇），还有许多夹七夹八的话，并做一书。又伪造了一些桓公与管仲问答诸篇，又杂凑了一些纪管仲功业的几篇，遂附会为管仲所作。”[⑨]刚才念的都是胡适原话，我把这段话特地照念一遍，就是想提醒大家注意，胡适的这几句话影响是很大很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1909年的时候，梁启超先生曾经写了一本《管子传》。这本书对《管子》、对管仲那是推崇备至，把管仲称为“中国古代第一大政治家”。他一共挑了六个人来写，管仲是第一个。梁启超说管仲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理由就是说，《管子》这部书里面虽然提到了管仲自己的死，这当然不可能是管仲的记载，也就是全书不可能是管仲一个人写的，但是“其中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虽当时稷下先生所讨论、所记载，其亦必衍管子绪论已耳。”[⑩]也就是说，他在1909年的时候还认为《管子》这部书里面十分之六七都是管仲自己写的，只有十分之三四是后人加进去的，而且后人加进去这部分也大致都是继承发挥管仲思想的，那基本上就是以为《管子》这本书很可信。
但是，他到了1922年以后，作过很多学术演讲，出过很多书。因为梁启超这个人，我们知道是清末百日维新的主将，民国以后从事学术研究，以善于接受新鲜的事物、新式的思想而著称。善于接受新思想，观点自然就变得很快。在1922年到1927年之间，他在很多场合、很多书籍里面一再地说，“以思想系统论，其大部分必为战国末叶作品无疑”。又推测说，“其中一小部分当为春秋末年传说，其大部分则战国至汉初递为增益，一种无系统之类书而已”。[11]又说它“为无名氏的丛钞”，“为战国末年著作”，[12]是一部大杂碎。所以梁启超这个人，你看短短的十多年时间，他对《管子》这部书的看法简直是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逆转。
此无它，就是因为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以后，扭转了人们对《管子》这本书的传统看法。从古人的只是怀疑其中部分内容，到近代几乎把《管子》这本书跟管仲这个人给它彻底分开了。说的最为明确、最为果断是傅斯年。傅先生在《战国子家叙论》里面明确地说：“《管子》书没有一个字是管子写的，最早不过是战国中年的著作，其中恐怕有好些是汉朝的东西。”[13]这里有三点明确的断语：一是没有一个字，二是最早战国中期，三是晚的可以到汉代。傅斯年这三句话，虽然说得很简单，却足以代表近代以来对《管子》的主流看法。
以上几种说法，基本上还是属于偶尔说说，没有进行太专门的研究。1931年罗根泽先生出版了一部书叫《管子探源》，这本书采取逐篇考证的方式。《管子》这部书原来是八十六篇，但是因为已经有十篇在唐代以前就遗失了，所以今本其实是有八十六个篇名，但是真正的文字是有七十六篇。他对这七十六篇逐篇进行考证，根据篇中出现的一些独特的思想概念，一些文风等等来推测。他认为其中七十六篇当中，其中有二十二篇是战国末叶之作，其他还有二十四篇，他一般都称为战国人作，另外还有三十篇，他都把它当成是秦至汉昭帝时代的作品，而各篇的作者那是五花八门，涵盖政治思想家、法家、兵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杂家、医家、理财家等等。这里面有些是传统的汉代诸子的说法，有些像政治思想、理财，这是近现代的词语。所以他是替胡适的大胆假设，做了一次小心求证，想要证实《管子》全书都是战国中叶以后的，而且不是哪一家哪一派。
其他还有一些学者，对于《管子》书当中的一些单篇做了一些著名的研究。像郭沫若《十批判书》中对《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这四篇，后世就合称为“《管子》四篇”。郭沫若对“《管子》四篇”的研究，认为出自于战国中期。后来他又写了一篇《侈靡》研究，他认为《侈靡》篇是汉代吕太后当政时候的作品。马非百对于《轻重》篇做了很专深的研究，书分上下册，很厚的两本书。马非百认为《轻重》诸篇为王莽时人作的，王莽甚至是在刘向之后了，这大概是对于《管子》成书年代推断最晚的了。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管子》书中有些篇可能还是管子自己作的。关锋、林聿时在五十年代曾经发表一篇《管仲遗著考》，从这篇文章的名字就能看出来，他们就认为管子里面有九篇是管仲自己一人写的。
这些单篇的研究咱们就忽略不计，从总体上研究的，在九十年代有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先生，叫胡家聪先生，他写了一本书叫《管子新探》。这本书从这个名字上就能看出来，他是有意的和罗根泽先生的《管子探源》唱对台戏的，其实就是认为罗根泽的书疑古过甚。他又往回拉一点。罗根泽大致是认为《管子》书三分之一是战国中期的，三分之一是战国晚其的，还有三分之一是秦汉的，大致可以这么说，对吧！三分法。胡家聪先生采取的研究方法和罗根泽有一点近似，也是采取一篇一篇考证的方法。他把所有的《管子》里的现存七十六篇，每篇都作出考证，认为都是战国人作的。那么他也有总论的部分，来解释《管子》这本书的成书，提出了一个稷下学宫的早期、中期、晚期这么一个说法，意思就是说《管子》这本书的这些作品，大概应该是分别出自于稷下学宫的早期、稷下学宫的中期、稷下学宫的晚期这三个时期。其他零星的说法就不再介绍太多。
再说一个比较新的，前几年在临淄搞过一个稷下讲座，其中那一次讲《管子》这本书的是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的副院长——巩曰国教授做的演讲，他也是提出了一个《管子》编撰经历三个阶段的说法。他说的三个阶段又有所变化，也是早期、中期、晚期，但是早期跟晚期对应的时代，他没有明说，中期他是说是齐威王、齐宣王、齐湣王这三个王时期。通过他的这个演讲的前后文，我们可以推断他说的早期，是就指的管仲时代，然后一直到战国田齐的齐桓公时代，这属于早期；中期就是威王、宣王、湣王这三个战国齐国最盛的时期；晚期就是指的齐襄王、齐王建时期，也就是大致是以春秋战国给它分成三个时期。
这些分期方法，无论罗根泽、胡家聪、巩曰国这些先生他们具体的说法，比如说有没有秦汉作品混入，他们的具体说法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归纳一下，可以看到，前人关于《管子》成书是比较流行一个所谓的“三个阶段”的说法，或者说是战国的三个阶段——战国早期、中期、晚期；或者是往前再推一点，把春秋中后期也给它跟战国早期挪到一块，合在一块作为一个早期；或者否认有战国早期的，而在战国中期、晚期之外，再加上秦汉时期；或者把《管子》说成是稷下学宫的作品，然后稷下学宫本身可以分成早期、中期、晚期这三个时期，反正都是三个阶段。
虽然这种解释表面看去是很周全的、很圆通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研究各个时代的历史，一般都通行早期、中期、晚期这样的说法。你比如说汉代早期、中期、晚期，对吧！唐代、明代、清代大概都可以这么说。我们观众读者心里其实基本上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暗示，比如所谓清代早期是指的哪几个皇帝时候，中期是哪几个皇帝，晚期是哪几个皇帝，大致大家是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唐代的可能稍微不同，因为研究唐诗的学者，在明代就曾经提出一个初盛中晚，也就是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一个“四唐”说，研究历史的有时候也用这个“四唐”的概念。但是一般说来都是说三个阶段。所以既然研究历史都是这么来的，那么讲《管子》也可以给它说成早、中、晚这三个时期，不挺好的！看起来好像很周全，但是我个人对这种貌似很周全的说法提出了一个怀疑的观点，这是我们下面讲的第二部分，就是提出一个五阶段的全新说法。
