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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皇帝沦陷于“只问钱谷不问苍生”的境地，他作为一国主要责任人的位置感已然迷失。此时的“帝王术”，首当其冲地为“捞钱术”所替代。而为迎合这种贪婪与卑微，小人自然当道，贤臣必将远放。此则“德宗朝里没好人”之正义也。 以唐德宗即位前的豪气，他是完全有信心做一个“中兴之主”的。在代宗时已经做过兵马大元帅甚至入选凌烟阁的他，一定想往着在肃宗、代宗时已经蔚为大观的藩祸、敛祸、党祸、阉祸等为害唐代江山几多年的所有弊端，在自己的手中一体芟除。他所没有想到的是：“志大才疏”甚至个性刚愎、贪吝、举措失当，是他一个做皇帝的死穴。倾德宗一朝，他不但没有解除任何的祸端，反使本已经淡泊很多的某些祸苗，在他的手中反而烧得越来越旺了。纵观德宗一朝，他自己说的那些吉利话如“恭己每从俭，清心常保真”、“推诚至玄化，天下期为公”、“成功归辅弼，致理赖忠良”、“庶敦朝野意，永使风化清”、“君臣永终始，交泰符阴阳”等，就如白居易写给他的奉承话“睿文诗播乐，遗训史标言。节表中和德，方垂广利恩”一样的荒诞不经。 尽管有安史之乱的余荫强势地存在着，德宗的手中其实并不是没有可用的王牌。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他的治下都是不绝如缕。可惜，“一朝被蛇咬”下的唐王室，已经没有什么可信之人。不仅仅那些以藩治藩的将军们被德宗鼓捣地时忠时反，便是他手下的文臣，也是时辍时用，此杀彼贬，此方唱罢彼登临。 盛世无敛臣，衰世无诤臣。可德宗却很幸运，他有陆贽、李泌等多位诤臣，惜乎不用，否则他是有望成就虚怀纳谏并成贞观伟业的李世民的。尤其是陆贽，甚至被后来者寄予了相当高的敬意。可叹的是，对于这位“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的一代贤臣，德宗照样给他贬了，这也就让“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的假设，变成了十成水汽的泡影。
然则德宗也确实有他的难处。几乎只有“奸臣”可以帮助他不顾百姓死活的大捞特捞。在深深地体会了“没有钱就连皇帝都坐不稳”的切肤之痛后，他甚至对于那些讲究些方式方法的敛臣都感觉不知足，一定要寻到即使最有害也要最有效的聚财之策。就是在这样的急功近利思想的支配下，在唐代历史上都排得上前几位的三大财臣刘晏、杨炎、韩滉，也一样被流放了、杀害了、冷淡了。手中用着顺手的，自然便是卢杞、赵赞、裴延龄、张滂这些一门心思钻研敛财之法的税柄专家了。 久居财税首脑位置的刘晏堪称大唐第一财臣。他可以在民不加赋的情况下令国用丰饶，可以说是照顾了百姓和政府双重利益的财税艺术家。更为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个清官。他为官“质明视事，至夜分出，虽休浣不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留。所居修行里，粗朴庳陋，钦食俭狭，室无媵婢。”然而，他在德宗即位的第一时间，就在杨炎的协作下，“解决”掉了。 接着便是杨炎。这是一个有着过分“派性观点”的能人。他在德宗即位之初奏请并施行的“两税法”，称得上是中国税收史上的重大变法。这为解决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的税源基础已经紊乱的问题，擎出了实用之策。然而，此人也在卢杞的协作下，“解决”掉了。
后来是韩滉。这更是一个有着相当艺术气质的能人。唐后期堪称代表作的《五牛图》，即拜这位仁兄所赐。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因为多次率领着他的江南弓箭兵团突破大运河上的重重封锁为唐德宗运粮济荒，他所领军的江淮一带一时间成为唐德宗被端了老巢时的唯一一棵救命稻草。后来老韩被引入中枢。可自身就属于一个“小人”的德宗显然不快于韩相的霸道，几欲废之。正当他准备采取行动时，韩滉很识时务的自己死掉了。 清代学者李慈铭盛赞刘晏、韩滉，说是“唐功臣之最”。“天宝、贞元之不亡，二人之力也。”可当“好人”一个一个地死掉，剩下的，便只有“坏蛋”了。在一波又一波的坏蛋拱卫下，唐德宗李适也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个恶棍皇帝。而那些搜刮之术，也便纷至沓来。罗公升说“德宗急治相鬼质，间架算尽琼林开”，那是一点也不冤枉。
