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吴亮的“小说”：《不存在的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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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亮的“小说”：

《不存在的信札》

文/王斌

吴亮将他的第二部尚未公示的小说先发给了我。

《不存在的信札》，对，这是吴亮这一次的作品之名。

哦，这也是吴亮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了。等等，假如说吴亮的第一部，那个叫做《朝霞》的小说我们尚可称之为小说的话，那么这一部，似乎没必要就这么匆忙地为它下定义了。

关于小说的定义。

是的，小说。小说是有它关于自身存在范式之定义的，或者说，有着属于它得以获取自身的范畴，比如人物、人物关系、情节、细节，然后它们携手共赴一个共有的家园，此家园的名号曰：故事。

对吗？

当我们拿到一部小说，在未读之前，其实已然知晓了它长的大致模样（仅指小说形式），就像说人，人之概念一俟在脑子里出现，何者为人？我们其实已然大致了然，无需多言，只是那究竟是个什么人——个别的具体的人，那我们还得去瞧瞧那位“本尊”之相，因为他属于人的这一类别（种）之下的属。

但我们一旦拿到吴亮这部“小说”（抱歉，我必须在小说这一名号上打一引号），且准备以小说之范式（概念）来捧读时，我们可能会就此望而却步，因为它貌似小说，可又不太像小说。

不错，在《不存在的信札》中，它貌似有人物，也有人物的心理活动——思绪、联想、牢骚、恋情、议论等等，但它又显得似是而非，似乎不是那么的看似正常，且显得相当可疑，更为重要的，是它没有我们概念中的应该出现的小说故事——即使在实验性的《尤利西斯》，也是有一个大致的故事，只是故事的讲法是另类的而已。

故事在《不存在的信札》中是缺席的，而且，它竟像在刻意地挑衅“读小说的人”——我必须假设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热爱读小说，知道何物可谓之为小说——他们肯定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其实所谓的被冒犯的人，并不是那些“读小说的人”，而是在“读小说的人”之脑海中相沿成习且固化了的那个关于小说的概念。

对于此一（小说）概念而言，小说之存在与否，的确像极了吴亮的那个作品之名——《不存在的信札》，也亦如在《不存在的信札》中出现的一段人物独白——当写下的信函已无处投递，人们只忙着接受包裹时（这一定在影射无处不在的快递），这人在信中说：“我几乎不认识自己了！”

会不会在你读着《不存在的信札》时，陡然之间忽觉，你已然不认识小说了呢？

我以为吴亮的《不存在的信札》绝非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虽然它一如小说那般也是虚构的（否则何来“不存在的信札”？），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如果不是小说，那它还能是什么？

在我看来，它最恰当的名字当为：虚构的文本，毕竟，它符合一个文本的虚构性质，但似乎的确又无法满足作为小说文本的诸多条件。

它未来一定是属于小众读者的，而且是极小众，这也是由它的文本特征所决定，没完没了、从始至终的信函，信与信之间又缺乏必要的关联或呼应，仿佛每个收信人（或写信人）都生存在一独立而自我的空间里，鲜有顾及在自我之外的那个世界，除了他或她所要倾诉的那个想象中的信中对象——但他或她又是谁？

职业、身份、出身，有时甚至还有性别，亦是暧昧乃至模糊的，亦由此，这一究竟“是谁”的想象，便在无形之中“遗落”给了它的读者——或许，他/她就是一位“不存在的信札”的“收件人”呢。

也许！

其实我还要说点别的，也是关于吴亮的《不存在的信札》，它挺刺激我的，且僭越了我们关于小说叙事的一般常识，但又足以发人之思考，而由它所引申出的形上之问题，其实又恰恰是需要我们去予以索解的，也就是说，我以为《不存在的信札》之意义，已然超出了此一孤立之文本本身的意义。

在这里，去谈论吴亮的文字是愚蠢的，他的语言一向好，而且与众不同，率性而潇洒。就像我们有必要去讨论《蒙娜丽莎》美不美吗？好像这对于达芬奇而言已然不是一个问题，而我们面对这幅画时，真正要讨论乃是“蒙娜丽莎”的那一神秘的目光，究竟在传达或意味着什么？

吴亮的文字亦然。他的语言有时像个孩子，任性而顽皮，有时像一头被惹怒的狮子，冲着天空一通怒吼；有时像一慵懒的女子，蜷缩在沙发上，有一搭无一搭地发着牢骚；有时像是一睿智的哲人，嘴里吐露着一些不是那么好懂又耐人寻味的哲思；当然，还有时像一诗人，打破语言的常规或语法，颠三倒四，却以文字为剑，刺破了某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以致让我们开始怀疑语言这个工具——是否能够抵达我们真正的意识之指归。

先锋精神于吴亮自始至终就没有改变过，当我们当年的（80年代）那拨以先锋批评起家的人纷纷又“叛离”了先锋，回归了一种被现代主义洗礼过的传统叙事时，吴亮依然如故，而且似乎走得更远了，一如他这次完成的《不存在的信札》。