二、《管子》成书“五阶段”论
下面讲第二部分，《管子》成书“五阶段”论。
我所提出的所谓《管子》成书五阶段，是从《管子》分组说起的。《管子》八十六篇一共是分成八组的，这个分组就很复杂。中国古书有些是有分组的，比如现存的《庄子》就分成内篇、外篇、杂篇三组。关于《庄子》为什么要分内外杂？到底哪一部分是庄子自己写的，哪些是庄子后学写的，在学界是有很多种不同争议的，这里我们不谈。《管子》比《庄子》更复杂，一共分成八组。它为什么要分这么八组？谁给分的？这八组分得有没有道理？或者这八组有没有什么说道？
这个可以说在我之前，大概很少有人注意过。当然注意是有的，但是基本上都是抱着一种感到奇怪但是不得其解的这么一个态度，就是不知道它为什么分八组。比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里面，说：“书中称'经言’者九篇，然后称'外言’者八篇，称'内言’者九篇，称'短语’者十九篇，称'区言’者五篇，称'杂篇’者十一篇，称'管子解’者五篇，称'管子轻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为手撰，孰为记其绪言如语录之类，孰为记其逸事如家传之类，孰为推其义旨如笺疏之类，当时必有分别，观其五篇明题《管子解》者可以类推。必由后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窦耳。”[14]
什么意思呢？就是《四库全书总目》先介绍说《管子》分成八组，每一组分别有多少篇，然后说书中各篇有些可能是管子自己写的，有些可能是管子后学写的，原来通过分组编排来加以区分，但是可能是后人给它混了，混在一块了，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区别。也就是《四库总目》注意到了《管子》分成八组，但是它对于《管子》分八组究竟该怎么解释，它表示这个解释不了，但是提出一种猜测，可能有些是管子自己写的，有些是管仲后人写的等等。
近代以来学术昌明，专门研究《管子》的学者和论著也很多。但是对于《管子》的八组之分，可以说没有作出什么像样的解释。甚至有的学者对这八组是抱着一种否定态度的。近代有个学者叫石一参，他的一本书叫《管子今诠》，把《管子》给它加以通体改编，他认为比较精妙的语言，都给它编在一块，放在《经言》部分；他认为重要的论述，给它放在《内言》这一组；而记载齐桓公管仲历史，也就说以齐桓公、管仲对答口气写出来的部分，都给它放到《外言》。也就是今本原来是在《内言》的，他全给它放到《外言》去了。他自己说，这叫通体改编，就是把今本《管子》给它完全改掉了，给它重新改编一次。实际上，石一参就是认为今本的八组是毫无道理可言的，全是胡编乱造，所以他自己又给它重新编一下子。当然，今人再来给先秦人重编，那肯定是乱来嘛！郭沫若对石一参的这部书评价很差，他说这可谓妄作。我认为郭沫若的这个说法是比较中肯的。
但是，也有些学者对于这个分组还是有所关注的，比如老一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大家张岱年先生，就认为这种分组可能是刘向作的。但是他又说为什么要这么分，可能现在已经是无法考知了。南京大学有一个老教授叫刘毓璜，对于《管子》八组有一个很简明的说法，他说《经言》是决策纲领，《外言》为重要引申，《内言》是思想渊源，《短语》以下多属重点补充。刘毓璜先生的这几句话，我当年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看到以后，就觉得有一点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觉得说得很好。但是可惜他就是在一篇很短的文章里，简单地说了这么几句话，没有进一步的分析，更没有做出多么详实的考证。我当年写博士论文，其实完全是从今本八组的这个分组方法入手去研究的。下面我们看看，《管子》这个八组是怎么分的。
刚才说了所谓《管子》八组，就是指它全书八十六篇一共分成八组。我们这里不可能把八十六篇全念一下，我就念八个组名，第一组叫《经言》九篇，第二组叫《外言》八篇，第三组是《内言》九篇，第四组《短语》十八篇，第五组是《区言》五篇，第六组《杂篇》十三篇，第七组《管子解》五篇，第八组《管子轻重》十九篇。这个八组名字，有些很好理解，比如说《经言》，当然是指经典的言论，是吧！比如说《杂篇》，那肯定是很杂的，内容庞杂，《庄子》里也刚好有个《杂篇》，这都好理解。《外言》就有点不是太好理解了。有些学者，就拿它跟《庄子》的《外篇》相比附，大概以为《外言》就相当于《庄子》的《外篇》，《杂篇》就相当于《庄子》的《杂篇》。剩下的《管子解》也还好理解，《管子解》是给书中《经言》里的四篇加上《区言》里的一篇做解释，它是属于解释的部分，也还可以理解。这里面特别奇怪的主要是《内言》、《短语》、《区言》这三个组名，大家就觉得不太好理解，有各种说法，都不太讲得通。
我认为这个《外言》，它既然放在《经言》后面，当然就是指的《经言》以外的一些论述。把《经言》跟《外言》两组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两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一些论述。像《经言》九篇，第一篇《牧民》，那是全书的总纲；第二部分《形势》，是从哲理的角度来论证政治问题，可以说是《经言》部分的哲理论述；《权修》就是讲君主怎么能够建立自己的威权；《立政》就讲设官分职，怎么来行政；《乘马》是讲财政经济问题；《七法》重点是军事；《版法》是法律；《幼官》跟《幼官图》两篇其实内容是一样的，主要是用阴阳五行来安排农业生产、包括战争等等，什么时候该打仗，包括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旗、该用什么颜色，可以说是以四时五行理论来安排各种事情的综合性政论。所以《经言》这一组，从总纲、哲理、君主、设官、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到最后又来个总纲，又来个概论吧，这是一个自成一统的体系。所以多一篇太多，少一篇太少。《外言》部分，《五辅》可以说是对应《牧民》的一个总纲性的东西；《宙合》对应于《经言》的《形势》，也是讲哲理的；《枢言》也是讲君主的行政的一些关键问题的，有点对应《权修》；《八观》有点对应前面的《立政》；《兵法》有一点对应《经言》的《七法》；只不过《经言》部分法律的专篇只有一个《版法》，而到了《外言》变成了《法禁》《重令》《法法》三篇专门的法理论述。大致来说，《经言》内部它有个系统，《外言》内部有个系统，这两部分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论述。所以《外言》可以说是仅次于经典的论述，也就是经外之言。
《内言》什么意思呢？《内言》首先要注意的是这部分主要是采取齐桓公与管仲对答的文体形式，然后内容或者是记事，记载齐桓公管仲怎么来治理国家，怎么的把齐国变成一个强国，然后最后成为一匡天下的霸主。或者是围绕一些具体的、零星的事情，桓公与管仲两人之间一些没有什么条理性的对答、问答。所以一定要注意到《内言》这部分，它的文体主要是问答式的，内容是古代史官记事记言式的，而不像前面这两组全是论述体的论文。
讲到这里就需要讲到，先秦子书的编排体例。虽然学界也有很多研究，但是有一个问题好像还不见人说起过。我认为先秦子书的编排可能是有一个通例的，什么通例呢？我主要是根据出土的《孙子兵法》以及今存的《墨子》来推测。《孙子兵法》汉代有七十多篇，传世只有十三篇，山东临沂出土的汉代竹简本《孙子兵法》除了十三篇以外，这十三篇它有一个木牍把十三个篇名都列在一块的，说明这十三篇在汉代的时候，本来就是在一块的。而且根据它内容的重要性，很可能是放在全书第一部分的。但是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还有一些残简可以合并成数篇、多篇的，这多篇里面有些是属于对答式的杂论，文体是问答体的。有的是内容比较杂，但也是论述体的杂论。
