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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去世时，长子姬诵（周成王）年纪还小，《史记》中说他还在“襁褓之中”，《礼记》中说他“幼弱”，由于当时天下未定，局势变幻莫测，周公旦“恐诸侯叛周”，于是行摄政之事。在儒家叙事中，天子幼小、局面复杂、周公摄政，就形成了一个合理的因果逻辑关系，由此说明周公并非贪权，而是为国负重前行，不得已而摄政。 综合《史记》与《礼记》的记载，当时姬诵年龄应该在5岁左右，还没有正常行为能力，周公摄政自然说得过去。不过，这种说法有一个明显漏洞：周文王死后十一年武王伐纣，说明姬诵在他死后才出生，那么周文王为何传位给没有子嗣的姬发？ 其实，从战国竹简、西周禽簋等文献来看，当时姬诵年龄或许不大，但绝非《史记》记载的“襁褓之中”那么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姬诵年龄的判断，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武王遗言传位周公的谜团。 本世纪初，清华大学获赠一批战国竹简，其中一篇文章叫《系年》，记载了诸多周代重大事件，不少内容在填补历史空白之余，也推翻了史书记载，比如姬诵的年龄问题。
无独有偶，古人挖出的西周禽簋，其铭文也记载了周成王亲征伐商：“王伐盖（奄）侯，周公谋，禽祝（祈祷），禽有振祝，王赐金百鋢，禽用作尊彞。”显然，其中的“王”只可能是周成王姬诵，而不是周公旦。 武王伐纣后，让殷人在朝歌自治，管理者是纣王之子武庚，但派了三弟管叔等三人监视殷人，防止他们造反。武王去世后，不满于周公摄政，管叔认为兄终弟及，要摄政的话也应该轮到他，于是与武庚勾结造反，史称“三监之乱”或“武庚之乱”。 在这种情况下，周王朝出兵平叛，史书记载的是“周公东征”，但《系年》与《禽簋》记载的却是“成王践伐商邑”、“成王伐商盖”，周成王亲征讨伐商人残余势力。
《尚书大传》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武王去世一到两年后周公东征，因此以史书记载来看，周成王姬诵的年龄依然还小。 但在3000年前，当时交通条件非常恶劣，又处于激烈的战争状态，周公旦让年幼的姬诵长途跋涉亲征，可能不是给他送功劳，而是要谋杀姬诵。然而根据史书对周公的描述，他又不可能谋杀姬诵。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姬诵年龄已经不小了，应该已经成年，乃至已有20余岁，所以才会长途跋涉的亲征。 其实，以周武王的年龄来看，姬诵在20岁左右比较符合常理。南北朝陶景弘在《真诰》中引《竹书纪年》说“武王年四十五”，这是最早的、最合理的周武王年龄记载。三监之乱时，如果姬诵还是幼童的话，那么周武王就是在40岁之后连生五个儿子，之前只有一个女儿；如果姬诵年龄有20余岁，那么周武王在25岁左右时生下姬诵，之后又生了四个儿子.......显然，后一种更符合常理。
如果姬诵年龄较大的话，自然就有一定处理政务的能力，需要辅政大臣而不是摄政大臣，这就与周公摄政的根本原因相悖。由此推断的话，可以得到很多阴谋论，首当其冲的是周公旦野心勃勃，通过阴谋诡计把侄子给架空了。 但古今史书对周公摄政一致赞扬，姬诵对周公也是非常尊敬，因此周公似乎并非政治野心家。既然如此，在姬诵年龄并不小的情况下，周公旦为何会摄政、且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呢？其实，周武王去世时传位的不是姬诵，而是周公旦。
周武王考虑到局势复杂，姬诵年纪还轻，难以把控局面，于是传位给了周公旦，“兄弟相后”就是这个意思。由于有周武王的遗命，所以姜子牙、召公奭等政治强人都没有反对周公旦，否则无论周公摄政的理由多么高尚，估计其他政治强人都不会愿意周公大权独揽。 可见，周公极有可能已经称王，只是在七年之后又传给了姬诵。可能为了维护嫡长子继承制的礼制，以及为了突出周公的伟大人格，于是后世将周公称王的七年描述成了“周公摄政”。当然，也可能周公并未接受王位，而是让给了姬诵，自己选择了“摄政”。
总而言之，尽管无法确认姬诵的真实年龄，但考古文献基本可以推翻《史记》中“襁褓之中”、《礼记》中“幼弱”的结论。 至于史书中将姬诵年龄描述成幼童的原因，笔者认为与儒家叙事中的周公地位有关。因为周公是儒家圣人，臣子的楷模与典范，不能有污点的圣人，而摄政总归存在架空帝王之嫌，为了给周公摄政寻找合乎逻辑的理由，于是就让姬诵年龄变小，变成了周公不得已而摄政。 至于儒家不承认武王所说的“兄弟相后”，原因在于兄终弟及破坏了周礼，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的传承体系，对儒家思想体系破坏更大，因此儒家两害相权取其轻，就只能承认周公摄政。 参考资料：《史记》、《尚书》、《清华简·系年》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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