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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早晨，延安。经历了几乎通宵加班的毛泽东刚刚睡去，冬日夜长，虽然已是六点多钟的光景，窗外此时还是一片漆黑。 院子里的警卫员、工作人员们也都陆续去睡了，只留下两人站岗。 两名哨兵希望谁也不要来打扰这难得的宁静，毛主席需要休息，他实在是太累了。 年轻的哨兵内心其实也都有自己的“小算盘”，由于人手缺乏，哨兵可替换的人少，他们每一班岗也都需要近3个小时。 毛主席晚上工作的时候，他们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一防敌人轰炸，以便及时撤入防空洞。二防毛主席住的窑洞外有闲杂人靠近。 那时的延安，各色人等很多，尤其是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青年学生，他们浑身充溢着像火焰一样的激情，有时会不顾纪律，冲到毛主席居所外面请求见一面。 所以哨兵们就多了一项职责，阻止一些无关人员靠近。 这也是很累人的。 然而，这样的宁静很快被打破了。哨兵们发现一个人急匆匆地冲这里走过来，他们刚要出声阻止，又怕惊动了毛主席，于是一人端起枪迎上前去，正准备询问是谁，此时那人已经提前张口道：“我是任弼时，主席起床了没有？” 延安无论高层领导还是基层工作人员们都知道，任弼时情商极高，极为关照别人的感受，他自己是个加班狂人，但却非常注意不在休息时间打扰别人。他也知道毛主席的作息习惯，一般不会选择这个时候来打扰他。而这位中央秘书长一旦前来，就意味着有大事发生了。 年轻的哨兵不敢阻拦，引着任弼时来入内。 一、香港沦陷 被叫醒的毛泽东有点烦恼。身在高位，连睡眠自由也没有，无奈。 听说是日军进攻香港的事，他疲倦地问任弼时：“香港的事？我已经知道了嘛，日本人打过去了，难道还有别的事？” 任弼时焦急地说出一个名字：“宋庆龄。” 毛泽东听到这个名字悚然一惊，他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任弼时接下来所说，让他也焦急起来。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1941年12月8日凌晨2点，日军突然对香港发起进攻，先是用飞机进行大面积轰炸，东方明珠陷入一片火海。随后，大批蓄谋已久的日军越过深圳河向九龙发起进攻。 此事，毛泽东在攻击发起后的两小时内已经知道。其实以他的智慧，早知香港一弹丸之地，全无自保之力，早晚是日寇的口中食。 国难如此，大陆尚且不易保，孤悬海外的香港，只能徒然叹息了。 但此时的香港，却有另一桩麻烦。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上海聚集了很多民主党派和各界文化贤达，他们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抗战宣传工作，具有极大影响力。 然而随着日本人不讲武德，接连对上海的租界区发动围逼，上海的文化名人、民主党派、工商界大咖尤其成为日本人追捕的重点对象，他们不得不离开上海，躲到了香港。 毕竟那里还是英国管辖，日本没有公开向美国、英国宣战，香港的完整度比上海要高，大家希望在哪里寻求暂时的安定。 这批南飞的政、商、文化界名人很多，其中名气最大、政治分量最重的，就是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 以宋庆龄的身份和地位，她完全可以去重庆躲避，但她一向看不惯蒋介石的嘴脸，与三妹美龄的关系也不是很融洽，所以宁愿去香港也不去重庆。 蒋介石其实也有点幸灾乐祸，巴不得她因为某种意外而死掉，这样就省得自己动手了。 宋庆龄离沪赴港之时，美龄对二姐的安危毕竟还是记挂的，打断骨头连着筋，血脉相连，岂能不管。美龄请蒋介石亲自发出邀请，让二姐来渝，蒋介石只是不冷不热地意思了一下，庆龄断然拒绝之。 受蒋介石的影响，国民党内虽然都知道宋庆龄的困境，却无人敢伸出援手。 人走茶凉到这个份上，有识者无不为之愤慨。 国民党不管宋庆龄，共产党却在管，周恩来对宋庆龄的安危早就留了心。 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宋庆龄早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就公开宣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虽未退出国民党，但不再从事国民党的任何工作，退出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宋庆龄虽是一介女流，但意志之刚强，实乃巾帼之魁首，须眉亦所不及。 蒋介石声称“攘外必先安内”，宋庆龄公开发表言论驳斥：“抗日乃全国之大局，难道要先自己砍断一只胳膊再去抗日，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宋庆龄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要任务就是抗日救亡，在她努力之下，这个组织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大量物资支持。 尤其是新四军受宋庆龄恩惠极大。 当时蒋介石对新四军恨得咬牙切齿，只给一点军饷，其余一切不管，而且还限制新四军活动范围。 新四军一方面要与日军作战，一方面还有千方百计地求生存，根本无力建立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当时惨到连基本的野战医院都没有，很多新四军战士一旦受伤或得病，缺医少药，只好听天由命。 