今存《墨子》的前三十篇，每三篇各分上中下，它的内容大致是一样的，其实可能是后世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其实就是十篇，也就是论述墨子最主要的尚同、非命、天志、明鬼等十个最主要的概念。《墨子》这十篇，是《墨子》全书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内容。然后下面《耕柱》，这耕柱就是墨子学生的名字叫耕柱，用作篇名。《耕柱》那一篇，其实就是墨子跟他的学生耕柱的对答。你看它也是经典言论放在前面，后面是问答体的，然后再后面还有一些其它的杂论。根据今存的这个《墨子》以及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所出土的《孙子兵法》，还有马王堆汉墓帛书所出土的黄老帛书，李学勤先生认为它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四经》。《黄帝四经》第一篇经法，下面分很多章，都是论述体的；第二篇十大经，这十大经也有人认为这个“十大”其实是章名，后人误串在一块，其实篇名应该是“经”，下面也分很多章，多数是黄帝与谋臣的问答。后面还有两篇杂论。你看这三种书，加上我们这个《管子》，大概可以说明先秦子书的编排可能存在一个通例，就是首先把作者本人的著述、论述体的文章放在最前面。如果全书都不是他本人写的，那就仍然把一些最早的比较经典性的论述放到前面。然后第二部分是这个学派代表者，就这个某子跟他的学生之间的问答式的篇章。最后面是附带的杂论，这些杂论也可以给它分成两部分以上。比如说《墨子》，它除了一些杂论以外，还有一部分统称为《备城门》等篇。《墨子》最后有“备城门”等十多篇，是因为墨子是一个木匠出身，所以他有一些在古代称之为兵技巧的著作，其实简单讲是兵器制造等之类的方面。备城门以下的这十多篇，内容跟《墨子》其他篇谈论政治经济法律这些综合性的政论有点区别，专门讲兵器制造等问题，很独特，把它放在书中的哪个地方都不行，所以只好给它放到最后面。所以先秦子书这种首先是经典性的论述，然后是问答体，然后附以杂论，这个杂论里面可能还会有某一部分是很独特的杂论，这样的话又可以分成四部分，《墨子》大致可以这么去划分。
那么《管子》这八组里面，《内言》排在第三，其实也是符合这个通例的。只不过《管子》的组分得比其他诸子要更细一些，所以其他的书可能经典性的论述只有一部分，他这里等于除了《经言》的经典性论述以外，又多出一个仅次于经典，但是又比后面那些部分要更为重要一些的这种论述，给它作为《外言》，放在《经言》之后，《内言》之前。
《内言》后面一组是《短语》，“短语”这个组名起得很奇怪，为什么？《短语》这一组一共有十八篇，前面几篇确实很短，最后面几篇也比较短，但是中间有几篇很长，《君臣上》、《君臣下》，这都是很长的，特别是其中那篇《侈靡》，很著名的文章，提倡奢侈消费的，这是《管子》全书现存的七十六篇里面篇幅最长的一篇，但是它被放在《短语》里面。所以有学者就说“短语”这个组名起的莫名其妙，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其实这个组名，我很怀疑它是指的《短语》里面的这十八篇，每一篇都是相当于解释《经言》当中的某几句话、某一个短语，所以称之为“短语”。
比如说刚才说的《侈靡》，在《经言》的《乘马》里面有一句话，叫“俭则伤事”，就是太勤俭太节俭就不利于一些生产或者事业的发展，就像我们现在太吝啬太勤俭可能做不成事、办不成事。《侈靡》其实就是提倡奢侈的享受，通过这样来流通社会财富，富人多用钱穷人才能吃得饱。富人也不去搞声色犬马的这种奢侈享受，他也专门用自己的钱来聚集基本生活物资、囤积粮食，这样穷人就更没粮食吃了。富人通过他的奢侈消费，穷人通过给富人提供奢侈消费来解决温饱问题，它讲的是这么一种主张。所以《侈靡》篇这个长篇，全书最长的一篇，它的中心意思其实就相当于《经言》里面的“俭则伤事”这句话，所以就被放在短语了。
更明显的是《经言》部分有一篇叫《七法》，《七法》里面有这么几句话，他说“审于地图，谋十官日，量蓄积，齐勇士，遍知天下，审御机数”。第一句话叫“审于地图”，那《短语》的第一篇篇名叫《地图》，其实就是讲怎么地图的重要性，将领打仗以前一定要让人画地图，或者是要让人派间谍去了解地形，然后画成地图。画地图的时候，哪些该画到地图上去，地图上该画些什么项目，他都说的很清楚。《地图》这一篇，其实就是在诠释《七法》里面的“审于地图”这句话。《短语》的第二篇叫《参患》，“参患”什么意思？就是综合考虑各种战争的便利和不利的这种因素，其实就是《七法》里面的“量蓄积，齐勇士”，就是怎样考虑你这个国家的财政足不足够支持一场战争，对吧！这是“量蓄积”嘛，对吧！“齐勇士”就是你得看看自己国家的军队跟敌国的军队相比，军力是不是能够超过对方，这就是“参患”，就是考虑战争的危险，能不能打胜仗。《短语》的第三篇《制分》，是指打仗真正战士在疆场上对面拼刺刀，这个不重要，战争最重要的是整个战争这种最终战略性的一些思考，这也就是《七法》说的“遍知天下，审御机数”，一定要知道整个天下的这种大事，国家之间强弱，有道无道等等这种大的情况，这是属于《制分》的内容。所以整个《短语》的前三篇——《地图》《参患》《制分》，实际上就是分别诠释《七法》里面“审于地图”等几句话的，每篇分别对应于《七法》的一句或者两句话，那还不是短语吗？所以“短语”这两个字是很好解释的。
下面一组《区言》，有人说这个“区”可能是通“枢”字，因为《外言》有一篇篇名也叫“枢言”，命名的道理一样，也就是把“区言”理解成“枢要之言”。有些人说“区言”是指的区别于商韩法家，区别于秦晋法家。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个《区言》其实是区别于《外言》。为什么是说区别于《外言》，我下面会举个例子再来说说。
下面还有一组《管子解》。刚才说过《管子解》，就是《经言》里的四篇以及《区言》里面还有一篇《明法》的解释。一般认为，这是属于稷下学宫的讲义，大家都公认的就不用说了。最后一组《管子轻重》十九篇，相当于司马迁所说的《轻重》《九府》这两部分。在刘向校书的时候把这两部分都合成一部分了，称之为《管子轻重》。正像《墨子》里面的《备城门》以下诸篇，因为它们专门讲兵器制造等，跟前面这些政治经济等综合性的政论内容方面有点差距，所以就放在全书最后，其实并不一定就是全书当中最后写作的。学界往往因为《墨子》的《备城门》在书的最后，《管子轻重》也是在书的最后，就说是全书当中产生最晚、写作最晚的部分。我个人认为这两部分放在两书最末，跟它们是不是全书当中写作最晚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主要是因为前面那些部分，比如说《管子》前面这七组不管有多少篇，但是大致来说，都是在讨论怎么治理国家，怎么搞好政治经济，怎么打好仗，那个时代将相不分，都是一些政治家在领兵打仗，兵论往往并不是谈什么具体的战术，跟政论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也就是说，前面这七篇的内容，其实都没什么太大区别。只有《管子轻重》那是很独特的，专门讲经济问题，所以被放到最后。所以《管子》八组的这个区分是有实际意义的，不是跟有些人讲的毫无意义。而且这个八组之分，它跟成书先后是有点关系的。虽然不能完全拘泥，比如说把《轻重》说成是最后成书的，但是各组之间的先后顺序应该是有点讲究的。
