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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锋诗人萧开愚看来，中国的传统“就像地层一样”，本身就混合了不同元素，长久以来，中国人所期翼的那个统一、单纯的传统只在希望之中存在。对此，德国人艾伊娜深有体会：18年前，她抱着寻找某种一脉相承、从无断续的“中国传统”的希望来到中国，而迎接她的，却是一个现代中国，以及中国人复杂的传统观。 6月27日，在墨卡托沙龙“同源或异质？谈创新与传统的关系”的讨论中，中国诗人萧开愚和身为德国人、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学家的艾伊娜，从人文学科的视角，对传统与创新做了诸多有趣的探讨。这是“传统与创新”话题下进行的第三场讨论。沙龙由墨卡托基金会、Lens和腾讯文化频道联合主办。 中国人的“生物钟” 萧开愚一上来就提出了他对何谓“中国传统”截然不同的认识。他认为，中国没有一个单一的、只属于汉族或者某一思想体系的传统，从殷、商、周开始，在我们的历史上，每一个时候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接受另外一种传统对过去生活传统的全面覆盖。 这种朝代兴盛与衰亡循环的“训练”，使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一种生物钟：到了一定时间，当中国人对新的传统比较适应以后，就会自发期待另一个新传统的刺激。同时，这样的历史更迭也给中国人留下了一种心理暗示：即一切存在都是不长久的，我们终将被新的人或事物所替代。 这导致了一些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对于《几何原本》的翻译。“徐光启或许以为，欧洲人的数学可以给我们建造一个比较稳定的模型。”但这一举动引发了两个意料之外的后果：一是中国就此进入了对新时代、新社会、新的社会关键力量的憧憬或崇拜之中；二是进而造成了“工程师治国”的后果，让中国产生了一种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社会期待，更进一步讲，这也决定了为何我们的领导力量大多来自上海交大和清华大学，以及他们在人文和工程结构社会性质上，为何选择了后者。
“我到中国来寻找传统，却发现没有找到” 艾伊娜属于经历了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社会变革的人，“在我成长的时代，欧洲进行了各种新的社会实验，但我是一个更喜欢古老东西的人，觉得中华文化的延续性具有巨大吸引力，所以我选择了研究中国文化。” 1997年，艾伊娜第一次来到中国，眼前的现代中国完全打破了她的想象。她发现，中国社会经历着快速变化，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对变化的需求也很大，甚至甚于普通的欧洲人。同时，中国人谈论传统时，和她也有完全不同的语境，艾伊娜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和同事谈论老北京，我所说的可能是乾隆时期的那个北京，但对于他们来说，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才是他们所怀念的那个'老北京’，这是很不一样的。”
萧开愚坦言，作为中国人，他的诗歌中甚至都能看到崇拜“变化”的影子。“我们生长在一个机器崇拜的环境中，最初是崇拜自行车，后来崇拜卡车——甚至崇拜卡车开过后留下的灰尘和泥泞。当了中医后，我崇拜西医。”他认为，只有非常强大的理性才能让人从这样的崇拜中冷静下来，理解自己其实生活在另一套完全不同、但又不一定更差的知识体系里。 存在一种“创造出来的传统”吗？ 艾伊娜说，自己在中国观察到了一种现象：创新并不一定意味着破坏传统，有时候，所谓的“创新”，就是对传统进行微调，使其得以一种新面目延续下去。这种现象在国家治理策略方面尤为明显，比如近些年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社会价值观”“儒家思想”等，都是一些改头换面的传统。在人类学上，这被称为“被创造的传统”。 阿克曼在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中国，他观察到了太多“被创造的传统”。他举了大同市的例子：为了恢复传统，大同市政府决定拆除中心地区的所有建筑，重建一个辽代的大同。被质疑时，相关人员做出了精彩的回答：500年后，没有人能看得出区别。阿克曼继而想问，传统真的可以被创造吗？什么样的创造真的会变为传统？ 艾伊娜说，这也是她在中国常常感到困惑的地方。比如在重建圆明园时，面对300多公顷面积的园林，政府却单单选择了优先对大水法及西洋楼进行重建——而这些仿西洋建筑恰恰与所谓的“中国传统”没有太多关系。艾伊娜认为，在政府看来，传统是一种“形象”，在对所谓“中国传统”进行复兴时，政府的重要考虑因素是去满足国际社会对传统中国的一种想象。被创造的传统其实只是一种满足国内外想象的符号。
批评本身就是一个产业 在萧开愚看来，中国历史上的诸多重复，让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特定的恐惧：我们害怕生活和生存被强行停止，从而从这种恐惧中发展出了很多本能，其中最熟悉的，就是我们对“破坏和建立”的关系的理解。 “我们慢慢同意：没有破坏就没有建立，或者是建立取决于破坏的彻底性。甚至我们以为破坏本身就是生产力，它能解决就业、创造产值，至少产生可以描述的产值。”这样的想法比较完美地体现在了批评和决策两方面，“有这么多人靠批评生活，批评本身就是一个产业。” 不过，中国人也一直在逃避这样一种本能，希望通过逃避，为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生活习惯及生活伦理。尤其在和平时期，当可以对生活进行比较长远的设想时，每个人都希望可以将“破立”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还是希望能稳定一点，希望任何时代、任何人、任何事件都能够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这其实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互联网已经是新的“传统” 阿克曼提出，某些传统似乎处于“封存”与“激活”的循环之中，比如他这一代德国人，为了显示平等，直接称呼父母其姓名，而他的孩子一代，则重新开始称父母为“爸妈”。那么传统的激活需要怎样的条件？
在艾伊娜看来，如今在中欧社会，传统被重新激活的最大条件就是“全球化”。她举了欧洲的例子：欧盟创立后，很多欧洲地区文化出现了一种突发性的复兴，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众多教授地方语言的课程涌现了出来。而对于中国，如何在全球化的局面下寻找自己的身份是中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这时，传统又被作为一种现成的“身份标识”搬了出来。 在萧开愚看来，传统和创新本身就是相互流动的两个概念。他认为目前最具挑战性的现状是：对于出生于2000年之后的一代来说，他们可能认为互联网是从来就存在的，互联网就是他们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包括文学、诗歌在内的众多人文学科，都要面临被重新书写的命运。 《花朵与我》由Lens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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