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旮旮角角贵州史丨张景旭劝老百姓少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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旮旮角角贵州史丨张景旭劝老百姓少打官司

清光绪十五年(1889),四川举人丁治棠京城会试,受了风寒,牙疼以致脸肿,“时几时榻,坐卧莫安”,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憎”。没有几天就要参加“大挑”,这可是只看外貌决定仕途的大事。这时,同乡莫道生对他说:“贵州张子初,为己卯大同年,善岐黄。”“岐黄”即黄帝和岐伯,传说是中医的始祖。

第二天,丁治棠连忙去贵州会馆请张子初视病。一见面,发现是一位“翩翩少年”。“伊父同知衔,候补四川,有能名。伊为少公子,不蹈骄淫习,大雅稳重,工书法,留心长桑术,亦奇士也。”果然,服张子初所开方药后,“痛立止,如解水火厄,命回呼吸,称道良医不置。”第二天,发现鼻涕有些血痕,莫道生又说,他曾经得了鼻衄症,也是服张景旭的药方后即愈。丁治棠“从其言,一剂血止”。后大挑获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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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善岐黄”的“少公子”即张景旭,字子初,贵州镇远人。丁治棠是光绪五年(1879)己卯举人,与张为大同年,因张亦是己卯中举,与赵以炯、赵以炳、何金龄同科,《题名录》排名第三。张景旭起步虽早,不过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这年会试,才中二甲第六十一名进士,而丁治棠落第。

这一科贵州共中十人,二甲三甲各五人。

会试中式的二甲三甲的进士们还要进行一次朝考,排名靠前者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贵州程棫林、景方昶、邓维琪、孔繁昌选翰林院庶吉士;排名靠后者,则由吏部安排归班铨选,张景旭与陈三立、丘逢甲等同奉谕旨:“俱作分部学习”。汉进士以额外主事分部学习者,皆以三年为期。期满后经过堂官的认可后,即可委任主事等职。还有一部分会外放为知县。

赵以炯长兄赵以焕也在这一科中式,但是覆试时,被列入四等罚停殿试一科。所以到第二年,即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再参加殿试,中二甲二十三名,赐进士出身。

同科程棫林,字小山,号邵珊 。思南人。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光绪十九年(1893),任甘肃省乡试正考官。官至侍读,辛亥鼎革后曾任《德宗(光绪)实录》帮总纂官。著有《說文通例 》十卷,遵循徐锴指事学说研究的观点。明黄道周《赤壁泛舟图》有陆润庠、袁励准、陈宝琛、朱益藩等十三人题跋,其中便有程棫林。多隆阿《毛诗多识》遗稿散佚,经程棫林、刘承干两度订正,厘定为六卷,亦有程棫林按语。

景方昶,字旭初,号明久。兴义人。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湖南辰州府知府。著有《知所贵斋札记》五卷、《金五京考》。慈禧七十大寿时,第一批派出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省乡试的主考、副主考是: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方昶、钱能训、骆成骧,将这八人的名字连缀起来,刚好成了“明年吉庆,寿景能成”,所谓大吉大利。1923年他和王国维、温肃、杨钟羲一道奉谕入值清逊帝溥仪南书房。

孔繁昌,字仲光。贵筑人。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山西临县知县。后以事罢。

邓维琪(1855-1928),字华溪。贵筑人。选翰林院庶吉士,翁同龢“夙赏其才调”。散馆出为四川富顺知县,迁邛州知州,过班道员。辛亥后,易名潜,流寓成都。著有《牟珠词》一卷。

贵筑文明钦,字静川。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据其孙女、萧乾夫人文洁若撰文说,文明钦曾在广西灵川、藤县,山西潞城、广灵、右玉等县担任过知县,“因守藤(县)有功,安民一方,而被授予中宪大夫四品衔”。辛亥革命后寓居北平,1916年病逝。

修文徐培光,字葆常。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曾官湖北蕲水知县。

贵筑张正基,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曾官湖南攸县知县。

贵筑黄士廉,又名黄公廉,字伯让,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

石阡周文澜,以对策不合式,归部铨选,改授黎平府教授。

张景旭一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882)六月才外放署四川南部县知县。十月任南部县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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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县城池图