我举一个例子可以来说明这个问题。《管子》的《外言》里面有一篇，它的篇名叫《法法》。这篇的中间部分有三段话，这里就不去念了，只念开头几句话，第一段话开头说：“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15]这几句话简单地说，你不用听的太仔细都能明白，最关键的其中是一个“势”字，就是“势力”的“势”。这段话下面，隔了一些字，大概有个四五百个字，后面就出现两小段用“一曰”引出的话，比如“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16]前面的第一段是讲人君之所以能够做君主，关键是因为他有势，要利用好他取得的势；后面两小段没有讲势，而是说这个人君之所以能做人君，不一定是他德行多高，只不过是他地位高贵，所以不要去讨论这个君主是不是最贤的，不要讨论君主的德行，只不过是因为君主有比较高的地位，所以我们去服从他。三者内容其实都是讲为什么君主要让臣民去服从他，似乎也没什么太大差别，但是最关键的就在于，第一段里面用到六个“势”字，后两小段“一曰”则没有用这个字。两小段“一曰”中，后者更短一些，只有一两百字，其实是前者最后几行的异文。同样的道理，前面这个“一曰”，其实是相当于第一段话的整个这五六百字的异文。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异文的现象，就需要作出解释。当然也有可能是很偶然的，就是同一个作者写了两三种本子，这当然也有可能，但毕竟不太合乎情理。更合理的解释，这三段话应该是不同时代人写的，也就是本来有一篇《法法》篇，但是后来有人把《法法》篇的这一段给改写了，而且还不止一种改写。问题是哪一个是原文，哪一个是后人改写的？后两小段“一曰”区别太小，看不出先后，但将其跟前一段相比较，它们的区别十分明显，先后关系是很清楚的，即“一曰”是原文，前面这段“势”论是改写的。为什么呢？因为《法法》篇中，这三段话的前面和后面，都有使用了“德行”、“贤”、“贤人”、“贤者”这样的词语，而没有出现这个“势”字，那么很显然，把“一曰”的内容放到中间去，上下文理是很顺的，意思是很通的。相反，如果把“一曰”给它拿掉不要，光把“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这一段放在中间的话，因为这一段很长的几百个字里面没有一个“贤”字，也没有“德行”这个词，等于把前后论述“贤”、“德行”的文字隔开了，所以文气就很不顺畅。这就说明，肯定是后面的“一曰”是原文，前面这段“势”论是后人加进去的。
汉代刘向校书的时候，其实得到三个本子，后面两个本子大体上是一样的，可以把它简单地看成一个版本系统，也就可以说主要是两个版本系统。刘向把有“势”论这一段的当作是原文，把两种“一曰”没有“势”有“贤”、“德行”的，当作两种异文，给它保存下来。刘向的取舍，似乎并不怎么高明，其实应该把有“贤”、“德行”的放到前面，把有“势”的一段作为“一曰”，那就更好了。但是我们得万分感谢刘向，感谢他当时没有把后两段扔掉，他把这两段作为“一曰”都保留下来，这就使得我们知道，《法法》这篇文章，其实是经后人改写过的。但是这种改写，如果只能看出它们本身的异同，那就没多大意思了，我们通过前后两段话的比较，再去查考《管子》其他部分，有一个惊喜的发现，什么发现呢？就是在《管子》的《经言》、《外言》、《内言》这三组里面的主要篇章基本上是没有法家意义上的“势”字的。当然《经言》有一个《形势》篇，有些地方也有“势”字。但是那个“势”跟法家所说的“势”，法家的所谓的“势”，是专指君主的权势，而且它是主张君主要能够善于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势，并且把这个权势给它扩大到极致，怎么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势，并跟法术结合起来，用以控制臣民。《经言》、《外言》、《内言》三个部分里面，它也有很多重视君主威权的内容，但是没有使用法家意义上独特的“势”这个概念。相反，经常讲“贤”、“德行”这些有点接近儒家的思想概念。而到了后面《区言》的部分，就发生一个逆转。在后面《区言》这部分里面，大谈特谈“势”。但是整个《区言》那五篇里面，没有用过一个“贤”字，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肯定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反映了先秦诸子思想发展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现象。
那么，这个现象应该怎么来作解释呢？其实很简单的一个解释嘛！稷下学者当中有一个叫做慎到，他是从赵国来到齐国稷下的，成为稷下先生，后来在湣王失败以后，他就又离开了齐国，去了楚国。所以慎到这个人是稷下先生之一，他应该是受到过齐国学术影响的。而他本人作为稷下先生之一，也应该会对稷下之学、对齐学产生一定的影响。慎到的学术思想，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慎到是法家的所谓“法”、“术”、“势”这三种理论中“势”论的代表者，就是这个慎到是善言势的，强调君主的权势；一是慎到“笑贤”，慎到他不重视贤，不提倡用贤。慎到写的《慎子》已经失传，但现在所存的少量佚文里面，也经常用嘲讽的口气来批评所谓的贤者。那么，我们再看《法法》篇里三段异文的思想区别，以及《区言》跟《外言》的思想区别，都是十分清楚的，一个是有“势”无“贤”，一个是有“贤”无“势”，这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特征，肯定是跟慎到有关的。
正是根据上述分析，我提出了一个说法，认为《区言》是区别于《外言》的。区别什么呢？《外言》是齐国本土学者比较早的作品，也就是说，《外言》里面的法家思想，其实是在齐国自己本土发展出来的。这种法家思想没有受到慎到的影响，所以它是讲“贤”不讲“势”的。慎到来到了齐国以后，正是受到了齐国的思想影响，并结合秦晋法家思想，才强调这个“势”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孟子有句话说“齐人好言势”，孟子既然说了这话，就说明“势”这个理论可能是跟齐国有独特关系的。但是孟子所谓“齐人好言势”，还不是指的法家独特的这个“势”，很可能是指兵家的那个“势”。我们知道，用兵打仗，特别强调气势，讲究一鼓作气。所以齐国的兵家，像《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里面都谈到这个“势”。这个孙子，是春秋末期人，当然要比慎子这些人都要早，是吧？所以孟子所谓“齐人好言势”，可能是指的像《孙子兵法》里面谈兵势的这个“势”字。但是不管怎么说，兵家谈势跟法家的势，它肯定也是有一些共同性的。除上面提到的“势”论一段外，在《外言》诸篇中，已经比《经言》更加强调君主的权威，但还很少使用法家意义上“势”的概念，却仍然十分强调“贤”，说明它们都是慎到来到齐国以前的稷下学者作品。慎到从赵国来到齐国，不但带来了更加刻薄寡恩的秦晋法家思想，还发现了齐国固有的“势”的概念，可以很好地为法家所用，于是把两者结合起来，发展出其独特的法家“势”论。这种理论成为齐法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到《区言》里，就是它受到慎到思想影响，因而极其强调“势”，而闭口不谈“贤”。在《区言》里面，一个“贤”都没有，而有很多个“势”字。
《法法》里面的两段“一曰”异文，跟全篇的主体内容，跟《外言》部分其他篇章的内容相一致，都是产生于同一时代的。比如“一曰”也有比较深厚的法家气息，但更加强调“令”这个概念，用了八次，而在《外言》里面另外有一篇叫《重令》，可以看出它们完全是同时代的思想。那么前面改掉的“势”论那一段呢？它只保留两个“令”，另外这六个“令”，被改写成几句带有“势”字的话来，一下子多出八个“势”字。其实稷下学宫中的法家学者，也是很强调君主权威的，这段文字把很多原来没有“势”的句子给改成有“势”的句子，大致意思也没什么太大差别，但是变成了明确的“势”论。因此，《区言》跟《外言》的关键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受到慎到的影响，有没有受到秦晋法家的影响。
