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20年4月16日开始，文艺朝歌陆续推送《红色记忆——淇县革命回忆录资料汇编》，让我们一起走进炮声隆隆、枪林弹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共同感受这片遍布红色基因土地上的光辉与荣耀。 
向曾经在朝歌大地上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淇县 在抗日战争时期，淇县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占线政策，团结了全县各阶层人士和广大群众，共同抗日，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38年2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淇县城，由于兵力不足，只占领了县城及铁路沿线，广大的农村，尤其西部山区，逐步变成了解放区的游击区。1940年10月，中共冀鲁豫二地委（后来曾改为六地委、四地委、九地委），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即敌人进攻我解放区，我也进入敌占区），组成了中共卫河以西地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卫西工委），由李先贤任工委书记，赵良珍任组织委员，肖国贤任宣传委员（因病未到职），进入了敌人号称“治安模范县”的淇县开展工作。关于卫西工委的任务，地委书记赵紫阳做了明确指示；卫西地委是敌占区，在那里对敌斗争应作长期打算，要按照中央指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敌战区工作方针开展工作。第一是求得合法存在，通过交朋友发展同情关系，再由同情关系发展为党员；第二要做好争取和团结上层知识分子的工作；第三利用民族矛盾做好争取伪军，伪会团的工作。同时，还要做好了解敌人情报工作。1940年冬，李先贤和赵良珍随同李翰轩来到淇县霍街，以朋友关系住在李翰轩家。在李翰轩等地下关系的协助下，李先贤广交朋友，首先结识了稻庄村士绅，伪联保主任刘云滨，通过刘云滨的关系，日本特务股的苗文田帮助弄到了“良民证”。有了这个合法的护身符，进出城门或走乡串村，畅通无阻。接着，于1941年春天，李先贤又结识了南大李庄的谭贺庭。谭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县委宣传委员，后因白色恐怖与党失掉联系而脱党。谭是个知识分子，主持正义，有民族气节，又是东南乡的富户。谭积极参加革命，他母亲及其爱人也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从1942年以后，他家成了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联络站，为此，曾三次遭到日伪军和国民党的抄家。谭贺庭的母亲被打的骨折，始终保守革命秘密，未暴露党的活动及人员情况，他们全家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牺牲。1943年春天，通过地下工作者，争取了思德村的首富王郁亭。王郁亭是北京大学农学院毕业生，由于其父下世早，他担负起家庭重担。日本侵略者占领淇县后，日伪当局曾多次请王郁亭出任伪政要职，王不愿当汉奸，都婉言予以谢绝。同我党接触后，对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方针十分赞赏，成了党的同情者，真诚与党合作。他曾多次接送和掩护党的干部过境，他家里也成为地下工作者安全可靠的落脚点。为了支持抗日救国，王郁亭将看家护院的7支长短枪献给太行区淇县抗日民主政府。淇县东街女子小学校长郭士纯，是开封师范毕业生。她为人正直，富有民族正义感，积极拥护党的抗日主张。在她的影响下，其长子王荣勋为革命捐躯，女儿王荣英也在抗日战争年代参加了八路军。中共卫西工委和四县边工委，先后在淇县的上层人士中发展了一些党的同情者。他们是:介圪垱士绅宋聘三、董桥的大地主陈甫田、城里的知识分子刘孟明、李毅臣等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拥护，为党的地下工作者活动提供方便，还帮助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为此，谭贺庭、刘云滨、李毅臣、宋聘三、陈甫田5人，被聘为冀鲁予四传署的参议员，并发有聘书。除在上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外，还在伪职员、伪军中开展统战工作。通过各种关系，先后发展了淇县火车站电务段工作王露中，板道工王宪，副站长李守信，行李房工人王玉广等为党的同情者。当时的冀鲁予区党委印发有同情证，同情证大小同书签，是用黄纸印的，正面有关羽像，背面有“人在曹营心在汉”七个字，对外称“关帝会”，是迷信组织，对内则是党的地下工作的证明。“人在曹营心在汉”，是告诫人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帮助敌人危害自己的同胞。每个持有同情证的人，都视为生命，秘密地珍藏着。通过火车站的关系，可以及时了解敌人运兵运武器弹药的情况，他们还掩护我党地下人员上下火车。如太行情报员辛良志，是党组织派遣到敌占区执行任务的。电务段工人王露中，将党编印的日文宣传品直接交到日本工长野村手里，佯称是修线路时拣到的。野村看后吃惊地说：“八路军的力量，看来在中国还是大大的有！”抗战时期，解放区物资奇缺，如黑皮线、电台上用的甲电池、乙电池等，都很紧缺。这些东西日本人控制的非常严，王露中利用夜间，将换下来的旧黑皮线背回来，交给地下党组织转走。他还利用日本人爱财的特点，借口伪县政府要买些电池，日本工长便答应了，使我党及时用银元买到了甲电池、乙电池，保证了解放区电台的通信联络。在敌伪人员中也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如日本特务股的苗文田，是个铁杆汉奸，作恶多端。由于刘哲民、李清泉、刘云滨等对他进行教育，要他为自己留条后路。他不仅未危害过地下党员及其家属，还帮助办了几次“良民证”。日伪新民会城关负责人薄振海，经教育也成为党的同情者，新民会的一切活动，都及时向地下党组织报告，还通过新民会了解到日本人的一些活动情况。