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和王稼祥 自从王稼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后，两人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遵义会议上他投了毛主席关键的一票，党的七大上毛主席又主动为王稼祥拉选票，这绝非简单世俗的政治交易或庸俗的知恩报恩，而是革命家之间深情厚谊的见证。 1933年4月，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反围剿，他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 1933年9月，国民党调集了10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由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苏联军事顾问李德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用堡垒战、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在反“围剿”斗争中，稼祥越来越觉得苏联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典型的教条主义，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因而对当时被排斥的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  王稼祥躺在担架上长征 1934年10月，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湘江一战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了3万多，稼祥焦急万分。与同样生病坐担架上的毛泽东不断交谈，他向毛泽东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让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籍顾问李德下台。 随后稼祥找来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三个人白天谈晚上谈，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于是，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商量。对比第一到第五次反围剿，在正反两方面实践的检验下，大家都怀念当初毛泽东指挥时的胜利局面，更换领导人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大家一致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 1935年1月，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敌军追兵一时还未跟上，部队得到十余天休息。中央利用这一机会1月15日—17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会址  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代表 遵义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正确与错误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博古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他总是片面强调失败的原因是客观上敌人力量强大，我们“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不承认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周恩来的副报告客观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所存在的问题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张闻天按照事先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评。  博古（秦邦宪）  洛甫（张闻天）  苏联顾问李德 接着毛泽东发言，他用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驳了以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观点，是严厉批评“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发言人。会议上一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互相抗衡的局面。  毛泽东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失误。要求李德和博古下台，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王稼祥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从仲裁的角度，驳斥了“左”倾领导人试图推卸责任的辩护之辞，使正确意见一开始就以三比一的绝对优势占了上风，压倒了“左”倾人物一贯狂妄自大的气焰。  王稼祥 会议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了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从而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遵义会议后，中央主力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指挥下，变被动为主动，从四渡赤水战役开始，巧渡金沙江，甩掉几十万国民党军主力的围追堵截。强渡大渡河，飞越泸定桥，爬过大雪山。取得一个有一个胜利，一系列转危为安的实践，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统帅才能。遵义会议是我党的一次重大历史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  四渡赤水 飞夺泸定桥 巧渡金沙江 飞渡大渡河 红军爬雪山 后来，毛泽东同志曾多次讲过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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