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作为中国社会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中最具本土特色的概念之一，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一词影响巨大，以至于在后辈学人的著述中被反复言说甚至是过度解读（阎云翔，2006）。 在当今强调社会学中国化的时代语境下，重返中国社会学发轫之初的思想渊源与文化底蕴显得愈发重要且必要（周飞舟，2018），这一思考路径不仅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脉络，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晰中国社会学的独特风格。 通过对历史中国某一礼制的细致考察来把握社会特征，这是已有研究通常采取的切入口，如在分析丧服制度的设计与规范中理解差序格局的实际运作（吴飞，2011；周飞舟，2015，2019a；安文研，2018），又如回到经典文本的字里行间探索“一本与一体”的社会思想（吴柳财，2018；周飞舟，2019b，2021a，2021b）。
应该说，这些研究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值得讨论的方向，其重返中国社会思想本源的旨趣尤为可贵。尽管如此，上述研究在努力呈现历史过去式的同时，对于如何衔接起正在进行式的“社会学中国化向何处去”这一命题，稍显用力不足。 在此理论关切基础上，本文的分析结构如下：首先回顾“差序格局”这一著名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将其放置于经学传统脉络以及当代社会发展的两个面向上进行考察，然后通过呈现微信亲属群聊里生日红包的收发与流动，试图探讨在这一线上场域中差序格局的存在与显现。 二、差序格局与一体本位 首先让我们再次温习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特征的原初定义，与之相对应的是他将西方社会称作“团体格局”：
西方社会的构成如同一捆捆的柴，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清楚分明，不同于这种“团体格局”的特征，中国社会的构成如同一圈圈的水波纹，由内向外推己及人：
一方面，“水波纹”的譬喻生动形象地道出了中国社会结构在横向上的传导特色：从波纹的中心一圈圈扩散出去，代表了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另一方面，差序格局的关键在于“序”，即人际关系纵向上的尊卑上下，在此权且将之比作“山峰状”。 只有把“水波纹”与“山峰状”二者相结合，才能完整无缺地把握其精妙所在：“差序格局是个立体的结构，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也包含有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阎云翔，2006）。
纵向上的“序”与横向上的“差”共同形塑了身处其中之人的行动伦理，在此伦理指导下，差序格局构成了中国社会中“家”的根本形态，并进一步从“家”的层面扩展到“国”与“天下”的范畴。因此，只有将“差序格局”放置于经学传统内部家国思想的脉络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的生命力所在。 有关家国思想的较早论述见于《孟子·离娄上》：“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从“家”到“国”的连接象征着两种最高价值的融通：作为家的最高价值“孝”以及作为国的最高价值“忠”（郭亮，2021：98）。 费孝通先生视差序格局下的行动伦理为个体本位，周飞舟（2021b：1）将这一判断修正为“一体本位”，其核心便在于“以'孝’为本的社会伦理体系，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互相呼应”。 正是在“一体本位”下，所谓“忠孝两难全”的说法不过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孝”并非仅仅是小“家”里的私德，更是根本意义上的公德，所以“一个真正的孝子也会是一个忠臣”。
“家”与“国”沟通升华的实质蕴含在于“孝”“忠”一体，而“孝”“忠”一体的内在逻辑则在于“亲亲尊尊”：
“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是超越祖宗之法的伦理规范，不随一朝一姓之迭代而改弦易辙，“亲亲”要求同族相亲，“尊尊”要求尊祖敬宗，“长长”要求幼而敬长，种种要求共同组成了规范人们日常生活、行事言说的基本准则（周飞舟，2015：44）。 “亲亲尊尊”的直接面向是“家”内部的父子关系，进而从家族扩展到政治礼制，延申至“国”层面的君臣关系，搭建起内外相连的伦理通道：
