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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满 | 《儒学传承与社会实践:明清吉安府士绅研究》序

 郁江酒徒 2022-04-18

来源:金声木铎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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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传承与社会实践:明清吉安府士绅研究》

作者: 衷海燕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年: 2012-6-1

页数: 359

定价: 35.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10046261

郑振满教授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中,士绅阶层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历来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大约十年前,衷海燕选择明清吉安士绅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我甚为赞同。吉安是科举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明代又是王阳明学派的重镇,士绅阶层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因此,研究明清时代的吉安士绅,有助于深入探讨宋以后儒学传统的演变与区域社会文化的转型。

为了完成博士论文,衷海燕曾经多次到吉安调查,收集了丰富的地方文献和访谈资料。经过反复研读资料,寻找历史主线,最终确定以“儒学传承与社会实践”作为论文的主题。在这一研究思路下,作者集中考察了明清吉安士绅的社会构成、地方教育与儒学传承、礼仪变革与礼教秩序、基层组织与公共事务,提出了“儒学传承的地方化”与“社会实践的儒学化”等学术观点。就本书的研究对象而言,作者的论述逻辑是相当严谨的,其学术观点也是相对合理的。

明清吉安的士绅阶层,经历了与地方社会密切结合的“在地化”过程。明代前期,吉安府科甲鼎盛,造就了大量的高官显宦,在全国政治权力中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中叶以后,吉安士绅深受王学思想的影响,往往放弃政治追求,转而从事地方建设与学术活动,高官显宦明显减少。清代吉安科甲由盛转衰,但由于学额的增多和捐纳之风的盛行,士绅的总数反而有所增加,低级士绅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吉安府所属各县中,士绅阶层的社会构成也有明显差异,高级士绅主要集中于吉泰盆地的核心地区,而在永丰、永新、龙泉、万安、永宁等边缘地区,通常只有低级士绅。由于吉安士绅大多注重家族传统,形成了不少世家大族,为儒学传承与社会实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明清吉安的地方教育体系,由官学、社学、书院、讲会、义学、族学以及宾兴会等教育机构共同组成。明初的儒学教育,主要由官学主导,而基层启蒙教育主要由社学承担。明中叶以后,官学的教育功能逐渐衰减,书院与讲会相继取而代之,成为当地最重要的儒学教育机构。由于书院与讲会大多为王学传人所建,推动了儒学思想的不断创新,形成了著名的江右王门学派。清代日益兴盛的义学和族学,逐渐取代了明代的社学,反映了基层启蒙教育的“庶民化”。清中叶以后,吉安各地普遍建立了文会、宾兴会等助考机构,强化了士绅阶层与儒学传统的社会影响。

明清之际,由于儒学传承的地方化,推动了以“崇实致用”为特征的实学思潮的发展。吉安士绅以“移风易俗”为己任,通过“讲礼法、明伦常、宣皇仁、正民俗”等教化活动,将儒学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人伦日用的基本规范。他们依据儒家的社会理想,推行礼仪改革,建构礼教秩序。他们因应社会关系的变化,拓展了“仁义”、“悌慈”、“师友”等道德范畴,使之与地方社会的道德实践密切结合。在提倡“忠孝节义”等儒学价值观的同时,逐渐突破了“三纲五常”的束缚,赋予“节”、“义”以新的社会内涵。清中叶以后,致力于地方公共事务的“义士”受到了空前的彰显,逐渐具有与忠臣孝子、名儒显宦同等的道德价值。

明清吉安的基层社会组织,主要是家族与乡约,此外还有各种以士绅为主的“会社”。明中叶以前,吉安士绅已经致力于家族建设,使之成为当地最重要的基层社会组织。16世纪初,吉安士绅大力推行乡约制度,使之成为超家族的地方自治组织。清代吉安士绅为了办理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创建了形式多样的会社组织。由于士绅阶层在地方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吉安的儒学教育机构往往演变为地方权力中心。明后期的书院与讲会,清后期的文会与宾兴会,其实都不仅具有儒学教育的功能,同时也是士绅阶层的政治工具。

通过考察明清吉安士绅的儒学传承与社会实践,作者得出如下结论:吉安士绅作为江右王门学派的传人,注重社会实际,讲求经世致用,推动了儒学传承的地方化趋势。他们倡导的礼教秩序与道德规范,不同于程朱理学的“三纲五常”,而是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节”、“义”观。他们积极推动家族建设与乡约制度,广泛参与各种地方公共事务,创建了形式多样而又行之有效的会社组织。在士绅阶层的主导下,儒学的意识形态日益渗入民间日常生活,促成了社会实践的儒学化趋势。

本书的主要特色,就是把儒学传承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把士绅阶层与区域社会相结合,力求通过对吉安士绅的研究,揭示明清社会文化变迁的长期趋势。作为作者的指导老师,我乐于肯定本书的学术贡献,但也应该指出本书的不足之处。由于本书主要依据士绅阶层留下的历史文献资料,因而难免限制了作者的学术视野,难以全面考察区域社会文化的转型过程与发展机制。在吉安历史上,不仅有儒学传统,也有佛教、道教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仅有士绅阶层,也有商人、农民、工匠等其他社会阶层。那么,吉安士绅究竟如何面对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究竟如何协调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有更多元的史料来源,而且需要有更开阔的学术视野。

本书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反映了作者锲而不舍的学术追求。时过十年,重读这部书稿,仍可深切感受作者的求知欲望与创新意识。我衷心希望作者再接再厉,继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取得新的学术成果。

是为序。

郑振满

2012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意识与学术背景

第二节 历史地理与人文传统

第三节 基本资料与分析框架

上编 吉安士绅的儒学传承

第二章 士绅阶层与世家大族

第一节 士绅的社会分层

第二节 走出“科甲神话”

第三节 “盆地型”与“山地型”

第四节 科举世家与地方社会

第三章 地方教育与“江右王门”

第一节 地方教育体系的演变

第二节 “江右王门”学派的崛起

第三节 “江右王门”的讲会活动

第四章 儒学传承与吉安书院

第一节 明代书院的兴起

第二节 清代书院的发展

第三节 书院功能的多元化

下编 吉安士绅的社会实践

第五章 教化乡里的理念实践

第一节 礼教观念与教化实践

第二节 儒家道德典范的塑造

第三节 “贞节”观念的社会化

第六章 士绅阶层与家族组织

第一节 宗法伦理与宗族建设

第二节 何心隐与“聚和堂”

第三节 邹守益与家族事务

第七章 士绅阶层与地域社会

第一节 士绅与乡约组织

第二节 士绅与水利工程

第三节 士绅与会社组织

第八章 结语

第一节 儒学传承的地方化趋势

第二节 社会实践的儒学化趋势

第三节 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新认识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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