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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晓军
关键词 《瘗鹤铭》、老庄、艺术精神 正文 《瘗鹤铭》从唐宋以来，因金石家、书法家的重视彰显于世。“此铭相传为王右军书，故苏舜钦诗云：'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亲传《瘗鹤铭》。’文忠以为不类王法，而类颜鲁公；又疑是顾况，云道号同；又疑是王瓒。”宋黄长睿根据《瘗鹤铭》“壬辰岁”“甲午岁”字迹，断为梁天监十三年（514）陶弘景书，后世多采其说。 《瘗鹤铭》的书法价值备受后世关注，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更是尊之为“大字之祖，为不诬矣” 。然学界对其研究多涉及镌刻年代和书写者等具体考证，而较少对其所蕴含的文化意蕴作揭示和梳理。为此，本文讨论了《瘗鹤铭》与道家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旨在揭示其蕴藏的道家艺术精神。  摩崖石刻的《瘗鹤铭》 一、道：宇宙的本原《瘗鹤铭》之所以能够彪炳书史，千载凛凛，非只因有“大字之祖”的美誉，亦非南方碑少帖多而物以稀为贵的缘由，主要原因是《瘗鹤铭》将南方秀雅恬静、笔致精妙和北方粗犷豪迈、笔力雄健的书风有机融合，开创了一代书法审美新风，“萧远淡雅，若为其人”。如果说隋至唐初是中国书法南北书风融合、建构的完成的话，那么《瘗鹤铭》则吹响了南北书风融合的号角。这正是《瘗鹤铭》的超前和伟大所在，更是其在书法发展史上的地位体现。 自唐代以来，《瘗鹤铭》受到诸多书家关注。即便是在尚意之风盛行的宋代，依然被推上了“大字之祖”的地位。《山谷题跋》云：“大字无过《瘗鹤铭》。” 李嗣真《后书品》称：“隐居颖脱，得书之筋髓，如丽景霜空，鹰隼初击。” 有清一代大兴碑学，书家学书无不论及《瘗鹤铭》。叶昌炽《语石》称：“陶贞白，书中之仙也”。 《瘗鹤铭》“如天际真人，蝉蜕氛滓”。龚自珍《己亥杂诗》赞曰：“万古焦山一痕石，飞升有数此权舆。” 又云：“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 在龚自珍看来，书圣王羲之在《瘗鹤铭》面前也只是奴仆而已。康有为亦将其列入妙品行列。可以说，自古以来除《瘗鹤铭》以外，没有哪件碑铭能得此殊荣而绝少非议。在六朝书坛，《瘗鹤铭》既没有像当时众多碑版一样甘做奴书，也没有像《天发神谶碑》一样标新立异，虽出奇制胜却留得个“牛鬼蛇神”的骂名。概言之，《瘗鹤铭》的超前性和独创性并未偏离书法艺术的本体。 诚然，书法艺术一方面要恪守传统，崇尚继承，另一方面书家又要表现出独树一帜，强烈摆脱传统和束缚的追求，正如清人翁方纲和刘石庵“有无一笔是古人”和“有无一笔是自己”的论战。然而，老庄思想为我们揭开了谜底，这就是道家高举的“万物之始”“万物之母”的道。在老子那里，道与艺术尚无直接关联。而当时六艺中的“书”更注重实用意义上的“书写”阶段，而非今日之“书法”的纯艺术程度。在希腊语系中，“艺术”一词的最早含义亦是指技术、技能。追溯人类艺术史，几乎所有的艺术都是在“实用”中度过童年的。 到了庄子，道更多显露出的是艺术的精神。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清晰地体现了“技—道—艺”的嬗变过程。“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由技入道与经首之会同律，从而“踌躇满志”，到达物我两忘的道境。孙过庭《书谱》载：“夫心之所达，不易尽于名言；言之所通，尚难形于纸墨。”“若运用尽于精熟，……庖丁之目，不见全牛。”孙氏这里一扫时人书论“外状其形，内谜其理”的弊病，而将老庄的美学观贯通于论书当中，影响深远。 如果说汉之前书法还未处于完全自觉阶段，那么扬雄“书为心画”的呐喊则揭开了书法艺术迈向新纪元的序幕。此后，“道”始终在书法中承担着调节“技”与“艺”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制约着“技”，不让技流于表层，束缚了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限制着“艺”，以免隔断技与艺的联系。而书家与书匠的区别正在于书匠重技，而书家由技入道，完成超越技的过程。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孙过庭在《书谱》中亦说：“粗可仿佛其状，纲纪其辞。冀酌希夷，取会佳境。”  《瘗鹤铭》局部 二、游：自由的追求哲学家叔本华说“生命乃是痛苦，只有哲学和艺术才能帮助人类解脱痛苦”。这里我们不必计较此说是否为普遍真理，然这一观点与道家思想却有所暗合。如果说老子所言“致虚极，守静笃”追求的是一种返璞归真，那么庄子在《齐物论》中主张的“游乎四海之外”“游乎尘垢之外”则是“艺术的人生”的实现。鲲鹏飞翔，出水三千里，扶摇而上九万里，可谓自由驰骋，列子能乘风飞行半月之久，更是自由，但他们都有所恃，若无大风，便无法遨游。所以，庄子的逍遥游不仅要在现实生活中实现，更主要的是要“游心乎德之和”（《德充符》），“乘物以游心”（《人间世》），取得精神上的解放，即“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 如果我们扩大视角考察《瘗鹤铭》的书法特色，就不难发现《瘗鹤铭》的出现绝非偶然，其与当时的艺术思想、审美追求密切相关。 《瘗鹤铭》原石由于石面不平，所刻铭文参差不齐、大小不一、结体欹侧、线条舒展，总体上给人一种不拘成法、潇洒自如、淳朴雅逸之气。