父子关系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最为关键的一对关系，是差序格局的核心所在（周飞舟，2019a：12），在内的父子关系向外推及到君臣关系，事君如同事父，“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子对父的“孝”与臣对君的“忠”相贯通，消弭了“内外有别”的严格界限，而将不同层面的行动伦理融为一体。 父子关系在家中所处的中心位置决定了传统家庭在生产形态、代际传承方面的独特表现，一个家庭的大小活动都围绕父子关系这条主轴展开，对此，许烺光先生（2001：239-240）在其生动的民族志深描中有过细致阐释：
“父亲的权威和儿子的顺从”是“慈孝一体”（周飞舟，2019a）的具体表征，二者共同维系了家庭的生息繁衍，在更大层面上保证了家族的繁荣昌盛。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中差序格局的核心在于父子关系，那么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结构性变迁则是：家庭内部的主轴逐渐由父子关系向夫妻关系转移（阎云翔，2016：210）。
这一变迁与近代以来“冲决网罗”“为国破家”的时代旋律密切相关，个人逐渐“走出”被视作藩篱的“家”（家庭、家族），而被整合进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族国家）（阎云翔，2017：1-2）。与之相应，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一体本位也经历了震荡与变动： 父权制的衰落使得差序格局“差”的纵切面（即上文所称“山峰状”）在很大程度上被夷平，仅剩“序”的横切面（即费孝通先生所谓“水波纹”）尚在发挥作用；一体本位从父子关系中的“慈孝一体”渐变为夫妻关系中的“恩爱一体”，这一变动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层影响仍在持续发力中。 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差序格局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存在与显现。 三、红包的流动 一个基于微信亲属群聊的经验研究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使用最为广泛的社交软件，微信为我们理解差序格局的存在与显现提供了一个便捷的观察窗口，微信里的家人群聊、亲属群聊好比是线上的田野场域，其中的日常互动与生活意蕴值得细细考究。 以笔者本人的一个家庭群聊为例，母亲一方的兄弟姊妹人数众多，分别是二哥、五哥、六哥、七哥、八姐、九哥、二姐和幺妹，以八个兄弟姊妹为核心，加上各自的家庭成员，八个“小家”组成“大家”，总人数近50人，目前在群聊中的人数已达37人，其规模之大，常被人戏称为D氏家族。 多年来，该群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有家庭成员过生的当天，其他成员分别以“小家”为单位，发出一个价值99.9元的微信红包作为生日礼物。在收取环节，过生日者会收到来自另外七个“小家”的红包；到了发放环节，又会以“小家”为单位向另外七个“小家”的过生日者发出红包，如此循环往复。
本文正是以这个家庭群聊作为观察对象，把群聊中生日红包的发放、收取与流动作为分析焦点，试图回答笔者最初的些许疑惑： 在一个个红包收发流动的过程中，是否会有“小家”发了更多的红包而收到了较少的红包（也就是“亏了”）？又是否会有“小家”发了较少的红包而收到了更多的红包（也就是“赚了”）？如果有，那么在“亏了”或“赚了”的背后，又是何种因素导致了收支不平衡？ 将微信亲属群聊中生日红包的收发流动作为理解差序格局的切入口，这一思考路径受到了阎云翔（2016）的启发，在对黑龙江一个村庄进行的人类学考察中，他详尽分析了农村内部的礼物交换过程和人际网络培育，对普通百姓生老病死、红白喜事中的礼物交换行为做出了精彩阐释。
微信里的生日红包也可视作礼物在当代社会发展的新形式，二者均需依托人际交往与社会互动而存在，因而具有鲜明的社会性。 在此，首先有必要将D家的家庭结构铺陈如下： 二哥家有两儿一女，五哥和二妹家均为一个儿子，六哥家有两个儿子，七哥和八姐家均为一儿一女，九哥和幺妹家均为一个女儿（见图1）。在上述核心成员外，D家第二代子女的配偶以其子女（第三代）共同构成了D氏大家庭，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述。  图1：D家兄弟姊妹及各自家庭结构（两辈人） 就D家八个兄弟姊妹各自的“小家”而言，除二哥早逝、三个子女业均已独立成家外，其后七个“小家”都能以一个个完整的小单元视之，这是我们观察群聊内部生日红包收发流动的前提。 在群聊中，第一代兄弟姊妹及其配偶与第二代子女能够在生日当天收到红包，而第二代子女的配偶乃至第三代子女则只能收到文字祝福。以七哥家为例，七哥、七嫂、大女和小儿四人都会在群聊中收到生日红包，而女婿则只能收到文字祝福。 在红包流动的过程中，二哥家的女儿代表父亲参与到赠予红包的环节中来，其他七个兄弟姊妹则以各自的“小家”为单位参与进来。因为每个生日红包的价值相等，均为99.9元，所以我们可以将一个红包计算为一个礼物单位，通过简单的统计可以得出如下数据（见图2、图3）。
图2：D家兄弟姊妹各家红包收入