由《外言》跟《区言》的差别，再来考虑《管子》整个这八组的编排。我认为《管子》里面这八组中有五组是可以代表它成书的五个阶段的，至少对说明其成书过程是很有帮助的。先看《内言》，我认为是指的“经内之言”，所谓“经内之言”，就是《经言》以内的论述，这个“内”是指它们与管仲本人的关系更近一些。《内言》虽然不是管仲自己写的文章，但直接地记述齐桓公和管仲的历史和言论，当然不一定是真实的记录，而是通过通过长期的口耳相传，到后来才被记述在简帛上，即书之于竹帛的。所以它们的成文年代，未必就一定要比《经言》早。其中有些篇章，说不定比《经言》晚。但是如果考虑到前面长期的口耳相传的过程，我们不妨把这部分内容看作是早于《经言》的。不管最终书之于竹帛是不是早于《经言》，这些内容最初产生的时间应该是早于《经言》的。《管子》书中把它们编在第三组，这是先秦子书的编排通例，但从创作过程来说，《内言》可以代表第一个阶段，这是全书的思想渊源。再看《经言》，顾名思义，经典之言，排在第一组，有人认为是管仲亲手写的。我赞同管仲没有亲自写书的说法，它们不是管仲自己写的，而认为是春秋末和战国早期学者通过研究管仲的历史和言论，比如《内言》之类的口头或书面材料，总结出来的管仲思想，勉强可以作为管仲思想的代表。既然《内言》是“经内之言”，那么第二组《外言》与之相对，显然是“经外之言”。它们成文要比《经言》稍晚一些，偏离管仲思想更远一些，但是比后面那些部分又要稍微重要一些，是最接近于《经言》的部分。第五组《区言》，上面说了是区别于《外言》，就是受到了秦晋法家的影响，是属于齐国稷下之学当中比较晚的一些作品。第七组《管子解》是最晚的，因为它是稷下学宫的讲义。
以上这五组，代表《管子》成书的五个阶段。然后剩下还有三组，前面已经说过，《轻重》这一部分，虽然放在全书最后，但是并不像前人说的，就一定是《管子》中最后成书的。我认为恰恰相反，《轻重》从思想上来说是《管子》全书当中出现时间比较早的一部分。我们勉强可以把它跟《经言》放在同一个时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解释，在根据口耳相传的桓管历史和言论来总结他们的历史经验，编纂《经言》部分论述体的综合性政论文章的同时，也围绕着轻重理论，创作了这一组文章。因为轻重理论很独特，只有管仲有类似观点，所以《轻重》其实是围绕着一个相对小的主题，做了一个综合的论述。它有可能是跟《经言》大致同时的，当然也可以略晚一点。
第四组《短语》，前面说过其实是对《经言》当中的个别语句，或者某一个独特的思想，比如说君臣问题、兵法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就是围绕一些片段的言语、片段的短语来加以诠释，给它发挥成一篇篇文章。第六组《杂篇》，与《短语》有点类似，也是因为内容庞杂而编为一组的。既然这两组是按内容特殊而编的，那么组内各篇就不一定是同时写的，也不能作为成书的两个阶段。
总之，《管子》分为八组，但只有五组可以代表其成书的五个阶段，另外三组的断代应该参照这五个阶段。但是每个阶段对应的具体年代坐标，很难确定，我以前只是笼统地采用春秋中后期、战国早期、战国早中期之际、战国中晚期之际、战国晚期这样的表述。有些疑古观念较重的学者会嫌前两个阶段定得年代太早，那也不妨往后再推一点。因为《管子》既然主要是稷下学宫的作品，那么在稷下学宫比较兴盛的时候可能会集中产生一些文章，所以整个成书过程不一定拉得太长。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其成书过程是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末期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内，但应该主要根据田齐时代的历史，做一些更加具体的推测。所以我现在认为，《内言》很可能是产生于春秋中期至田齐桓公时期，《经言》产生于田齐威王时期。因为威王实行改革，齐国就开始兴盛起来了，特别是在齐威王时期曾经让士大夫整理古《司马兵法》，并且把春秋末年司马穰苴的著作也附在古《司马兵法》的后面，所以有学者指出，既然齐威王曾经专门让大夫来给司马穰苴的兵法以及古《司马兵法》进行整理，那么司马穰苴只是春秋末年的一个司马，他的名气和管仲根本没法比，齐威王既然让大夫整理司马穰苴的兵法，那么也就完全有可能同时甚至更早整理管仲的史实言论，然后整理研究管仲的思想。[17]我觉得这是完全有道理的，把《经言》部分放到齐威王时代，这是完全合乎史实的。《外言》大致可能产生于齐宣王时代，《区言》可能产生于齐湣王时代，然后《管子解》产生于齐襄王和齐王建时代。特别是后面这一断代，可以解释另外一个事情，《盐铁论》里面曾经说，齐湣王奋二世之余烈，然后下面攻掠其他诸侯。我们看这说话的口气就可以立即想起来贾谊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然后下面也是削平诸侯，建立秦朝。从语气上看来，湣王跟秦始皇有点相近，但是后来因为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就是说齐湣王时候，各种学者都去劝谏，他不听，这些稷下大夫就全跑了。如荀卿，孙卿，也就是荀子跑到楚国去了，但后来又回来了。荀子后来回到齐国，到齐襄王的时候最为老师，这可以解释什么问题呢？我刚才说的《区言》部分的思想，已经受了秦晋法家的影响，跟秦晋法家没什么太大区别了，也是极言法术势，这个“势”字强调的很厉害，所以跟秦国的思想已经很接近了，甚至跟商鞅都很接近了，跟韩非都很接近了。所谓齐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很好地解释了《区言》这一部分的思想特征。《区言》这部分受到秦晋法家影响，比较残暴，而儒家色彩极少，这与齐湣王时代比较符合。这个湣王败了，后来齐襄王时期，孙卿最为老师，《管子解》成书于齐襄王齐王建时期，其中的法家思想也有所发展，但是一个更引人注意的现象，在《管子解》部分，儒家思想也有很明显的回潮。我刚才说的，在《区言》部分已经不言“贤”了，而到了《管子解》里面，又经常地谈论什么礼义廉耻、贤者、智者、信者、圣者，什么礼义、德义，什么明主、贤人等等。像这类各式各样的贤者，各式各样的儒家概念，在《管子解》里面大量出现。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到了齐襄王时候，孙卿最为老师，所以儒家思想有所恢复，或者回潮。所以我觉得，这个五段论对于解释一些历史现象、思想实际，都是很有帮助的。
三、从《管子》看齐学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从《管子》来看齐学。
齐学这个概念，其实是有多重含义的。最狭义地来说，齐学本来是一个经学上的概念。因为我们打开《汉书·艺文志》，你看《汉书·艺文志》在著录古代经书的时候，《诗》分齐、鲁、韩，《论语》分齐、鲁，有齐诗、有齐论，还有《春秋》三传里面谷梁学是属于鲁学的，而汉代最盛行的公羊学是属于齐学的。所以齐学本来是汉代经学当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齐国人研治儒家经书的这么一种学术，这是最狭义的。