同治年间,南部县知县承绶就有关于“禁止教唆,以清讼源”的告示:“民间控案,多由讼棍而起。每遇雀鼠细故,本人原不欲告,讼师闻风闯入,辄以不干己事,搬弄是非,挑唆兴讼,希图酒食,需索银钱。迨至构衅,已成乡曲,愚民因此倾家破产。”

承绶的告示,引起了张景旭的重视。当时,南部县大旱,官方组织祈雨仪式没有收到效果。于是,他在署理该县知县的第三天,也就是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廿四日,发布告示称:“久旱不雨,难望收获。现经虔诚祈祷,云虽行而雨不施。”原因就是南部县“民情好讼,上天所以示警也!”为此,他要求“县属绅耆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凡尔绅民,如因买卖田土、债账婚姻、稍有纠缠,务投团保干证,秉公妥理,不得轻听讼棍划策,率行具控。”他进一步指出:“况收成歉薄,家少余粮。更何必以有用之钱,耗费于无益之事。”最后,他特别强调:“讼棍人等,敢再从中唆使,一经指控或被告发,决不稍从宽减。”

十一月廿一日,张景旭发布关于劝民息讼的告示:“示谕军民,莫轻告状,告状之祸,其祸无量。未到官时,讼师乱讲;既到官后,书役滥嚷。 原告被告,你来我往;抄词抄批,你夺我抢。官事迟延,口食难挡;官事明决,又难扯谎。 因谎受责,又觅冤枉;输则有刑,赢又无偿。尤可恶者,棍徒打纲;或冒官亲,或充幕党。 欺哄嚇诈,逞其伎俩;乡愚无知,木钟乱撞。既承官笑,又费银两;讼者念此,胡不退想。与其告状,不如理讲;理讲即失,坐免刑杖。告官即得,跪诉堂上;一跪一坐,已是两样。况要钱财,况要家当;示尔一法,只须忍让。 忍自无愆,让自无抗;莫把气争,莫把势仗。莫听人唆,莫听人诳;和气族邻,尊敬亲长。讼息民安,祥自天降;凛之慎之,示谕遵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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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年间南部县告示

依《大清律例》规定,州县不仅要负责审理“人命奸盗”案件,还有审理包括继承、婚姻、户籍、水利、土地、债务等在内的一切民事纠纷。清代民事纠纷数量不少、影响不小,已经危及社会的正常生产和生活了。有学者研究发现,从光绪元年至宣统二年,南部县非“人命奸盗”案的数量年年逾千件。知县平均每月需处理案件140余件,“其案牍之繁可想而知”。光绪年间的南部县有80个场镇,人口不断增长,尤其是来自湖广和江西之移民的不断涌入,也必然引发诸多纠纷,加剧治理难度。

其实这种情况也非南部县所独有,官方认为,地方民情好讼,推其原故,“皆由讼棍从中拨弄,渔利把持。”光绪十三年(1887),王树枏任四川青神县知县,“初入县境,途中呈告讼棍云觐光者十余起”,而且发现“青邑士绅强而好讼”;二十年(1894),王树枏署资阳,刚到就有人呈告“举人蓝光第父子兄弟把持衙门,诳财健讼”。清代从乾隆年间开始在惩治讼师方面从严立法,还采取了查拿讼师的措施,想通过打击讼师,进而避免更多的民间讼案导致诉讼社会之程度加剧。但由于百姓需要他们在诉讼过程当中提供帮助,同时科考落榜的生员,也有不少进入讼师队伍,所以讼师在社会中仍大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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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讼师

张景旭希望通过自己苦口婆心的劝告,使“民情好讼”的南部县尽可能地“莫听人唆,莫听人诳”,希望出现“讼息民安,祥自天降”的和谐局面。不过,事情往往不从人愿,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史久龙任南部知县,下车伊始,就有人递状,史久龙感慨:“推原其故,总由不法讼棍唆令奸告”。