这正是铭文书写者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 唐代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收录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五首，其书法主张“返古归真，任意所之”，陶与梁武帝交厚，但最终由于信仰不同辞官归隐句曲山，自号华阳隐居。对于辞官归隐的陶弘景来说，书法是怡情养性的精神享受。在他这里，精神取得了自由，艺术创作也就无所拘束，挥运自如了，即如其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中所言：“手随意运，笔与手会。故意得谐，下情欢仰。” 可以说，在陶弘景那里，道家的艺术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三、鹤：永恒的象征在道家看来，云鹤高风亮节，超凡脱俗，一尘不染，可视为长生不老的吉祥之物。传陶渊明所作《搜神后记》载，丁令威在灵虚山得道成仙后，化成白鹤，落在城门华表柱上。一少年欲引弓射之，鹤乃飞鸣作人言：“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塚累累。” 《瘗鹤铭》正是出于对仙鹤的赞颂而书刻，其铭文序言曰：“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奚夺余仙鹤之遽也。”追求长生永存源于道教的永恒思想。《老子》第二十三章载：“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至庄子，其生死观比老子又有所推进，庄子认为人生有限而人的精神无限，即“重生”又“不畏死”；而在“重生”的另一面，庄子又把死看成自然而然的“物化”。之后，道家在继承老庄生死观的同时，更多地融入世俗之气，研药服丹，追求肉体的长生永存；同时，他们面对现实，从事文学、艺术、医学、哲学等创作和研究，作为体道和悟道的载体，而长生的愿望只能寄托于鹤、龟等吉祥之物身上。“为道者当先立功德，……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 这与“人人皆可成仙”的口气大相径庭。而陶弘景亦追寻神仙世界，他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中说：“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无书可看，乃愿作主书令史。晚爱隶法，又羡典掌之人，常言人生数纪之内，识解不能周流天壤。区区惟充恣五欲，实可耻愧。每以为得作才鬼，亦当胜于顽仙”。  《瘗鹤铭》局部 四、静：自然的回归考察《瘗鹤铭》的艺术特色，这淳朴自然，毫不造作的书风除受时代审美影响之外，不能不认为是道家艺术精神的体现。 在《老子》一书中，老子除了引导人们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自然状态，还引用了大量的自然事物来阐发人生哲理。老子“自然”之本意乃是一种寂静无为的状态，这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社会对自然的渴望。《老子》开篇将“道”推到“天下母”的最高地位，其后又提出了“道法自然”的哲学命题。虽然老子尚未走出天命论的怪圈，但却也揭示了事物发展、运动的规律。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自然观”，并在具体化和艺术化基础上提出了“虚静”“恬淡”“寂寞”等具有美学意义的范畴，特别是其在《天道》中提出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论断，对后世影响深远。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称“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李白强调诗贵“自然”“清真”，东坡诗论书法主张“天真烂漫是吾师”都是对庄子“自然观”的延续和发展。在这里，无论是老子的“自然美”，还是庄子的“朴素美”，都不是指事物的原始状态，经过雕琢之后的“朴素”“自然”与事物原初的“朴素”“自然”具有本质的区别，是经过“否定之否定”两次飞跃之后的“朴素”和“自然”。 中国历代书画论著向来都将“气韵生动”作为艺术品评的重要标准，追求表现事物的内在精神。汉代蔡邕《笔论》称：“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历代卓有成就的大家，多有人从自然物象中获得顿悟，与书法实践达成共鸣，他们都是从自然物象和生活中突然感悟到书法的真谛所在，这与禅宗主张的顿悟有异曲同工之妙。 唐宋以后，文人士大夫以参禅悦禅为风尚，较少直接谈论老庄，老庄思想也随着禅宗渗透到中国文化的肌体之内。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评陶弘景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而《瘗鹤铭》正如刘熙载、王世贞所论“举止历落”“古拙奇峭”，这正是老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美学观的具体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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