广义的齐学首先是指先秦齐学。台湾有个学者，叫林丽娥，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先秦齐学考》。她所说的先秦齐学就是指一切在秦朝灭亡以前，也就是从太公建国公元前11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前221年齐国被秦统一，整个800年时间之内齐国大地上所产生的一切学术都可以纳入齐学的范围，这是广义的齐学，就是先秦齐地之学。林丽娥还具体地考证了齐国现在可以考证出来有名字的学者一共87个人。这87个人，其中有37种著作。这些著作，以子学为最多。这个概念——先秦齐地之学，当然包括各种齐国的学术，但是最主要的是诸子之学。因为先秦诸子里面的很多人物，什么孔子、孟子，刚才说的慎子、荀子这些人，都来过齐国，多数都在稷下学宫讲过学。所以广义的齐学，更主要的是一个子学的概念，跟前面的经学概念是相对而言的。
当然这两种齐学又是可以相通的，为什么呢？因为所谓汉代经学当中的齐学，其实主要是受到战国时邹衍的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所以汉代经学当中的齐学，是带有一定的阴阳家学派的这种特色的。而阴阳家学派的邹衍，当然也是属于先秦齐学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先秦齐国的诸子之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反映在我们刚才讲的《管子》这本书里面，《管子》这书里面有《四时》《五行》《幼官》《轻重己》，它们都是带有阴阳五行色彩的，都是先秦齐学阴阳五行说的主要代表。所以狭义的概念跟广义的概念其实可以相通的。
另外，齐学还有一个更加广义的用法，现在有些人写文章，把历代只要是山东大地上的学术都称之为齐学，历代齐学。这个概念太大，太笼统了，跟我们今天要讲的齐学没什么关系，就不去讲它了。我们今天主要讲《管子》，并从《管子》的角度来看齐学。怎么来看齐学？汉代经学的概念，这里也不去说它。那么从诸子学的角度来说，所谓的齐学这个概念，其实它主要是相对于鲁学、秦晋之学的，是相对而言的一个名词概念。
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统一性，又有地域性。因为中国强调大一统，所以中国从战国就强调夏商周这种统一的朝代，其实那个时代未必有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统一的厉害。我个人认为，这个地域的影响，还是不如时间的影响。随着先民之间交往的扩大，往往同一个时代它会有一些那个时代人独有的一些思想，所以这个特有的思想，同一个时代的统一性是不容忽视的，甚至是占主流的。比如刚才说的法家，在慎到没到齐国以前，其实齐国的法家也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了，出现了《外言》这样很多的论述，这都是因为他们时代相同，面临的时代课题是一样的，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也是很近似的。但是毕竟由于中国的地域辽阔，各地的气候、土壤或者各种条件都不太一样，相互之间的交通不便，来往不太容易，中国古代的这种地域性，文化的地域性区别也是很大的。所以中国古人很强调这种地域的差别。古人像唐代，特别讲究关东、关西、江南这三个不同地域的文化区别，说了很多。近代梁启超曾经有中国南北两种文化之说，蒙文通把中国文化分为齐鲁、秦晋、荆楚这三支。这种说法，比较强调地域，相近的给它进行一下合并，也是有它道理的。但是如果要去对应诸子的话，其实中国文化，以分成四个文化区域最为合适，这就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学；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可以说是秦晋之学；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楚学，可以说是道家；然后就是我们齐学。刚才三个都是很简单，鲁学就是儒学，是孔孟儒学，晋是法家，楚是道家，都对应得很明确，但是齐国就不太好办，齐国用个什么称呼它呢？
如果用《管子》这部书代表的话，《管子》在汉代是被归入道家的。但是到了《隋书·经籍志》里面，更早可能在三国时代就已经被看作法家之书了。但是如果说齐学是法家的话，简单称之为法家，就没法跟秦晋法家相区别，所以可能还是像汉人一样的仍然称之为黄老道家更恰当一些。因为黄老道家，它是一个善于吸收，虽然道家在《汉书·艺文志》的小序里面并没有说它“兼儒墨合名法”这样的说法，但是其实我们看马王堆帛书出土的《黄帝四经》，通过《黄帝四经》来总结黄老道家的这种学术特点，它确实有点接近《汉书·艺文志》讲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的这种特点。所以用黄老道家这个概念来解释齐学，可能是相对比较妥当的。
我们说可以用黄老道家解释齐学，还有一个原因是齐国近海，自古多神仙方士，所以是阴阳家的一个大本营，这一点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这本书有很好的研究，讲战国时候齐国的方士怎么来影响于秦汉时期的政治。这种阴阳家以及方士跟后世这个道教，也是有着很多渊源关系的。道家，黄老道家，跟后世的道教，也是有很多渊源关系的。所以我们把《管子》视之为黄老道家，可以用它来代表整个齐学。如果要给它归类，我觉得应该还是归入道家。而且这个道家是受到了阴阳家、法家、墨家、名家、法家影响，相互交融在一起的这种黄老道家。但是它跟杂家的区别就在于杂家是无所主的，而齐国的黄老道家还是有所主的，即主于这个道家。这是用汉代诸子百家的概念来讲齐学的特点，我认为《管子》和齐学还是离黄老道家更近一些。
但是齐学最本质的特征，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直接给它称之为霸，一个字就是“霸”，两个字就是“霸道”，四个字就是“霸王之道”。大家都知道《孟子》里面讲过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说是齐宣王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而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齐宣王和孟子的这段关于齐桓、晋文的评论对话，其实是一个反映王霸——齐国的霸道和鲁国的王道——根本对立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段对话。齐桓公、晋文公当然是霸道的典型，所以齐宣王一上来就问孟子怎么来看待齐桓公、晋文公，其实就是一种自豪嘛！他其实是向孟子挑战，我们齐国出过齐桓公这样伟大的霸主，你们鲁国有什么呢？而孟子一开口就把齐人的历史记载说成“齐东野人之说”，然后说是“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也就是看不起齐桓公的这种霸政，他不理齐宣王那一套，仍然向他讲述王天下之道，然后要让他必须得这么做才能成为贤王。而齐宣王最后也还是说，他还是要强调我这个不行，我是比较昏庸，“不能近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意思是说我做不到你说的这个贤王，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到霸主就行了。当然《孟子》里面讲的，表面上看齐宣王被孟子给驳得不好意思，驳倒了，只好自称又贪财又好色的，是一个贪财好色之徒，所以实行不了王道。实际上，仔细体味齐宣王最后的话：“舍女学而从我”，齐宣王让孟子舍弃自己的王道来听从自己的霸道，当然孟子是不可能舍弃王道的。这个叙事当中，以孟子的口气说出来的，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带有孟子的个人情绪化的。其实齐宣王自称贪财好色，就是宁愿自侮也不愿意去行王道，这表明了齐宣王对于霸道的自信和坚守。他就认为齐国从齐桓公、管仲传下的这一套霸政，才是治理国家最好的招数。所以根本原因在于齐宣王对于齐国传统的霸政是有自信的。
