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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夏王义恭导孝武帝以残忍 （总第四百六十三） 《资治通鉴》里最具鉴戒意义的这些事儿 形势变化，情形不再，有可能会有不能预测的、意外的灾祸。 人若安然不知警惕，违背当时的形势任意而为，那么，灾祸必定降临。但这恰恰是平庸之人的常态。 惟其如此，世上也才会有机巧之人的存在，他们预测到大情势的变化，迅速改变态度，去迎合所谓符合潮流的意志，不惜残忍对他人进行荼毒和伤害，即使为同类所怨恨也不顾惜。他们把这作为自我保全之策。希望侥幸得以成全自己，其中，小人的表现更突出。然而，纵观历史，疾风暴雨过后，最终能够保全自己的小人，也是极少数。 孝武帝刘俊以藩王身份起兵，而受到臣民的推戴登上了皇位，但因他的道德名望素为各路藩王所轻视。他的内心不能安定下来，先是杀了南华王刘铄，后又诛杀父亲那一辈的南郡王刘义宣。他无情地削夺本族枝干，只为图一时的痛快。  刘义恭玩见风使舵 江夏王刘义恭诱导逆贼刘劭放弃南岸，自己却单骑南奔，上表劝刘俊称帝；他斩首逆贼刘浚，因此，他的功劳对孝武帝而言，不可说不巨大。然而，他这么做，其实只是畏惧祸害会落在自己身上，是见风使舵，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把戏演得更真实一点，于是又逐条请奏诸如剪裁贬损王侯等九件事，希望自己的建议能与孝武帝难言之隐合拍，用削夺诸王的封地封号来消除孝武帝对自己的疑虑和忌恨。 刘义恭岂会不知道，诸王与他都是拔除泥巴连着根的血肉之亲？ 他当然知道，但只要对他自己没有好处的事，他就可以泯灭天性。只不过，为一己之私也没必要放任骨肉之间只剩下怨恨，那么，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他以为，自我先发起了削夺藩王封地的建议，别人就不得挟此为短长来议论自己。于是而把这导致骨肉相残的提议当成既可以保全身家性命，又可保全禄位的法术，还自我惊诧为高明。 或可以这样说：碰上残暴之人，遭遇险恶，是要坚持不让异姓王有可以控制自家本姓的权力，他自我担当，那么，祸害就会消失于无形，这也是知时度势之人永恒的作法！若不如此，而只是用加深亲情、保固根本的说法去应付本姓王，实际上对于对亲人心有疑虑而猜忌的君主，比如孝武帝，不仅不能起到及时补救的作用，反而会害了自己。这样的策略或处事方式怎么可以呢？ 我只能说：君子处理这类事，必定有其道理。事情激化，镇定面对，大禹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抑制了洪水；形势危急，身临其境保持平静，孔子以此化解了匡人对他的围困。 先王和圣人岂异乎常人之处？刘义恭做事不按圣人的方式面对矛盾，一着急就会发狂。而刘义恭发狂，就是因为他没有可以治乱的方法可用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孝武帝为君多猜忌而不施恩惠。但刘义宣攻打皇城亟不可待，并非有夺取皇位的虚妄之想，而只是贪图权势，这就引发了处于相互嫉妒之中的同姓冲突。刘义恭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自以为有功可居于百僚之上，处境真的就很危险了。  宋孝武帝本可保存亲情人伦，却成为残害亲情骨肉的禽兽 其实，他远离嫌疑，以此消除孝武帝的疑忌，一点也不难。自称不才，翩然离开朝廷，去自家邱园养病，闭口不谈政治，那么，他要自我保全绰绰有余。又哪里会生事而导致君上以残酷来刻薄对待自己，让自己成为不仁暴政的牺牲品？ 主上疑忌，且让他去，我有自信；各路藩王竞争相斗，且让他去，我自安静。王爷之中或有听闻了我的做法而相互仿效的，那么，刘家宗族得以保全，而皇帝也可以打消猜忌，放下因过度防备而导致骨肉相争的邪恶之心。可他不是这样，向孝武帝刘骏献残忍之计，这哪里是因为孝武帝身边无人；有哪里如史家所认为的：他不图私利，行为无可指责？ 刘义恭在此问题上唯利是图，想要建功加固荣宠，违心而颠倒黑白地行政，引导君上更加邪恶而聚集了众怨，激发家族内部的争斗之心，而后，天理消亡，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准则灭绝，刘姓政权也因此危亡。 如此，尽管苟活于世，与禽兽有何区别？ 我们研究江夏王颠倒黑白行政的结果，他确实逃过了孝建、大明年间的法网，还傲然自得于百官之上，但不难知道，最终，他把自己的脑袋交给了前废帝刘子业。 狂妄之人会自寻死路，狂妄者没有谁可以幸免。摆在妄人前面的道路就两条：为人仁与不仁。一念之间的贪心，同样是伤害天理的盗贼，是圣人与狂人之间的分界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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