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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给排水专科学校是一所“短命”的学校，1960年开办，翌年就撤销了，然而她却是我人生路上的重要“驿站"。18岁那年，我因家贫辍学在外打工，抓住一个偶然机会，瞒着家里偷偷报考了这所学校。这关键的一步，不仅使学业得以继续，还彻底改变了命运甚至影响了一生。
1961年夏，在武汉给排水专科学校时期，班团支部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团日活动 1959年夏，我从武汉市第五中学毕业即将初升高，班主任崔老师知我家境不好，要我报考武汉一师，父亲也同意，因为读师范可解决食宿，结果却被一中录取。怎会是这样？崔老师笑答，一中是市重点，你考得太好了。父亲得知后很不高兴，说家里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哪有钱给你交学费！再说，你三年读完了还是得做工（不如现在就去做）。我知道再说啥也没用，便失学了。 那年月日子难过的人家很多，我们家更是难上加难。父亲在江汉钉丝绳厂当工人，挣四十几块钱，这是一家六口唯一的经济来源；住的是“河南棚子"（精武路一带河南人聚居贫民窟的代称）一间四壁透风的小破芦席房（月租11元），吃的是最低价九分七一斤的糙米（注：俗称97米，还有略高的108），没钱买菜就去菜场捡菜叶，有病了也不敢去医院；月末关饷先付房租，剩下的钱不足维持半月，常常是东扯西拉借钱度日，一旦生借无门就要断炊。一天清晨，母亲被人带去了新华路派出所，原因是她趁天不亮，在解放大道旁边的花坛里偷挖别人种的白菜，正巧被路过的管段民警撞见。民警问明情况发了恻隐之心，批评几句便放她回来了。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迫使我尽快出去找事做。 一无所长，求职无门，打零工是唯一选择。先是在父亲厂里当挑夫和拉板车送货，间或在建筑工地做小工搬砖筛砂和灰；后经一位好心人介绍到武汉医学院水电室做电工。电工是个技术活，可我什么都不会，按理只能当学徒。富有同情心的电工班长周师傅说，学徒月薪18元（第二年20元，第三年22元），临时工一天一块二角八，他家太困难，还是做临时工吧！干一两年等技术学出来了直接定级；当然，对临时工的劳动要求与学徒是不一样的。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凛冽天寒地冻的日子，身体瘦弱衣着单薄的我爬上两米高的架梯，用钢钎铁锤凿墙打洞穿线，震的手掌发麻虎口开裂疼的钻心……虽然苦累，但一个月下来能挣三四十块钱，除了养活自己，还能给家里“上交”一二十块，父亲的笑容明显地多了起来。 可我不甘现状，一心只想读书，我要从“书”中找到一条更好的生路。但“书”在哪里路在何方？我一度陷于茫然、彷徨、苦闷之中。真是苍天有眼，不久机会来了。 一天下班走到航空路口，街头电线杆上的一则小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份蜡纸刻印的《招生简章》，初览怦然心动，再看心潮难平。国家城建总局给排水设计院中南分院（今“中南市政院"前身）开办的武汉给排水专科学校，在中南地区招考200人（大中专各两个班各100人），学制二年，提供助学金，毕业后在该院从事技术工作。这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不正是我一直在苦苦等待寻求的机会吗？！当晚辗转反侧半夜难眠，第二天上班心神不定无精打彩，心里就像开了锅。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我决定报考一搏，但绝不能让父亲知道，否则不但受阻还要挨骂。好在报名和考试是两个星期日，我可不动声色地暗中进行，只是没时间复习备考。 考场设在渣甸路中南分院礼堂，语数两门一个上午时间。那天，我百感交集心怀忐忑走进考场，提起笔来分外沉重，意识到这是决定我人生走向的关键时刻，成败在此一举，于是聚精会神集中心力做题。不知是考题简单还是我功底犹可，没太费劲就顺利做完交卷了。此后十多天，我若无其事地照常上班，直到这天回家进门觉得父亲神色有些异样，好半天他才冒出一句：读书之心硬是不死！随之把一封信递给我，抽出一看，“录取通知书”几个大字跃然眼前，我心里一阵狂喜，这才一五一十地道出原委。父亲听罢长长地叹了口气，不无爱怜地说，好在只有两年，你去读吧！
入学后才知道，中南分院兴办武汉给排水专科学校，乃全国首创，因此获得建筑工程部支持拨专款10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2个亿）；在中南六省招生200人，竟有上千人报考，能够考上也属不易，我为自己庆幸；作为事业机关办学，虽然条件有限，但也有它的独特优势——由出类拔萃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担任教师，教学紧密结合实践。我们班是个让人感到温馨的小集体，同学不论来自城市还是农村，大家都很团结友爱，团支部工作也很活跃，不时到中山公园开展主题团日活动。 很多时候，个人的际遇和命运是与时局相关联的。转眼到了1961年即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国家实施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八字方针，武汉给排水专科学校被“调整”撤销。城市户口学生转入武汉城建学院继续学习皆大欢喜；农村来的学生则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有的愤然离校，有的流连不舍，有的洒泪而别。于是我走进了武汉城建学院校园。如同在给排水专科学校一样，由于格外珍惜学习刻苦，成绩在班上一直居于前列。
1963年2月完成学业统一分配工作，离别前夕在母校武汉城建学院大门口留影，左为作者 在学校做完毕业设计，在湖南常德建工601矿完成毕业实习之后，1963年春花烂漫时节，我在武昌乘上北去的列车，经首都北京而后出山海关来到辽宁抚顺，成为“我为祖国献石油”百万大军中的光荣一员。此后20多年间，我从基层（施工队）干到高层（国家石油部），从国内干到国外（改革开放初期“走出去”到中东工作）；80年代中期调回家乡武汉后又工作了近30年，为祖国石油工业和武汉城市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1960年18岁时跨出的那关键一步，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切。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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