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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振堂能征善战,为何高台失利?原因之一:电台不在,首长不知

 兰州家长 2022-04-20

作者:莫孤烟

红5军玉碎高台,是我军战史上极为惨痛悲壮的战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936年11月古浪一战,红9军损失过半,整个局势对西路军而言已经相当不利,何去何从必须重新打算。陈昌浩和徐向前在继续西进入疆,还是停下来再打一仗这一问题上,出现分歧。

徐向前对局势的认识是清醒的,认为以现有的力量击溃马家军并不现实,应当迅速摆脱马匪西进,等入疆后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再回过头来消灭马匪,那是易如反掌的事;陈昌浩则比较乐观,认为古浪失利只是意外,以西路军的实力是可以击败马家军的。再说了,不击溃马家军,西进过程中也会被敌纠缠,也达不到入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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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观点各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陈昌浩拿出“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的尚方宝剑,徐向前表示服从,但保留意见。从日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来看,以李先念为代表的一大批干部,实际上是支持徐向前的意见的。

延安方面同样心情急迫,多次催促苏方履行承诺,确定接应地点和时间。但苏方又生变故,把物资援助的时间定在次年开春,而且坚决反对红军入疆。如此一来,西路军就只能就地扎根了,尽管条件完全不具备。

一个月后,西安事变爆发,局势变得极其复杂。马步芳暂停了对西路军的进攻,陈昌浩雄心万丈,给战士们作动员说,苏联给了我们5万支“带望远镜的步枪”,还有坦克大炮,等着我们去取。战士们的热情被点燃,延安也批准了他们的西进计划。西路军做出部署,红5军开路,红9军和西路军机关居中,红30军断后,向高台、临泽地区前进。

红5军在跟随一方面军长征时执行断后任务,一路阻击敌军。而在西进河西走廊时,则担负开路任务。此时的他们总兵力已不足4000人,说是一个军,实则也就一个师多一点,枪弹数量在各军中是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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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5军攻下高台后,陈昌浩、徐向前命令他们守高台,另一部进驻临泽。红9军驻沙河堡,红30军拱卫西路军总部,进驻倪家营子。

这一部署有很大问题。高台到临泽相距百余里,均是兵家必争之地。红5军兵力最少,弹药奇缺,而红9军刚刚遭到重创,元气大伤,让这两支弱旅相互守望,谁也没把握能固守一点,遇到险情又无力相互支援。红30军政委李先念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建议把30军放在高台与临泽之间,可以同时策应两面。

但陈昌浩拒绝了李先念的建议,说是要看到红9军的转变。自古浪之战后,红9军确实士气低落,对胜利缺乏信心。陈昌浩要让红9军在艰苦环境下通过完成硬任务来恢复信心,本意上是好的,但这样一来,便把红5军放在了孤立无援的位置上,因为一旦高台被围,指望红9军来支援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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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就在此时,又发生了一件对西路军极为致命的事件。1937年1月3日,西路军总部与红9军一部在甘州西南的甘浚堡遭到马家军突然袭击。关于这次遇袭,许多当事人日后都有回忆。

时任红9军参谋长的李聚奎说,在甘浚堡突围时,有的干部出现了恐慌,指挥上没有章法,导致部队非常混乱。前卫部队延误了时间未出动,而直属队急着往外跑,结果战斗部队和非战斗人员混在一起,事先也没有派出部队占领掩护阵地,结果导致部队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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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红5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欧阳毅认为,这场战斗是“莫大的损失,莫大的耻辱”,最严重的问题是,西路军已经显出了精神上的涣散,这在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中以往是看不到的。对于红军而言,精神上的涣散,其实才是最可怕的。

红5军在进驻高台之后也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那就是对原高台民团的处理。

高台县民团原有1400余人,红5军攻打县城时俘虏800余名,红军对他们进行教育后释放了500多人,还有300多人表示自己也是穷人出身,愿意当红军。红5军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商量后,决定将这些俘虏改编成“抗日义勇军”,同时抽调少数人员补充进红45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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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骑兵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大的败招。这批被俘人员没有来得及进行改造,战斗意志薄弱,特别是混进了部分投机分子,更得“义勇军”成为一颗埋设在内部的“定时炸弹”。

红5军号称一个军,实际上只有4个团4000人。攻占临泽之后,红5军一分为二,由军政委黄超率领37团、43团及军部直属队留守临泽,筹备粮草,为西路军总部和其他部队西进做准备。如此一来,董振堂用于守卫高台的部队只有39团、45团、骑兵团和直属警卫营,总兵力约3000人。

最为要命的是,黄超将唯一的电台扣在手上,孤悬于高台的董振堂失去与总部和友邻部队联系的手段!

马家军对高台的进攻从1月3日开始,兵力多达2万。董振堂急切要和总部联系请求增援,只能派人化装出城,分别向黄超和总部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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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振堂的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牢牢控制住城外的两个制高点,牵制了敌人长达7天,争取了极为宝贵的时间。如果这段时间电台联系通畅,无论友邻部队增援还是红5军自行突围,都有充足的时间,但派出的信使杳无音信。在没有得到突围命令之前,董振堂是不能下令突围的。

一直苦战到17日,红5军弹尽粮绝,危在旦夕,才派来了信使的回话。黄超派人送来一封信,大意是高台是西进的重要据点,军长必须坚守,这是总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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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到底是总部的命令还是黄超的意见?董振堂无法知晓。在这样的局面下坚守高台,结局只能是全军覆没,因此突围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如果董振堂手中有电台,那就可以和黄超据理力争,甚至可以越过黄超直接给徐、陈发报。但由于联络中断,董振堂并不清楚总部的意图,也不知道友邻部队的情况,对全局毫不知情,就只能被动机械地执行政委的命令了。

实际上,红5军血战高台,命在旦夕,而西路军总部对此一无所知。黄超让董振堂死守高台,完全是他自己的意见。直到18日夜,西路军情报部门破译了敌军电报,陈昌浩和徐向前才得知马家军正在围攻高台,兵力多达2万。陈昌浩大惊失色,准备让黄超抽兵增援,但徐向前反对,原因是黄超手里只有两个团,守临泽自身压力也很大,增援只能派红30军和总部骑兵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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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振堂

陈昌浩同意了,李先念率30军88师和总部骑兵师前去增援。骑兵师一马当先,结果被马家军骑兵候个正着。西路军骑兵师组建不久,只有500余人,骑的马多数不是战马,不是马家军的对手,战局一边倒。直到88师赶到,才合力击退敌军。骑兵师师长、政委全部牺牲。

李先念在审问被俘的马家军士兵时才得知,高台已经陷落了,红5军3000余人全军覆没,董振堂、杨克明都已牺牲。李先念多年后还在扼腕叹息,当初要是把30军放在高台临泽之间,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重大损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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