宋庆龄听说此情忧心如焚，紧急通过上海、香港两地的物资采购渠道，为新四军筹集了一大批医药物资、器械，在她的直接帮助下，新四军在江南建立了包括预备医院、野战医院、联队接受站、大队医疗站、连队救护队、医务训练学校的医疗网络，医疗状况明显改善。 据统计，1938年4月至1939年5月，仅新四军军医部的两个门诊室就治疗了军民病人77000多人次。  人心换人心，黄土变成金。中共与宋庆龄之间的互信和感情就是这么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所以当宋庆龄遇到危险时，中共方面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主动提出营救宋庆龄的是周恩来。 其实周恩来获知宋庆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比日军进攻香港还要早。 日军进攻香港之前，派出特工人员对香港进行了提前调查，得知宋庆龄和一大批政商文化名人都聚集在港，这对一惯注重发动政治攻势的日本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大礼。 日本人随即制定了搜捕计划，待攻占香港后立即封锁全部陆海出口，限令这批名人自首，否则即行屠杀。 周恩来从何得知呢？说到这里，不得佩服周恩来在情报工作方面的天纵奇才。 三、周恩来提前运子 周恩来抓情报工作的格局与眼界，远非号称中国FBI的国民党“两统”所能比拟。 军统和中统乃是蒋介石的独裁工具，注定他们的职能是主防中共、次防异己，格局的狭隘注定了“两统”在布势上的天然劣势。 “两统”在两个地方的情报工作几近于零： 一是延安，“两统”都打不进去，原因主要是延安浓郁的革命风气天然排斥国民党特务，特务们只靠作伪根本无法培养出与延安军民相同的气质。《风筝》中描写的那位潜伏的女特务直到去世都没有暴露，只不过是一种艺术想象，实际根本没有这种事情。 另一个就是香港。“两统”对这里其实没有多大利益诉求，中共在这里固然没有实体力量，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也只不过是一个只有名义上的影响，而没有实际力量。在蒋介石看来，对这种人下太大功夫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两统”在这里的力量略尽于无。 周恩来布局地下党组织则不然，不管有无实际意义，都要放长线钓大鱼，切小口挖深井，以备不时之需。 比如香港，这块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的小小海港，虽属弹丸之地，却是各方势力交织的缓冲地、混杂地，各派人物都在此居住或避难，蕴藏的政治信息量极大。周恩来有心于此久矣。 所以一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周恩来随即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在香港布置了党的地下组织。 当时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主任是廖承志，廖是革命元勋廖仲恺之子。潘汉年是中共中央代表，地下工作的实际指挥者。还有一位叫刘少文，公开身份是中央交通局驻港澳办事处处长，兼顾负责澳门的地下党组织。 在他们的辛苦努力下，香港地下党员已达2000之众，力量不可谓不大。 也正是周恩来提前运筹，这一步看似无关宏旨的闲棋，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大营救 周恩来得知日军即将对宋庆龄等人下毒手的消息，立即连夜从重庆向延安发报，向毛泽东建议对驻港的文化名流和政界名人实施营救。 由于事情紧急，周恩来怕误事，便指名请任弼时专门拿报去找毛泽东。所以有了文首那一幕。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建议深以为然，当即回电周恩来，要他相机解救这批人士，方法手段请周恩来自行决定，以救人为第一要务。 周恩来随即亲自指挥廖承志、刘少文等同志展开了营救，营救的人员大约有三百多人，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梁漱溟等人。 周恩来亲自拟定了营救方向。要么撤往海南岛，投奔东江纵队。要么回内陆，要么逃往南洋。 廖承志、刘少文等人接到任务，一着手展开营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任务。 在港的各界文化政商名流，大多处于散居状态。他们在政治上、文化上影响力巨大，但缺乏最基本的行动能力。 举个例子来说，茅盾、邹韬奋两位，都是左派文化名人，国民党对他们恨之入骨。  他们从上海逃到香港后，国民党特务对其苦苦追踪，虽然一时间未下杀手，但为防万一，两个人都想甩脱特务跟踪，他们又不懂什么办法最有效，只好用最笨的招数，不停地搬家。茅盾搬了四次家，邹韬奋搬了六次，不仅国民党特务找不到他们，连中共地下党要找到他们也很费劲。 还有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女士，她的名气也大得很，仅次于宋庆龄。名气大也有名气大的烦恼，国民党特务盯得紧，日本特务也盯着。而且由于母子各在一党，八路军办事处又不好公开提供保护，她时时处在聚光灯下，想撤离也是十分困难之事。 日本人将至，他们更是乱得一团糟，像没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该往哪飞。 