从专业的角度而论，赵赞算得上是唐德宗朝的第一号税收专家。有唐一代，除了高祖时期的租庸调和杨炎主持的两税法，除了肃宗发明的“率贷”和德宗奉行的“宫市”、“柜质”税外方圆，剩下的几乎所有税收主意，都萌生于这位只做过很短时间的“判度支”的脑子。我曾经专门写文章，记述此公的“丰功佳绩”，诸如大田法、税间架、算除陌钱，以及以“天下山泽之利，当归王者，宜总榷盐铁使”及“充常平本”为由的“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都是此人的手笔。 好在赵赞终因奸臣卢杞的倒台而被贬。可时间不长，另一位堪称一流弄臣的人物又出现了。他就是被陆贽斥为“有诈伪乱邦之罪七”的裴延龄。此公的专业水平要差出赵赞许多，但以聚敛忽悠皇帝的功夫，却又高出了许多。当一个主理财政的大臣眼中只有皇帝和自己，其实办法总是有的。于是，从粪便中都能扫出钱来的裴尚书，又成为爱财皇帝唐德宗的一大活宝。 亲小人远君子的李适也许到死都不愿意接受陆贽的那番话：“臣闻君子小人，用舍不并，国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万物通，此所以为泰也。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万物不通，此所以为否也。”他的内心里，一定还记恨着当年为平抚各方造反势头由陆贽主笔为他写下的那一道罪己诏。尴尬度过之后恢复了虚荣，他定然抱怨陆才子在那个诏里把自己写成了一个窝囊废。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发自内心的认定，堂堂皇帝，手里是不可缺了钱的。缺了钱才导致了那场让他颜面扫地的泾原兵变，缺了钱才让他在诸藩和众将面前直不起腰板，缺了钱才让他过上那种父子相拥坐以待毙的非人日子。 可是德宗根本不愿意知道的是，当他从一个应该以天下为己任的皇帝沦落为锱铢必较的守财奴，不唯百姓会看不起你，便是某些正直的官员，也要以你为敌了。
具体的例子有二，一是老农赵光奇，一是直吏何易于。赵光奇在德宗微服私访时，直言相告了政府税收政策对人民生活的破坏。何易于则在政府无端加征茶税之时，焚茶以示抗议。《资治通鉴》记载：贞元三年，唐徳宗行猎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它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牛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从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何易于故事是：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会盐铁官奏重榷筦，诏下所在不得为百姓匿。易于视诏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赋以毒民乎！”命吏刬去。吏争曰：“天子诏'所在不得为百姓匿’，今刬去，罪益重。吏止死，明府公宁免窜海裔耶？”易于曰：“吾宁爱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尔曹。”即自纵火焚之。观察使闻其状，以易于挺身为民，卒不加劾。有百姓“大骂”政府，又有良吏愤而抗命，我说“德宗朝里没好人”，这该是两个响当当的人证了。 盛世之成，明君、诤臣、王道、良制、锐兵五者缺一不可。德宗下下智之君，纵有诤臣而不见用，其能锁定大唐衰世者，也是天造地设、水到渠成。唐室之亡，盖玄宗一系再无英武之君之宿命所系。 既然一个王朝已经沦落到满目找不到好人的份上，它该死就死吧。李适后来被谥为德宗，也足可博后人一哂了。可叹那些贤臣：“前日丰碑旌表，今朝贬窜妻孥。”明珠暗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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