此外，还在中日伪军下层人员中开展工作，如日本警备队班工宋好清，苗文田的护兵张小喜、李祥祯、石东海、关耀亭的护兵韦明初等，均为我所利用，经常为我们传送敌人情报。由于卫西工委和四县边工委，正确地贯彻了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淇县各阶层的爱国人士，使日本人的“治安模范县”，出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抗日的新局面。在太行山区，八路军在讨伐孙殿英、庞炳勋叛逆中，解放了淇县西部山区，并于1948年7月12日，成立了淇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时建立中共淇县工委，刘哲民任县长兼工委书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广泛动员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政权，先后动员出不少人参加革命工作。如大石岩的知识分子王增庆，出任县政府政科长。油城的徐宪，曾在国民党淇县政府作过事，经过动员，出任财粮科长。与淇县毗邻的汲县里峪村地主知识分子刘孟明，出任一区区长。鱼泉地主知识分子王锡庆，出任淇县二区区长。还有西掌村富农子弟杨敬堂、杨保堂弟兄俩，均参加了抗日政权工作。为了建立一支抗日武装，党和政府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吸收了各方面的人参加。如大石岩的徐老开，在山里有点名气，曾在淇县李埏县政府当过队长。李埏下山投敌时，他不愿当汉奸，未下山投敌。他的正义举动，党及广大群众都表示敬佩。经向他讲明党的抗日救国纲领，他衷心拥护，表示愿意参加抗日救国。在他的带动下，很快召集旧部20多人，还动员出十几支枪，参加了淇县县大队。经上级批准，徐老开被任命为县大队副大队长。由于政策对头，充分宣传发动群众，县大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不到半年时间，就成为一支60多人的有战斗力的人民武装。在打击侵略者，保卫解放区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地方上的一些土顽武装，采取了争取、团结和利用的方针，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侵略者。太行七分区敌工科长兼驻卫辉办事处主任王舒苗，为开辟太行至冀鲁豫的交通线，他利用良相的本家关系，主动同日伪汉奸、土匪头目朱老东、刘玉春、高永派、高永清等人接触，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占线政策，希望他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不要死心踏地的为日本人卖力。这些人虽然有奶便是娘，认贼作父，当了汉奸，但一则惧怕八路军的威力，二则也为自己留条后路，都表示愿意相助。这些驻扎在铁路沿线的杂牌伪军，对我党的地下人员过境，大开绿灯，只要是王舒苗派的人员，不查问、不扣留，可以安全通行。使太行与冀鲁豫两解放区的联络畅通，没有出过问题。1943年，淇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县大队曾与驻在形盆口外朱家、王滩一带的会队杨富，订立了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议。在山区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八路军不下山袭击会队，杨富会队也不侵犯解放区，睦邻相处。有时，他们得到敌人要进山扫荡的消息，立即向山里传送情报，使县大队事先作好充分准备，减少了很多损失。县大队副大队长和烈，同伪军也建立了联系，订有协议，伪军在铁路西驻在哪里，由我们安排。如为了保护群众，令刘玉春的一部分队伍在下曹村，他立即照办。因为伪军驻在那里，日本人就不再去骚扰，客观上也保护了解放区。县大队还对指定驻扎的伪军提出约法三章：一是保证给县大队送情报；二是不准胡作非为；三是要求为我方办的事，不得超过三天，伪军一一照办，不敢违抗。再如，赵庄的赵老福，是日伪军队长，驻扎在灵山口外，经向他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同他订下了互不侵犯协定，即谁也不打准。还通过赵老福，从日伪占领区为山上买了些食盐，解决了解放区军民吃盐的困难。在抗日根据地，也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方面的才士，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无论是地主、富农，都采取团结的方针。他们有文化知识，有看家护院的武器，动员其他抗日救国服务，让他们参加基础政权。如西掌村大地主杨老三，让他担任村自卫队大队长。范寨村富农贾文中，有文化，让他担任村上的财粮。温洞村富农晋朝选，管理仓库。石老公村富农王西周还当了该村村长。西掌村进步人士杨文英，1945年曾出席了七专署在林县合涧召开的开明士绅座谈会。为了团结抗日，不过份刺激地主阶级，在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地主仍然可以收一部分租子。不分阶级共同抗日，受到了大多数地主、富农的拥护。如当时担任淇县抗日政府二区区长的王锡庆，曾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表示：“按上级规定，减租减息该减我家多少，就减多少，我完全照办。”西掌村开明士绅杨文英，带头实行减租减息，使减租减息运动得以顺利开展。淇县党的各级组织，由于正确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各阶级各方面的人士，使抗日队伍不断扩大，使解放区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全县出现了万众一心，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新局面，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