我们打开《管子》这本书，可以说《管子》这本书里面到处都是讲霸道的，最著名的就是《区言》组有一篇《霸言》，这篇文章通篇都在讲霸政。我们现在的语境下，霸权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不好的东西。其实我们知道，孔子对于管仲，虽然批评他不知礼、不懂礼，但是对于管子建立的功业，那是评价相当高的。“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可见孔子对桓管的霸政，应该来说也是抱着基本肯定态度。但是到了孟子，他对霸是很看不起的，说王者是“以德行仁”，而霸者是“以力假仁”；王者是衷心的、心悦诚服的行仁，而霸者是假装行仁。在孟子这里，王道跟霸道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统一中国的策略。而在《管子》里面，霸道其实并不是跟王道对立的，而是服从于王道的一种治理国家的策略。服从于什么呢？其实就是服从于周文化，服从于周德。所以你看《霸言》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说“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18]等等，下面就不去念了。其中有“创制天下”四个字，看到这句话，就令我们想起晋文公的时候，晋文公的势力很强大，有一次他到周襄王那里去，他立功了嘛！周襄王要赏赐给他地，晋文公说这个地不要，他就请求自己死了以后，周襄王能够允许他有王者的这种丧礼来发丧，或者把坟墓造的跟周王的坟墓差不多大。周襄王就说了一段话，他说你如果有能力，你自己去“创制天下”，你不行的话，那你还得服从制度。意思就是说你有能耐你把我这个王位夺走，没有能耐，你就得服从于周代的这种政治体制。其实晋文公时候的霸道，已经有点走样了。齐桓公时候的霸道，是真正的霸道，那是不灭同姓之国。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尊王攘夷”，就是“存亡继绝”。
什么叫“尊王攘夷”、“存亡继绝”呢？尊从周天子，然后率领中原诸侯国去打败周边其他民族的进攻，统而言之叫“攘夷”，分而言之东方是夷人，北方是狄人，西方是戎人，南方是蛮人。所谓“存亡继绝”，就是有些诸侯国传不下去或者是被异族给灭了，齐桓公把他们的民众迁到自己境内，然后给他一座城、一块地，让他整个，古代小国家可能也就几千人嘛！几百人、几千人的，你就住在这个地方，这叫“存亡国，继绝世”。这本来是周天子的义务，但是因为周天子势力衰落了，礼崩乐坏，所以齐桓公其实是担负起了周天子的义务，维持当时的诸侯国之间的秩序，维持当时的天下秩序。
由此可以看出霸道的本质和齐学的特征。198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很多学者写文章，都是强调《管子》这本书或者管仲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管子·小匡》里记载“叁其国而伍其鄙”，叁国伍鄙不就是改革内政嘛！当时强调改革，那么改革就强调变，直到现在很多学者也都强调齐文化的求新、变革。我觉得，齐国的霸道或者《管子》这本书里面反映出来的齐学的特点，其实是有一个核心，它是推行霸政，不轻易去争王，它是在服从于、遵从于周文化、周天子的前提之下，再来进行一些具体的改革或者变化。它首先是尊重旧有的文化传统，维护现有的政治体制的，这是《管子》和齐学最基本的特征，是它区别于秦晋法家的地方。
《管子》和齐学区别于儒家和鲁学的地方，则在于孔孟一味标榜王道，有点脱离现实，而《管子》和齐学是尊重王道，立足霸道，更适应现实一些。《管子轻重》诸篇有这么几句话，它说：“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与“天子之制”不同（《事语》），“霸国守分”与“王国守始”不同（《乘马数》）。这个“守分”、“守始”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王国守始”，就是一个王国承平，没什么战争，比较和平的时代，王国的时代，那么不用管太多，只要管好开始的环节就可以了，也就是从发展生产做起就行了。但是霸国不行，霸国除了发展生产以外还要注意，我们现在叫做二次分配？什么叫“守分”？可以简单地说，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二次分配，还要注意怎么分配财富问题。所以说“王者不夺民时”就可以了，但是霸者一定要采用“高下之策”（《匡乘马》），也就是采用控制市场、掌握物价，通过物价的变化来控制市场，通过经济手段来控制臣民，然后才能富国强兵。可见《轻重》诸篇里面，它是自己公然地承认我就是霸国之策，我不是王国之政。用这种口气说话应该是比较早的，它不可能是战国中期，孟子的这种王霸理论通行以后不可能再用这种口气，自居霸道而又推崇王道。你看商鞅去游说秦王的时候，他讲的全是霸道，甚至比霸道还要霸道，但是他必定要拉上先王来，说什么先王也是这么做的。
齐学的霸道主张通过经济手段来控制臣民，其实从全书开头几句话就能看出来。霸道有什么好处呢？推行霸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么如何把整个国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呢？《轻重甲》里有几句话，就是：“今为国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9]这几句话大家听着肯定有点耳熟，我这里引的是《轻重甲》，但《管子》第一篇《牧民》开门见山就是这几句话，就第一句有点不一样，后面基本上一样的。汉代的时候，贾谊、司马迁等大概十来个人都引用过这段话，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只引后面十四个字，也就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十四个字。司马迁在引用了以后，还特地加一句，说是“人富则仁义附焉”，就是人只要富了以后自然就会讲仁义的。后世这几句话也是广为大家引用，都把它作为管子重视富民的代表。其实我觉得这几句话，得通过《国蓄》篇的说法来理解它。《国蓄》说：“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20]简单地说，就是说人都得吃粮食，都得用钱，而粮食要用钱来流通。所以它主张国家或者君主通过金钱把粮食给控制起来，这样民众离不开国家和君主，国家和君主让你贫就贫，让你富就富，让你吃得饱就吃得饱，让你饿肚子就饿肚子，这样一来的话，民众谁敢不听君主、不听国家的话呢？可见，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是说国家的国库充实，它可以通过国库里的财富来在民众间分配，这样一来，各个阶层的臣民根据他不同层次、不同地位得到国家的财富，通过这样的办法，君主掌握国家命脉，控制臣民。所以霸政跟王政的区别，我觉得颇有一点像现代西方经济学界所谓的自由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区别。王政相当于自由主义，所以你看孟子讲的经济理想就是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这样的话，老百姓自然而然就自己会生产，把小日子过得很好，用不着你国家去多加干涉。而《管子》是主张国家干涉的，要国家来控制整个的生产、消费、流通各个环节。大致来说，我们可以说王道其实就是自由主义，也可以说是理想主义，治理国家很简单，老百姓自己会拚命生产的，只要国家政策好，他们自己就能富起来的。而霸道其实是一种干涉主义，也可以说一种实用主义。