我说过了，《不存在的信札》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一部纯粹的小说，它仅是一虚构文本，一个并不多见的个人式独白，但是——这一“但是”是必然要出现的，在它不远的将来（或许就几个月？）它将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或许我的此说是矛盾的，毕竟我已然断定了《不存在的信札》是非小说类的，如何又反称它将以小说之谓而出现呢？

没错，它必会装扮成小说之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因为它被安置在了一个文学杂志上先行发表，再再未来，它还是会以小说之类别而予以出版的，从编排到封面必定是按照小说的规则来设计完成的，亦由此，它又自然而然地被人们视为小说了。

于是在这里，《不存在的信札》以小说并不在场的方式进入了小说之列，但它其实于小说又是“不存在的信札”。

这让我想起了杜尚的著名作品《泉》——这仅是一具小便器，亦是机械复制时代的一个现成品，而且这一复制品，并非出自杜尚之手，充其量，杜尚只是在它身上按照艺术作品的规则署了一个他伪造的艺术家化名。

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异想天开的东东，被杜尚本人送进了艺术展览馆，从而引发了一片哗然，从而，也引起了人们对艺术品究竟为何的深度思考。它其实只是艺术史上的一个事件，但正是此一“欺世盗名”般的事件，造就了今天的当代艺术。

从品相和传统的艺术观念看，杜尚之“泉”，无论如何也与艺术品无关，它只是一个粗糙的随处可见的一小便器，甚至它还不是出自艺术家本人之手，至多，此人也就施加了一个动作：署名，而且署的还不是他自己的真名。

可是它为什么就成为了艺术品呢？而且是当世最著名的艺术品。任何一部当代艺术史上都有它的存在身影，而且是隆重的。于是在今天，没有人再去怀疑它是否属于艺术了，若你还在怀疑，那么，毋庸置疑的，你是一不懂艺术的人。

但我依然要说，《泉》，不是艺术。在艺术范畴里，它什么都不是，它就是一个小便器而已，除此无他。那么又有人问了，那什么才是艺术呢？《泉》已被当代艺术界视之为了艺术，而且是经典性艺术，我们有什么理由再质疑它的艺术之属性？

我的回答是，“泉”，这个小便器不是艺术，但想到将小便器当成艺术品，想到为这一“艺术品”署上一个伪造的艺术家之名（注意，当艺术家之名亦为伪时，它也便在无形之中否定了那个它的附身之物——即小便器的艺术归类），在这里，真正的艺术在别处。

那么，所谓的艺术，究竟又在哪儿呢？其实我已然提示过了，在观念上（想到它作为艺术品），在想法上（搬回家，署上名），在将此一观念或想法付诸实施的行为上（堂而皇之地将此一“作品”送进艺术展览馆）。

好了，我们该重新回来说说吴亮的那个《不存在的信札》了。显而易见，这些似乎没来由，又多少有点不知所云的一封封信札，是在一种偶发的、随机的、潜意识的、无厘头式的、任性妄为的、无所顾忌的、胡思乱想的、灵感乍现的、稍纵即逝的状态下写就的，而在这一切的一切之中，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是的，究竟看到了什么？以我之见，我更多看到的，还是吴亮这个人，只是这个人在随机性的偶发之中将自己分裂为不同的人物，又让这些人物在一种绝对自由的状态下书写自己的心迹和纷乱的思绪。

也是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此一叫做吴亮的人（毕竟此一作品他无法隐身地必须署上了自己的大名，如此一来，他便无以逃遁了！）将这些分裂之身，统合为一个心灵之映象，再将它们分别地投射出来，且以之字之名，显示真身，而此一所谓的真身，其实又是不存在的，一如他的作品之名《不存在的信札》。

可它毕竟是以小说之名示人的，可它又不像是一正常的小说，如此一来，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另一问题了——它能算是一部小说吗？

那么，我们的确遇到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小说？虽然我定义了小说的归属，或曰范畴，但此一定见来自于以往小说的形式特征，而此一特征，因了其历史之积成（若定见）已然成了关于小说的形式分类了。

也就是在这里，吴亮的这一无法归类的特别的作品，因为是以小说类别的出版形式，让它无意之中（非吴亮之本意）迎面撞向了小说作为小说的形式边界，惟在此际，小说这一庞大家族的臃肿的躯身，因了此一冲撞，开始在边界之沿上有了些微的裂痕，亦开始了摇晃。

它（小说）本意是要拒斥它（《不存在的信札》）的，毕竟它显得有那么点十三不靠，有了那么点看上去的似是而非，但现在，它又不得不容纳它为小说家族之一员。

这绝非它的本意——《不存在的信札》，而是出自迫不得已，其不得已，乃是出自出版人就是这么硬性地将它强行地纳入了小说家族之中，而小说之边界，在吴亮之叙事与行为的双重作用下，就这么地被僭越了。

2019年8月12日手记于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