所以，第一步是先找到他们。这时中共地下党庞大组织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廖承志给远在上海的潘汉年说了情况，潘汉年当时在上海处理情报工作，一时无法返回香港，便转而交待刘少文进行联系。 此时地下党员们已经顾不上暴露的风险了，开展大面积寻找、联系。花了好几天功夫，一一找到了藏在各个犄角旮旯里的名人们。 第二步，就是劝他们走。大多数人还是很听劝的。但也有人不信邪，特别是文化人，奉行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信念，以为死在香港也得其所，让那些还汲汲于搞反共的国民党右派们看看，我们的士人都跑到天涯海角了，还免不了日寇的屠刀。 廖承志、刘少文不得不亲自出马去劝一些思想比较刚硬的名人们。 这也就是中共能做得出来，换作军统、中统特务，哪有这样的耐心？ 找到了，劝好了，真是费了不少劲。但更费劲更危险的还在后面。 光靠香港地下党还不足以把这几百号人送出去，香港岛四面是海，得有船，得有人护送。这个艰苦的任务落在了东江游击队身上。 那时的东江游击队力量还很小，人不过千，枪不过五百。在国民党和日伪军的夹缝中生存很不易，这支游击队都不穿军服，从司令员到战士都穿着便服，为的就是减少暴露。 这次为了营救各界名流，东江游击队也是拼了。 他们一边到处搜集船只，一边派出两支小队伍进入九龙。 这两个动作近乎自杀。 当时日军一边进攻香港，一边派出军队在九龙和香港近岸疯狂搜集管控民、商、军船，严禁私渡。进占香港本岛后更是公开宣布，有偷船私渡者格杀勿论，必须持有日军发放的通行证才能通航。东江游击队是拿着自己的生命在做这些事。 派小队伍进入九龙，更是体现着一种杀身成仁的勇决。 游击队和廖承志等人商量后感到，不知道日军占据香港后怎么封锁交通，也不知道他们的兵力驻扎范围，所以只能悄悄在日军后面跟踪，看他们驻于何处、封锁何处。  以日军的细致程度，发现游击队的概率太高了，如果暴露了，这些游击队员们也是死路一条。 就是以这样大无畏的信念和高超的斗争技巧，东江游击队和八路军办事处通力合作，在两个月时间内，以极其复杂、艰难的手段，将三四百名各界名流送出了香港。 这批人士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沈志远、章伯钧、彭泽民、张友渔、胡绳、范长江、刘清扬、梁漱溟、千家驹、胡风、金山、蔡楚生、王莹、司徒慧敏、端木蕻良、沙千里、金仲华、廖沫沙、黎澍、黄药眠、高士其、袁水拍、宋之的、于伶、叶浅予、丁聪、羊枣、戈宝权、萨空了、胡蝶、张唯一、恽逸群、陈曼云等。 我党营救的不光是左派文人、中共的支持者、蒋介石的反对派，出于人道主义，还救出了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如国民党驻香港代表陈策少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贤德等。 更令人称奇的，还有英国赖特上校、京中校等近百名国际友人和英军官兵。 日军占领香港后，曾发布限令，把他们提前侦察到的名人列了个名单，限期到日军司令部前来报道，逾期者一律处死。 谁知，他们却一个个神秘地“失踪”了，几个月后又安然无恙地出现在大后方和根据地，令敌人目瞪口呆。 五、宋庆龄逃脱 最后我们说说宋庆龄的情况。 在周恩来列出营救名单上，各界名流三四百人，其中头等重要、必须立即营救的，就是宋庆龄。 由于周恩来、任弼时请示的及时，在日军发动攻势后几个小时，廖承志就找到宋庆龄的临时寓所，当面劝说宋庆龄速速撤离。 廖承志是老熟人，见他亲自来劝说，宋庆龄也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当即同意撤离。此时香港启德机场还未被日军攻占，宋庆龄在廖、刘等人亲自安排下，坐上最后一架飞往内陆的飞机，顶着日军的炮火，在浓浓的硝烟中飞离香港，返回重庆。 可以相见，宋庆龄作为中国政界一时无两的显赫人物，是日军搜捕的首要目标。如果再晚几个小时，日军一旦完成封锁，一切都晚了。 多说一句宋庆龄后来的事。宋庆龄返渝后，宋蔼龄、宋美龄都后怕不已，争相接庆龄去自己家住。蒋介石表面上欢迎二姨姐，内心却十分抵触，庆龄便住到大姐家中。  谁知这一住竟然中了蒋介石的软禁之计。 蒋介石与蔼龄、美龄商量，为防庆龄再发表亲共反蒋言论，暂且让她在“安静”一段时日。怎么安静呢？住在蔼龄家中，不准随意外出，也谢绝外人拜访。有一次冯玉祥持名帖拜见宋庆龄，出来迎接的却是宋蔼龄，说庆龄身体有恙，近期谢绝会客，弄得冯玉祥好不惊讶。 宋庆龄的一切来往信函，对外言论，也都必须经过宋美龄。弄得宋庆龄好不难受。 周恩来为此还曾自责，没想到把宋庆龄救出火海，又推到一个新的困局。 但那都是周恩来自律甚严的后话了，中共能力再大，也无法解决国民党内部深到骨髓的矛盾纷争。 1941年底到1942年初的这次大营救，其组织之秘密、周详无以伦比，无一人伤亡、无一人被捕、无一人暴露，堪称全胜。这是中共隐蔽斗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茅盾先生称它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这次营救，我党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在香港的两千名地下党大部分都暴露了身份，最后不得不一起撤出香港。但是这样的付出毫无疑问是值得的，这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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