那到底是王道对还是霸道对呢？从根本上，当然儒家的王道是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的需要的。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时期，特别是面临着国际竞争的时候，霸道是更加实用的。所以它们各自适应不同的时代需要，没有什么高下之分。《管子》讲霸道，跟秦晋法家商鞅、韩非等人的那种霸道，是有很大不同的。它的这个霸王比较接近于齐桓公和管仲的本意，是指的服从于王政的霸道，是在服从于周文化大前提之下，再来做一些具体的政策层面的变革。而秦晋法家，商鞅、韩非后来这个霸道，其实是一个跟王道相对立的。因为儒家强调用王道去统一中国，那么他们就希望用霸道去统一中国，不也是王嘛！所以韩非子的所谓霸王，其实是用霸这种方式去成就统一中国，这是不一样的。
正因为如此，在《管子》里面还有很多带有儒家气息的或者带有其他一些学派的说法。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强调的治理国家的两大理念，一个是以人为本，一个是依法治国，这两个理念都是出自于《管子》这本书的。所以以《管子》为代表的齐学，继承了从太公、从齐桓公和管仲以来的这种比较实用主义、接近实用主义的治国方略，能够采取以人为本的治国方式。“以人为本”这句话也是出自于刚才说的《霸言》，我刚才那段话里没念它，“依法治国”是出自于《明法》。《管子》的依法治国有很多经典性的论述都是很好的，比如说《明法解》里面有一段话，它说：“明主者，有法度之制，则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21]主要就两句话吧，“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也就是说老百姓敢于拿着法律去跟官吏抗拒，下级官员敢于拿着法律去跟上级法院去较真，这样的社会就比较好治理。“民知事吏之无益，故财货不行于吏”，因为老百姓或者下级官员知道，你去讨好官员，或者讨好更上一级的官员对自己并没什么好处，那这样的话，财货就不会从老百姓手里流到官员的手里，或者从低级官员那里流到更大的官员手里，这自然就不会出现贪官污吏。“民以法与吏相距”这种提法，跟秦晋法家后来主张“以吏为师”，显然有着很大的差距。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齐国的这套齐学，其实是从儒家，我们知道战国的思想史，其实就是从儒家的孔子或者是孔子的儒家，发展到战国末的韩非子的法家，中间其他这些思想家其实就是他们中间的过渡。所以以《管子》为代表的齐学，其实就是从孔子到韩非中间的这么一个过渡，它的思想是由于齐国本来就有兼收并蓄的传统，在齐太公初到齐国的时候就能够既接受周文化，然后又采用一些东夷的习俗，已经有了兼收并蓄的传统。在《管子》这部书里面，可以说战国各家各派的思想在这里面都能够有所反映。这说明齐学是一个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很大的创新性，但是同时又有一个服从于王道的霸政、霸道，这么一个中心的思想，是一个相对来说在战国思想界别具特色也有很高水平的一种学术体系。
既然齐学这么厉害，为什么后来失败了，打不过秦国？都说秦国落后，这玩意其实很容易解释嘛！就像土匪跟老百姓，好人跟坏人打架，坏人狠的厉害，他就容易取胜嘛！但是这种取胜，它不能持久，所以秦国最后能够统一中国并不能说明秦国的那套东西就真是符合人类的需要，它只不过是暂时取胜，最终二世而亡，很快就失败了。到了汉代的时候，治理国家还得重新采用齐鲁的这一套，特别是齐学。汉宣帝所谓的汉代本来就是以霸王道杂之。什么叫以霸王道杂之？这个以霸王道杂之就是齐学嘛！它奉王道为更高的一种理想，但是它更加注重于立足现实，更加强调霸道，更加自居于霸道，它不去夸夸其谈的追求王道。可能是齐学的一个，我觉得是最早的优点，比较脚踏实地。今天我的这个讲解还不够全面，特别是对于齐学这个问题。我不是山东人，也没有在山东生活过，对山东的历史人文体悟不是太深，大家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去了解。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①]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93-494页。
[②]（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36页。
[③] 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页。
[④] 郭沫若：《宋鈃尹文遗著考》，《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第551-552页。
[⑤]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36页。
[⑥]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60页。
[⑦]（明）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页。
[⑧]（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20页；卷四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63—668页。
[⑨]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⑩]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管子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页。
[1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8页；《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四《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页。
[12]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30页。
[13] 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页。
[14]（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7页。
[15]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5页。
[16]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8页。
[17] 王阁森、唐致卿：《齐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6页。
[18]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63页。
[19]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32页。
[20]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59页。
[21]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