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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说：“世上没有完人，如果有，他的名字一定叫周恩来。” 还有人说过：“中华民族那些最好的美德，都在周恩来的身上体现了出来。” 确实，周总理是一个几乎找不到缺点的人物，无论是敌是友，都对他无比尊敬，即使是败在他手下的对手，也对他恨不起来，只有敬重。 我们之前介绍过周总理的大仁、大义、大智、大信，今天再来说说周总理的大爱、大恨、大忠、大勇。
周总理的“大爱” 大家都知道，周总理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周总理曾自豪地说：“谁说我没有孩子？我有10个孩子！” 实际上，周总理夫妇收养的烈士遗孤何止10个，他们与周总理夫妇之间，都有着感人至深的故事。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周恩来也去了武汉，担任长江局副书记，开展国共合作抗日的工作。 同时，周恩来还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寻找下落不明的烈士遗孤，和革命者散落在各地的孩子。 周恩来通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制定了一份名单，包括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朱德的儿子朱琦，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张太雷的儿子张知春等等，总共几十个孩子。 周恩来深知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就告诫同志们说：“千万不能大张旗鼓地找，以免让反动派盯上这些孩子，一切都要秘密进行。”
（图：周恩来夫妇与毛岸英、毛岸青） 后来，周恩来对人说：“于公，这些孩子的父母为革命流血牺牲，于私，他们的父母都是我的战友，很多战友都死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我如果不把他们的孩子救出来，以后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 周恩来要求大家确定孩子的身份后，立刻通知他，他再把路费寄过去，先接到武汉，再送去延安。 有些孩子到延安后，周恩来为了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就送去了苏联留学。 德国进军苏联后，周恩来为了这些孩子们的安全，特地跟苏联高层“讨价还价”，要求这些孩子不上前线。 1939年，周恩来因胳膊受伤，去苏联治病期间，经常去看望这些孩子，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照顾得无微不至。 因此，有人曾经评价周恩来说：“他虽然没有自己的子女，但他的孩子遍布全中国。” 这就是周总理的“大爱”，早已超越了传统的亲情之爱，比“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更加高远！
周总理的“大恨”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周总理儒雅谦和，宽以待人，以“大爱”包容天下，那么，他有“恨”吗？ 当然有，不过，周总理的“恨”，不是个人之恨，而是革命信仰、家国情怀之恨，亦称“大恨”。 1931年4月25日深夜，周恩来突然收到钱壮飞的一份绝密电报：顾顺章已叛变！ 周恩来大惊失色，心情立刻变得非常沉重！ 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重要领导人，掌握着我党的很多高度机密，因此，他被捕叛变后，把周恩来、陈云、聂荣臻、陈赓等人都供了出来，形势万分危急！ 幸好，秘密潜伏在中统内部的钱壮飞及时发现了这个情报，立即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安排大家转移，让反动派扑了个空，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即便如此，顾顺章的叛变也导致了恽代英、蔡和森等很多重要领导人的遇害，给我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很多人都对他恨之入骨，包括周恩来。 周恩来下令，不惜不切代价，立即铲除顾顺章这个叛徒！ 可惜，顾顺章警惕性太高，被他逃了过去，但是他的家人明知他已经叛变，依然顽固地和顾顺章站在一起，中央特科数次劝说未果，只好将其家人一起铲除，只留下了两个孩子。 事后，周恩来感慨地说：“这次实在是万不得已，不知道后人会如何评价我们。” 其实，周总理完全不必自责，为了保全更多的革命同志，对待这种毫无廉耻的叛徒，必须要用这种雷霆手段！
周总理的“大忠” 有些人说，周总理对毛主席很忠心，有时候甚至有些“愚忠”。 其实，与其说周总理是对毛主席忠心，不如说他是对国家民族忠心，对革命信仰忠心，是为“大忠”。 当年在中央苏区，毛主席的理论不被大家理解，受到了冷落，最高领导是由周恩来、博古、李德组成的“三人团”，结果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了惨败，不得不开始长征。 那段时间，周恩来一直在反思：自己是否有能力把红军带出低谷？让毛主席靠边站的决定是否正确？ 在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深刻的检讨和反思，力主让毛主席重新出山，指挥红军的作战。 有些人不服，比如博古，周恩来就开导他说：“跟蒋介石斗，你自然不行，我也不行。要我说，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对付得了他，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虽然也有一些缺点，但我们要看大处，为了打败蒋介石，我们一定要摈弃前嫌，同心同德，共同辅佐毛泽东，才能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
毛主席后来也感慨地说：“如果恩来有私心，遵义会议就开不起来。在开会时，恩来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他推心置腹的推荐，我要复出就太难了。”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正是周恩来的大公无私挽救了革命，挽救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这就是周总理的“大忠”，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心甘情愿地辅佐毛主席，一生不悔。 周总理的“大勇” 为了个人的利益，敢于拔剑相向，是“小勇”，而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明知前方是龙潭虎穴，依然挺胸向前，才是“大勇”。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周总理受邀出席，蒋介石得知后，就派毛人凤不惜一切代价实施暗杀行动。 负责周恩来安全的罗瑞卿，知道毛人凤肯定要下黑手，而且多半是在香港，但当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罗瑞卿插不上手，就建议周总理不要去万隆。 但周总理没有理会，说：“我是中国的总理兼外长，又是代表团团长，大家都去了，如果我不去，外国朋友怎么看待中国？外交上失礼，是很严重的问题。”
不过，周总理临时接到缅甸的邀请，去了一趟仰光，没有跟代表团一起经过香港。 结果，毛人凤买通了香港启德机场的一名清洁工，在准备飞往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装了炸弹，导致11名乘客全部遇难！ 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劝周总理不要再冒险前往，陈毅还请毛主席出面，不要让总理去万隆，风险太大了！ 但是，周总理的态度非常坚决，说：“文仗如武仗，不可能没有半点风险。如果真出现什么意外，为了国家，也是值得的。” 从缅甸仰光到印尼万隆，这一路上谁也不敢保证不发生意外，国内的同志们一直在担惊受怕，直到听说周总理安全抵达万隆，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就是周总理的“大勇”，即使前方危险重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要从容奔赴战场。虽千万人吾往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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