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景旭改任四川丹棱县知县。由张景旭主持,齐肇璜编纂《丹棱县乡土志》。齐肇璜,字锦帆,一字醒凡,岁贡,县立高等小学国文教员。《丹棱县乡土志》开宗明义就说“方今去强邻逼处,虎视鹰瞵,非亟图自强不能国于地球之上”;在 “地理绪论”中说:“方今朝廷励精图治、锐意富强,学校之科,先重地理。地理志学,先从乡土。凡民知本境孰利孰弊,而后知外国之孰盛孰衰,相与竞争,富强也”,反映出放眼世界的强烈意识。《丹棱县乡土志》从清朝光绪末年开始用作小学教材,培养学生熟悉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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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棱县古桥

光绪三十年(1904),印江严寅亮应友人约赴蜀任成都官书局校勘。三十一年(1905),成都官书局石印出版他的书法集《剩庵墨试》,张景旭为其作序。张景旭亦善书法,精诗词,著有《双梧吟馆诗抄》。川陕古道南道有东、中、西三条线路,因均需翻越属大巴山系的米仓山,故通称米仓道。其南段经阆中、南部、盐亭等县抵成都。在南部县时,张景旭曾赋诗《米仓古道》,又题为《过章怀太子墓》:“长安回望白云遮,错上黄台咏摘瓜。遥说空留巴子国,生身悔向帝王家。千年碧血成磷火,万叠青山作翠华。杜宇声中春日黯,墓前开遍野棠花。”所咏是唐代李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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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章怀太子墓

在民国12年版《丹棱县志》上载有张景旭《游龙鹄观》诗:“为寻古观登龙鹄,尊酒凭临眼界空。翁仲无言丞相墓,铎铃竞语上清宫。春深到处鹃啼血,日暮时闻虎啸风。尚有宋唐碑碣在,苍苔半没读难终。”丞相墓,即李焘之墓。李焘,眉州丹棱人。南宋历官州县及朝廷史职,以敷文阁学士致仕。累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简”。乡民称之为李焘丞相。李焘去世后葬于龙鹄山下。《丹棱县志》还载有张景旭《赴螺子坡偶成》诗:“早行蒙露露,言出郭门西。积雪明高岭,层水阻断溪。枯林嘲冻雀,晓月叫寒鸡。水复山重处,炊烟几缕低。行行幽壑里,习习耳鸣风。水涸鱼虾危,山荒虎豹雄。草争霜影白,云逗日光红。小立高寒界,岷峨入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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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棱龙鹄山摩崖

光绪三十三年(1906)六月,署四川总督赵尔丰一次就举劾38名文武官员。由赵尔丰之兄赵尔巽主持编撰的《清史稿·赵尔丰传》说:“三十三年,锡良移任去,尔丰护四川总督。於是遥策边事,凡前所奏陈,皆以次举,察吏尤严,多所举劾,僚属肃然。”这些被举劾的官员中,有唐炯之子唐我圻和张景旭,说长寿县知县唐我圻苛虐任性,民怨沸腾;安给张景旭的罪名是“性情贪鄙,不知大体”。要说是反对唐我圻推行新式教育,赵尔丰在川边也大力兴办近代规范教育;要说是不满张景旭具有图强意识,赵尔丰亦在川边施行新政,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不知是什么样的事以致不为赵尔丰所容,于是光绪谕旨:“均著即行革职”。

之后,张景旭的行迹不详。仅在施孝长所藏《松溪钓艇并行书五言诗》上,有张景旭的一段题跋:“黄贞父,明万历进士,书法合苏米为一手,其清矯拔俗之气,殆有过之。徐昭质亦万历进士,画法幽峭深远,雅秀无伦。二公书画,当时最为有名,今知之者绝少。孝长贤侄博雅好古,搜得二公书画各一,合帧而藏之,无异于韬珍瓁璧也,其贻子孙,以永保之。子初 张景旭 时年六十七”

孝长即施孝长(1888-1974),成都著名书画家。祖籍江苏溧阳,名孝长,字教长,号宋丁、磊翁、墨池上人。1925年考入上海艺术大学,回川后任教于重庆艺专、华西中学、成都师范大学等校,1929年创办成都艺术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松溪钓艇并行书五言诗》原为赵之谦师弟溧阳王晋玉,字西垞所藏,后入施孝长手。张景旭称施孝长为“贤侄”,并为其藏品题跋,可见与施孝长交情匪浅,大致可以推测张景旭罢职后,和邓维琪一样,流寓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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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溪钓艇并行书五言诗》及张景旭题跋

(撰文: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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