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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必贤何许人也？ 牟必贤是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64级学生。我是看《吴宓日记》知道这个人的。 在《吴宓日记续编(1965-1966)》中，吴宓注云：“1966年8月24日至11月21日此一段日记为牟必贤强取去，不许宓泄露其得宓肆佰圆，以为挟制。终不肯还。” 话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起初几个月，吴宓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红卫兵的管制，监督劳动改造，几乎没有人身自由。他先是由西南师院中文系负责管制，后来，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则由红卫兵“自行管制、监督，实即由红卫兵牟必贤（四年级生）一人任之”。 而这位牟必贤看出了吴的心态，马上就开始了他的“革命行动”，据吴宓日记所附的两年多之后（1969年3月）的交代材料中云：牟必贤以“代表革命组织公开募捐红卫兵外出串联的旅费”为名，索取吴宓人民币400元和《中国分省地图》等物，而不给予收据；又要吴宓“不许以此事告知任何人”。 400元在1966年绝对是个不小的数字，约是一个普通公职人员一年的收入（吴宓作为一级教授，收入是比较高的）。据吴宓记载：牟必贤骗去400元之后，逃回家乡，不敢再回学校。 牟没走的时候，吴宓曾经恳求这位学生归还他这部分日记，想拿到手就烧掉，但遭到拒绝。《吴宓日记续编》1966年11月21日的残段中，有如下字句：“晚饭后，因请求发还日记（决即焚毁）未蒙准许，心中又深忧惧！” 以吴宓在日记中总是忍不住说真话发真情的脾性，这期间他的日记一定有“反动”言论，牟必贤不归还吴宓的日记，是要把这些日记作为筹码，要挟吴宓不把他诈取400元之事泄露于人。 “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展示人性之恶的舞台，牟必贤为趁火打劫这个成语做了很好的注脚。但话说回来，比起那些以侮辱打骂老师为乐甚至逼死人命的红卫兵，牟必贤只是诈财，还不算最恶毒的。 百度搜“牟必贤”，只有今天的西南大学文学院收录的1968年毕业生名录中有这个名字，其他的信息一点都没有。他携款离开学校，是算主动退学了吗？还是后来仍然回校了？吴宓后期的日记中也未提及。 如果这个牟必贤还苟活在人世，现在也已经是80来岁的老头了，他敢不敢公开说说这段历史？ 其实他的死活我一点都不关心，我关心的是，1966年8月24日至11月21日这近3个月的吴宓日记，到底写了什么？牟必贤有没有带回家去？还在不在？因为我看这十本《吴宓日记续编》，每看到“X月X日——X月X日日记被查抄，未还”之类的注，总不免叹惋，觉得实在可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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