图3：D家兄弟姊妹各家红包支出 从图2、图3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D家内部各个“小家”的收支状况：在红包流动过程中，二哥家女儿收到7个红包，发出23个红包；五哥家收到21个红包，发出21个红包；六哥家收到21个红包，发出21个红包；七哥家收到28个红包，发出21个红包；八姐家收到28个红包，发出21个红包；九哥家收到21个红包，发出21个红包；二妹家收到21个红包，发出21个红包；幺妹家收到21个红包，发出21个红包。 在红包的收支数量上，二哥家女儿仅收到7份红包（均为她过生时所得），却赠予了23个红包；七哥与八姐家都收到了28个红包，但只发出了21个红包；此外，五哥、六哥、九哥、二妹与幺妹家均收到21个红包，发出21个红包，收支平衡。 由此可见，三人之家的“小家”结构在红包收发的过程中维持收支平衡；而超过三人数量的“小家”则在红包的流动中占上风，能够获得更多的红包；相反的是，少于三人的“小家”在红包的收入中处于劣势，需要发出更多的红包。与D家八个兄弟姊妹相比，二哥家的女儿是“矮一辈”的家庭成员，当其代表父亲在大家庭中行事之时，不得不面临辈分上的“差”（见图4）。
图4：D家兄弟姊妹及各自家庭结构（三辈人） 如前所述，目前仅有第一代兄弟姊妹及其配偶与第二代子女能够获得生日红包，尽管第二代子女中多人已有了独立的“小家”（二哥的三个子女、五哥的儿子、六哥的两个儿子、七哥的儿女、八姐的儿子），但其配偶及第三代子女尚未被纳入红包的流动体系之中，对二哥的女儿来说，具体反映在红包的赠予与收取上则是：只能收到自己作为第二代子女的一人份红包，却需要代表父亲支出另外七个“小家”所有成员的红包。 四、余论 通过对微信亲属群聊生日红包的流动过程分析，我们发现： 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的特征依旧存在于D氏大家庭内部，并在红包的收发活动中得到生动显现。这种辈分上的“差”是结构性的，如果将拥有红包获得权的家庭成员（第一代兄弟姊妹及其配偶与第二代子女）称作大家庭内的“核心层”，那么在“核心层”之外的家庭成员（第二代子女的配偶及其第三代子女）则明显处于外围一层，这种所处位置的差异投射到红包的赠予收取上则为是否拥有获得权。
同时需要指出，这种大家庭内部不同成员所处位置的“核心”与“外围”之分是暂时的，随着年岁的增长与辈分的提高，原本处在“外围”与“边缘”的家庭成员也会逐渐向大家庭的“核心层”挺进，民谚所谓“媳妇熬成婆”“爷爷也是从孙子过来的”便是对这一转化过程的生动诠释。 本文首先回顾了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这一著名概念，通过重返经学传统脉络与阐述当代社会发展，进一步明晰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然后通过对微信亲属群聊里生日红包流动过程的初步考察，探讨了在这一线上场域中差序格局的存在与显现。 作为一个尝试性研究，本文尚且存在大量纰漏，限于篇幅，只好留待他日追索了。 参考文献： 安文研，2018，《服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伦原理——从服服制的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第1期。 费孝通，2007，《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郭亮，2021，《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学术月刊》第5期。 吴飞，2011，《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开放时代》第1期。 吴柳财，2018，《日常生活的结构与意义：<礼记·曲礼>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第1期。 许烺光，2001，《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王芃、徐隆德译，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阎云翔，2006，《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第4期。 阎云翔，2016，《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阎云翔，2017，《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飞舟，2015，《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第1期。 周飞舟，2018，《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第1期。 周飞舟，2019a，《慈孝一体：论差序格局的“核心层”》，《学海》第2期。 周飞舟，2019b，《人伦与位育：潘光旦先生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儒学基础》，《社会学评论》第4期。 周飞舟，2021a，《分家和反馈模式》，《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2期。 周飞舟，2021b，《一本与一体：中国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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