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出结束时，共有超过4400万人观看。 之前“西城男孩”开线上演唱会时，朋友圈爆火，但也不过2000多万观众，而一个61岁的“北京大爷”，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   崔健，中国摇滚乐第一人。当年一曲《一无所有》，沸腾了全中国听音乐的年轻人。 他这次在演唱会上唱的《假行僧》、《花房姑娘》、《不是我不明白》，当年在大街小巷广为流传，他的摇滚精神被歌迷奉为圭臬。  但那些都是“当年”的事了。 一个61岁的初代摇滚歌手，从经验上看，早该退休了——毕竟，摇滚的内核之一是“叛逆”和“愤怒”。中国人的六十岁，是“耳顺”的年纪。 可演唱会还是出圈了。原因大概是，摇滚的内核还有“怀疑”和“真诚”。  可着娱乐圈、音乐圈，你再想找一个比崔健更真诚、更“怀疑”的人，很难。在这个“消费至上”的年代，不“时尚”的音乐人很难混，大家多少都得“包装”一下。可是唯独崔健，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真实了几十年。   大院孩子 崔健的叛逆，从娘胎里开始。 崔健他爸是部队的小号手，爱党爱国，一心把孩子培养得根正苗红。1961年，崔健还在娘肚子里时，他爸一心盼着他能在“八一建军节”出生。 可事就是这么寸，崔健非要拖到8月2日才呱呱坠地。  他爸没妥协，上户口时把儿子生日定为“8月1日”，取名“崔建军”。 崔建军大小长在部队大院，幼儿园全托，约等于放养——没办法，父母工作太忙。但是他活得很幸福，从一懂事就爱党爱国，悲天悯人，觉得全世界人民都在吃苦，就他泡在蜜罐里。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肚子没空过；大院里一群孩子，他是孩子王。他每天充满了优越感：爸爸是军人，妈妈是中央的——中央歌舞团的。 他吃饱喝足，在歌舞的包围中自由生长。在那个充满了集体合声的年代，大院生活为他保留了对艺术的感悟能力，和自由表达情绪的本能。 这种“本能”是当年大院子弟真正的财富。 胡同串子 崔建军14岁时，点开了小号技能。他有天赋，仅一年就磕磕绊绊吹完了《贝尔曼小号协奏曲》—— 一首很多人为之努力半辈子的高难度曲目。 北京和沈阳的军区文工团抢着要他，让他一生有靠，可事情突然变得不巧。 先是他妈妈母爱爆发，不舍得孩子离家，挡了他去文工团的路，紧接着，“下乡”的时代忽然结束，他无“队”可插。 他想念书，考音乐学院失败，唯一的出路就是上班，当工人。 崔建军不想当工人。他选择了哪都不去，家里蹲，吹号。老北京管这种人叫“胡同串子”。 他待业两年，终于在北京歌舞团找了正经工作，然而，在人才济济的歌舞团，他平时连上台的机会也没有。 摇滚乐就在这时传入中国，传入崔建军的耳朵。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邻居们都发现，老崔家的大儿子像个混子，自称“崔健”，每天背着吉他到处乱窜，嘴里哼的是南腔北调，留着大长头发。 没人懂得崔健的憧憬和困境。彼时他正渴望走上全新的摇滚道路，他天天扒磁带，翻唱喜欢的歌，也搞原创，他跟六个哥们儿组了个“七合板”乐队，成为中国的摇滚先锋。 没几天，团里的女书记找他谈话了：“要么在团里老老实实干，要么退团。”于是乐团被迫解散。 他又去参加全国通俗歌曲大赛，上台一张嘴就把评委李双江、王昆吓坏。前辈们没听过这种奇怪的唱法，他首轮被淘汰。 回到家里，他爸天天看他头发不顺眼，催他理发，他不胜其烦，干脆剃个秃子。 从15岁到25岁，他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 一夜封神 1986年，时代终于把红利分给了孤独而摇滚的崔健。 80年代中期，宽松的文化环境让人民对于“音乐”和“自我表达”有了更多的渴望。 欧美慈善义演《We Are the World》轰动世界，音乐人郭峰受到的启发，决定组织一场演唱会，广邀各路音乐人参加，为“世界和平年”献礼。 主办方负责人王昆欣赏崔健，邀请他也参加。 那场演唱会叫《让世界充满爱》，同名主题曲百人合唱，净是毛阿敏、田震这样的著名歌星。崔健在末流，藉藉无名。 他那天穿了一件西装外套，排练时老觉得不舒服，就跟同去的王狄说，咱俩换换衣裳。 很多年以后，人们还对1986年5月9日晚上，崔健那身装扮津津乐道：他穿了一件对襟的大褂，裤腿挽得一高一低，他站上台，下面观众窃笑；他张开嘴，喊出那句划时代的歌词：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那一瞬间，全场没人说话，随后，整个场子爆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喊声和掌声。 那一夜，崔健走上神坛，开启中国的摇滚元年。 很快，崔健录了磁带，出了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两岸三地，高度评价。那盒磁带里九首歌，开头就是同名曲目：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噢 噢 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还有《花房姑娘》、《一无所有》，还有后来被翻唱N遍的《假行僧》： 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人都看到我 却不知道我是谁 压轴的一首歌，叫《不是我不明白》。 