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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被誉为“新中国民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的王可风，在收集整理、保管保护和编研利用民国中央机关档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探索出适合民国档案整理的思想，对当时和后来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王可风；民国中央机关；档案整理；历史意义 被誉为“新中国民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1］的王可风（1911-1975），站在“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2］的高度，披沙漉金，历艰经辛，领导创建和发展了民国中央机关档案的集中典藏中心和学术研究重镇——南京史料整理处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收集整理、保管保护和编研利用民国中央机关档案过程中，王可风从实践和长远出发，创造性地探索出适合民国档案整理的思想，对当时和后来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 一、理论意义：王可风的民国档案整理思想是在借鉴和扬弃中外档案整理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适合民国中央机关档案整理实际的新思想 在《历史档案的整理方法》一书和相关论著中，王可风一方面不无清醒地指出了传统档案整理工作“没有系统的研究，没有成为一门科学使它达到一定的科学水平”［3］等不足之处，另一方面也提纲挈领地梳理了中国传统档案整理起居注、实录、会要和会典等档案的成功做法，简要介绍了使用近代整理方式和管理办法的部分民国中央机关档案，旗帜鲜明地呼吁“有不少的经验值得今天吸取”。［4］ 同时，王可风也适时地借鉴和使用苏联的档案科学理论和经验，尤其是在整理全宗、对全宗进行分类、立卷和系统化排列等方面。尽管有的全宗如蒙藏院等，是完全按照苏联档案科学的理论和经验进行整理，但只是作为试验性学习型的整理。 在实际整理其他全宗档案过程中，王可风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苏联档案整理的理论和经验，而是从实践和长远出发，“深入探索整理民国档案过程中带有规律的问题”，［5］客观地分析了作为最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国家人民财富的民国中央机关档案的政治、科学和社会价值，深刻地剖析了民国中央机关档案的零散性、稀缺性和初步整理工作的粗糙化、低水平化，进而创造性地提出了片纸只字不得损毁、初整细整“两步走”、边整理边鉴定边利用、按全宗和来源整理、尽量利用原基础等“较为可行、较为规范的原则和方法”，［6］切中肯綮地确立了档案文件按年代、组织和问题结合式的分类、“劈分法”式的清检、“鱼鳞法”式的立卷、逐步完善式的标题、科学化系统化排列等整理步骤和方法，高瞻远瞩地制订了民国中央机关档案整理“两步走”的远景规划。 所有这些王可风的民国档案整理思想，虽然借鉴了中外档案整理的思想和经验，但是却扬弃了不适合民国中央机关档案整理实际的部分，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提出整理民国档案以及其他历史档案的理论和方法”, ［7］在新中国的民国档案事业史上，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开拓性和创新性。 二、实践意义：王可风的民国档案整理思想是初整细整“两步走”的第一步成功实践的理论结晶， 同时又成功地指导了民国中央机关档案整理工作的实践 在1950—1957年底初步整理民国中央机关档案全宗的实践中，王可风率领同事们“积极的创造经验又不断的总结经验”，“一个全宗档案整理完，或一项工作做完，都作一次总结”，［8］经年累月地坚持不懈，在第一步的成功实践中孕育了民国中央机关档案整理的理论结晶。 首先，王可风针对民国中央机关档案遗存于世的稀缺性和作为历史真实记录与国家人民财富的重要性，严格地要求整理工作人员认真遵守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不得随意损坏和丢弃“片纸只字”，最大限度地在整理过程中保护了民国中央机关档案实体，形成了“片纸只字不得损毁”的指导思想。 其次，王可风针对档案多、人手少、设备陋、经验缺、制度简的现实性和国家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对民国中央机关档案需要的迫切性，明确要求先按全宗进行初步整理，等条件具备时再进行第二步细整，以满足国家当前改造与建设以及科学文化研究对档案的实际需要，初步地形成了初整细整“两步走”、边整理边鉴定边利用的思想。 再次，王可风针对档案整齐零散程度不一、“案”“卷”不分的客观性和整理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性，正确地采用了根据立档单位沿革实际和档案文件原有基础进行整理的方法，有效地提升了典藏档案的整理速度和质量，系统地确立了利用原基础与按全宗和来源整理等原则。 另外，王可风针对档案整理人员业务素质的参差性和细化整理档案的长期性，以专业的眼光详细地规划了工作人员的业务提升和档案整理的长远愿景，清晰地指明了民国中央机关档案整理的发展方向和升级路径。 与此同时，这一理论结晶也反过来成功地指导了民国中央机关档案整理工作的实践，即指导了全宗的审慎确定、分类的斟酌选择、清检的层层深入、立卷的特征考虑、标题的拟写修改、系统化排列的科学调整等。不能否认的是，如果“没有理论的知识，没有理论的指导，系统的总结业务经验”，［9］也就不可能有民国中央机关档案整理工作的第一步成功实践。 三、直接影响：王可风的民国档案整理思想开创了“两步走”第二步细化整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鉴定与整理互补充、当前与长远共谋划的新模式 一是开创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新模式。