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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指出，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状态，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是建立在上述基础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前者维系着封建统治的稳固和长久，后者则把维护这种自然经济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能。抑商政策的长期推行，无疑有成效地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从总的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它起着消极的、反动的作用，并且愈到后来，愈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沉疴痼疾，成为导致社会经济发展迟滞的重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 （一）抑商政策的长期推行，导致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阻碍了商业资本对旧的生产方式的解体作用。 我们说商业是一种革命的因素，并不是意味着它会给封建社会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带来什么福音，而是说它合乎规律的发展会对自然经济起解体作用，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创造条件。其进程大体是这样的：起初，早期商业是在一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活动的，是建立在生产以使用价值为目的、市场极不发达的基础上的，进入流通的大多是各生产共同体、各独立经营的小生产者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后所余下来的那部分产品，这些产品在生产中不是作为商品而生产，只是在进入流通领域后，才在客观上成了商品，如马克思所说：“产品在这里是由商业变成商品的，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变成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这样一种性质的商业，最初发挥的只是一种媒介作用，它独立于流通过程的两极，只能在流通中通过贱买、贵卖来增殖自身的价值，后来，商业逐渐侵蚀生产本身，使整个生产部门依附于它，为商业而生产商品，流通支配着生产，最后，商业资本的这种发展，异化为对它自身统治地位的否定，流通终于变成生产过程的一个单纯要素，商业资本只表现为资本再生产运动的一种形式。这已经是封建生产方式解体和资本主义再生产方式形成的阶段了。 不过，在我们对上述过程加以考察的同时，还必須注意，商业的发展虽然是新的生产方式诞生的前导，但它本身并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创造者。它对于封建生产方式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固然有着极大的影响，但那只能是在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已经具备的基础上才能发生。它对封建生产方式解体作用的大小强弱“取决于旧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它不能脱离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而独立地发挥作用。 在中国封建社会，正是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和抑商贱商政策的长期推行，迫使商业资本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本来，就商人的一般动机而言，总是希翼不断积累更多的货币财富，“不论以商人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换的各生产部门的社会组织如何，商人的财产总是作为货币财产而存在，他的货币也总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但在中国封建社会条件下，商人如果不同时取得土地所有者的资格，则他们既没有社会地位，财富也难以长久保持下去。因此，他们积累了货币财富，不是继续扩大经营，进而控制生产过程，反去购买“不忧盗贼，不忧水火”的土地，使商业利润转化为地租。一些富商大贾为寻求封建特权的庇护，干脆转变为皇商，为封建政权聚敛财货，并从中分得一点余羹。总之，商业资本不能合乎规律地转变为产业资本，难以形成一股强大的、足以引起资本主义变革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至于封建国家通过官工官商制度在同商人角逐中所积累的货币财产，同其它封建赋税一样，以直接向统治阶级提供消费品和充实国库为目的，极少回到生产领域。所谓官工官商，并不是从事以价值增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因而它不能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市场需求的增长，不会通过积累这种进步的职能来增加社会财富。上述因素都使得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不能孕育出足够高度的新生产力，从而使自然经济得以长期保存。 （二）抑商政策的推行，禁锢了人们的头脑，窒息了民族的活力，造成了一股巨大的有惰性的社会力量。 大家知道，商品交换是由分工产生的，它的发展又会进一步促进分工的发展，加强社会内部的交往，打破自然经济的隔绝状态和齐一水平，开拓人们的视野，增强经济的内在活力。中国封建社会的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深化，长久地维护着小农自然经济的生存条件，这些条件决定了小农的落后保守的倾向。马克思曾就法国的情况，描述过小农的特点：“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允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小块可怜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以自己胼胝的劳动承担着封建的租税和贡赋，维持着简单的生产和贫困的生活。墨守成规的生产方式，庸庸碌碌的生活方式，也就造就了他们狭隘的保守的思想方式。既没有进步的愿望和要求，也没有发展的条件和可能，有的只是安贫知命这种对于命运的屈从，安于现状这种不思进取的惰性。对于这种小农经济的自然性质和经营方式，封建地主阶级总是极力加以讴歌、美化，把它描写成安乐恬静的理想世界。事实上，它只是维持封建剥削的理想形式。 马克思在详述印度的自然村社制度时，曾经深刻地说道，“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无论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想，这也同样适合中国的小农自然经济。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抑商思想对于禁锢思想、扼杀生机所起的消极作用。 至于封建地主经济，也是由一家一户的佃农从事的个体生产组成的。地主阶级的唯一职能是收取地租，仅仅靠他们占有的土地，衣租食税，除此之外，视一切为异端。中国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所唯一接受的知识是儒家的孔孟之道，其终生的业绩是诵读经书，修文考据。在儒家思想尤其是重农轻商思想的束缚下，他们推崇的正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科学技术，更是几乎毫无所涉。与那些充满进取心，富有商业骑士精神，为最大限度利润而甘冒风险的资产阶级创业人相比，地主阶级受传统势力的控制太大了。愈到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思想更愈趋保守，对抑商的祖宗之法更是坚守不二，他们拒绝任何外来的新鲜事物和内部的自我更新。作为抑商政策的自然延续，明淸两代在对外关系方面又执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一政策虽然有着一定的自卫意义，但它是一种最消极、最落后、最愚蠢的办法，是以牺牲全民族经济、文化的进步为代价的自卫办法。就其本质讲，与国内的抑商政策同出一辙，都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经济思想。自此，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对外界事物闭目塞听，茫然无知，更为愚昧的是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以至于在最早发明车船的国家，把蒸气火车视为“孽龙”；在最早发明火药、指南针的故乡，沉缅于用火药作焰火，用磁针看“风水”，使中华民族一度领先于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黯然失色。到头来，抑商政策虽然抑制了国内商品生产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闭关政策却没有能抵挡住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武力进犯，从而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的深渊。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是我们中华民族必须牢牢记取的。 （原载《人文》杂志，1986年2月号，原题为《试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抑商政策》，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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