当时很多年纪大的人批判崔健，说年纪轻轻，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没有挨过饿受过冻，却天天喊着自己“一无所有”，简直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认不清自己有多幸福。 可是对于崔健那代人来说，他们从小吃饱穿暖，所以对生活有更高的要求；他们少年时经历动荡，自认为信仰坚定不移，所以更加难以接受物质和市场对生活的冲击。 他们曾经以为自己什么都有，成年后才发现，自己其实一直都不是“自己”。这种迷茫和空虚带来的无力感无从言表，只有崔健能替他们唱出来：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其实我一无所有。 年轻人，尤其文青们，都在听崔健，聊崔健，王朔说：“我宁愿崔健和他的音乐代表我存在，代表我斗争，代表我信仰。我把重大的责任都交给他了。” 可是，一个普通人，怎么能长久立于顶峰。 一个开路者，怎么会躲过第一场暴风雨。 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北京杂种 崔健像一把火炬，点燃了中国摇滚的草原。 1987年，他离开北京交响乐团，加入ADO乐队，正式开始摇滚事业。两年之内，中国的摇滚乐队相继涌现：黑豹、唐朝、眼镜蛇、面孔、青铜器…… 1990年2月17日，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了“1990现代音乐演唱会”，被媒体称为“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ADO乐队、黑豹乐队等六支乐队共表演两小时，场内一万五千余观众，全程呼喊、鼓掌、呐喊，摇滚乐从此出圈，进入大发展时期。 在筹备各类演出的同时，崔健又于1991年发布了第二张专辑《解决》。这张专辑中，有那首不能再唱的《一块红布》，有那首《快让我在雪地中撒点野》。 他居然翻唱了《南泥湾》，这前所未有，让人耳目一新。 这段时期是摇滚的高峰，也是崔健的高峰。 1993年，他发了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1995年，他发了第四张专辑《无能的力量》。他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现实，诘问这个世界，那些矛盾的、不公的、被混淆的问题如何解决，态度像个执拗的社会学家。 关注的人是越来越少。 那时候，多元的音乐风格纷至沓来，年轻人喜欢更“时尚”的流行乐，内心不再愤怒，更容易从物质获得快乐。 嘲讽的、迷茫的、不断提问的崔健，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有点可笑。 “崔健没意思了“，“崔健老了”，“崔健变成王朔了”。这样的评价越来越多地出现。 他都听见了，但是没在意。在他心里，音乐从来不只是娱乐，艺术有自己的职能，艺术家有自己的社会责任。一个“红了”的艺术家如果只专注于搞钱，放弃对政治、经济的思考，就是不务正业。 他不再出专辑，转而拍电影。他和导演张元一起拍摄了一部《北京杂种》，讲述了四九城里小老百姓的一些故事。他演“歌手崔健”，负责电影里所有的音乐。 观众说，摇滚文青儿那点破事，对白虚伪，缺乏思想。 其实从一开始，懂崔健的人就不多。人们喜欢宣泄，热爱原始的嘶吼式表达，却没多少人在乎他的技法、他的诚意、他的困境。 渴望自由的灵魂，对任何锁链都不能容忍。 养生达人 崔健是1961年生人，进入21世纪，人们就默认他“老了”。这些年来，知道他的人总觉得他很闲。不知道崔健的人越来越多。 实际上，崔健把一个音乐人能做的所有的事几乎都做了。 他后来又出了两张新专辑，一张叫《给你一点颜色》，一张叫《光冻》。他加入了更多新鲜的元素，但音乐的内核还是提问。 他为音乐的尊严发声，2001年，沈阳的“假唱事件”被讨论出圈，崔健坚持倡导“真唱”，为“真唱运动”奔走一年。他组织了中国第一届户外摇滚音乐节，四处演出，效果显著。一年后，文化部艺术司司长明确指出：打击假唱。 他导演了第一部电影，叫《蓝色的骨头》，豆瓣评分6.9，网友们说，虽然杂乱，但是“很音乐”，有被感动到。 他参演电视剧，参加综艺，指导舞剧。他甚至和哲学家周国平合作了一本对话录。 他每一天都在忙碌，为了音乐，为了自由。五十岁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皮肤细腻光洁，但是从不保养，也不打扮，一件东北画布褂子穿十几年。 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他说，我凌晨五点睡觉，下午两点起床。这或许违背了养生理论，但是如果人能发现自己的伟大，发现生命的伟大，那你的身体就拥有强大的修复能力。 杨澜曾说，崔健不会老。虽然年龄会增长，但是心态却永远像个青年。 一个永远不会老的61岁摇滚乐人，难怪能有4400万观众的号召力。 那场线上演唱会后，有人说，崔健忙碌到61岁，是因为放不下名利，他离不开娱乐圈。 唯有懂崔健的人才知道，这个乐手往自己的身上加诸了无数责任，他渴望成为社会的力量，成为后辈的榜样。 音乐圈、娱乐圈，不能没有崔健。 18 / Apr / 2022 监制：视觉志 编辑：逗逗龙 微博：视觉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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