从1957年初到1966年文革之前开始启动的第二步细化整理实践，虽然受到1958年大跃进“以利用为纲”、“四寸跃三丈”的影响，但是仍然有条不紊地在第一步整理基础上开展了“有重点的”、“更加科学化和系统化的”［10］加工整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部“不乏具有一定的新思想与新观点”［11］的《关于历史档案整理方法的几点经验》的文集以及一些总结性经验和体会方面的文章。这些思想和观点反过来又指导了档案整理实践。文革结束后到21世纪重新启动的第二步细化整理实践也是如此。1996年制定的《民国档案整理规则》就是在以往成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业务规则，对于随后的“2188袋零散档案整理工作及其以后规模性整理项目的开展，起到了规范性作用”。［12］ 二是开创了鉴定与整理互补充的新模式。初步整理需要边整理边鉴定，细化整理也同样需要。如1997-2000年整理2188袋零散档案时，适时地展开了“鉴定剔除残页碎片、重份文件、无检索价值的事务性文件和待销毁非档案物”［13］的工作，从而为整理工作有序高效地完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开创了当前与长远共谋划的新模式。1978年制订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三年、八年工作规划》明确提出：用8年左右的时间完成馆藏档案的第二步细化整理工作。然而经过测算，按照科学化系统化的要求整理完现存档案需要100年的时间，8年规划显然不符合实际。之后科学地制订了“符合馆藏实际的、切实可行的、灵活多变的整理工作模式”。［14］ “十一五”期间制定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数字化工作方案》全面详实地规划了未来20年馆藏档案的数字化前整理工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明确了新时期馆藏档案细化整理的新内涵、新方法、新方向和新趋势。 四、深远影响：王可风的民国档案整理思想成为了21世纪民国中央机关档案数字化前整理的理论来源 2009年以来二史馆重点启动的馆藏民国中央机关档案全宗和专题数字化前整理，主要是指在数字化之前对以全宗为单元的档案文件进行重新检查和排列、标出重份、拟写标题、编写页码固定文件次序等整理过程，其指导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王可风的民国档案整理思想的深刻印记。 一是数字化前整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全体数字化前整理工作人员不仅关注到馆藏档案作为“民国历史的原始记录和真实凭证”［15］的稀缺性，而且认识到馆藏档案“在政府决策、经济建设、学术研究、对外交流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发挥的作用”［16］的重要性，不仅体会到数字化前整理对于改变馆藏档案“一全宗多子号、一案卷多宗号”等问题的亟需性，而且意识到数字化前整理对于数字化扫描和缩微、检索和利用以及永久保护档案实体的必要性。 二是数字化前整理全宗的原则和规范。主要有四个：第一，按全宗整理。“针对各个全宗的不同情况，制定出每个全宗的具体整理方案”。［17］第二，利用原基础。“保持原全宗号、案卷号和卷号编排次序”。［18］第三，边整理边鉴定。整理时剔除金属物，标明重份文件和特殊文件等。第四，根据实际确定整理进度。“先易后难，并结合全宗重要程度和查档利用、库房调整等情况，妥善安排”。［19］ 三是数字化前整理的系统化整理步骤和方法。遵循细化整理的科学流程，先清点案卷，解决一卷多宗等问题，再核对和修改案卷标题，然后固定卷宗，编排卷内文件次序，编写文件页码，之后注明特殊档案、标清重份和需要说明的案卷情况，最后录入、校对和编制卷宗目录，编写全宗整理说明，移交档案原件。 四是数字化前整理的长远规划和愿景。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数字化整理方案》中，具体规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9—2013年）为五年，完成南京国民政府和汪伪国民政府主要中央部会等档案的数字化前整理工作。第二阶段（2014—2018年）也为五年，完成南京国民政府和汪伪国民政府的大部分全宗档案的数字化前整理工作。第三阶段（2019—2028年）为十年，完成民国北京政府、个人全宗、南京国民政府剩余全宗以及不开放全宗档案的全部数字化前整理工作。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21世纪民国中央机关档案数字化前整理的指导理论，似乎天然地带有王可风“所付的精神架构”。［20］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可风的民国档案整理思想无疑就是21世纪民国中央机关档案数字化前整理的理论来源。 （原文发表于《兰台世界》2014年第26期，个别词句有修改） 参考文献： ［1］杨永建．新中国民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N］．中国档案报，2011，9（12）． ［2］为党管档 为国守史 为民服务［J］.四川档案，2012（6）:1． ［5］［7］陈兴唐．王可风与民国档案［J］．民国档案，1985（2）：125-127． ［4］［8］［9］施宣岑、华明．王可风档案史料工作文集［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80、94、75． ［3］王可风．历史档案的整理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 ［6］［10］［11］［12］［13］［14］［15］［16］［17］［18］［19］曹必宏．光辉历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0年［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33、38、39、48、48、44、前言、前言、52、52、52、． ［20］施宣岑．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成立60周年［J］．民国档案，20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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