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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0 01:11陈彩虹 陈彩虹 一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为起点，经济学已经走过了二百多年的历史，却仍然还是孩子般的模样。说是一门科学吧，争论颇大;说是一类知识吧，真不具有知识的强大特征。有没有用呢？见仁见智，各有看法。有一事是明确的，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学就都没有预测到。经济学还是处在成长之中。 说到成长，应当朝哪个方向？换个问法，经济学这个孩子，现在的困惑在哪里？已有的成长经历是不是展现过某种明确的走向？ 将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有危险的。问题在于，二百多年的历史并未理清经济学的边界，谈论起来难免外延覆盖不全或延伸越界过分。同时，经济学内部派别林立、方法不同，相互之间时常刀光剑影、针尖麦芒，似乎无法找到共同之处和逻辑关联。不过，危险的事情是最值得做的，只有做才能够消除危险。鉴于经济学整体的现状，从划分经济学种类入手，或许是好的选择。依托公认标准，我勉为其难地将经济学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流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其主要特点是完全理性人的假设、竞争的市场环境、透明的市场和价格信息，加上合理的预期。“古典”和“新古典”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假设是完美无缺的，完全的理性人加上完备的市场（完全竞争、信息和价格完全透明、人们的预期完全稳定），后者则是完全的理性人配置了不完备的市场（不完全竞争、信息和价格不完全透明、人们的预期有理性但并非不变）。由于“古典”和“新古典”对市场的理解不一，相比较而言，“新古典”的假设，看起来接近现实一些。 第二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它被称为影响最大的非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叫非主流，主要原因是政府从未用其服务过宏观管理，社会也认为它过于推崇自由市场，只不过学界拥有相当大的一批拥趸。在世界重大经济事项上，如经济和金融危机，它每每与主流经济学抗衡，因此而名声遐迩。它关注的也是人和市场，但它的“人”不是假定的“理性人”，只是有着明确目的的行为个人;它的“市场”，也不假定完全竞争、信息和价格透明，而是从个人行为的角度去理解，信息不断被发现又被运用，它认为市场是一个运转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止状态。从这样的“人”和“市场”来看，奥地利学派更为接近现实经济社会，因为“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你我都观察得到;市场受到参与者行为的影响而总在变动，也是有目共睹。基于此，奥地利学派从最初默默无闻之状，走到了后来颇受注目的地位。 第三类，其他派别的经济学。这类经济学纷繁复杂，归为一类。例如，货币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等。这类经济学大多与主流经济学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所交叉或牵连，特别是关于“人和市场”的最初定位（假设或断定），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有著主流学派或奥地利理论的影子。不同的在于，它们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如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强调的不是经济学的“真实”或“知识性”，而是“有没有用”——天气阴晴与股市涨落建立联系，只要用于股市预测有效，学说就值得推崇，不论这种联系是否真实存在。“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为标准单位，以“交易成本”作为分析基础，将市场和企业视为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或契约关系，做出相互可替代选择的解说，将常人看来毫无共同之处的市场和企业，整成了可以比较、替代选择的同类存在，启迪了思维也理解了实践。近些年，有种“复杂经济学”面世，强调经济的非秩序、非理性和非完美，以“不均衡”替代“均衡”来认知经济现实，它首先也是方法上的不同。将不同方法成就的学说归集一处，“不同”就是相同的标签。 分门别类一般被看作整理、管理之为，其实，它也是获取知识、科学研究和创立学说的方法。中国古人就通过蓍草的排列分类认知自然和社会，预测事物走向，发现天下规则。对经济学类别的简单排列，不经意之中就显露出某些惊人的信息，令人感受到二百多年经济学整体的成长，有种奇妙的内在逻辑。 一是研究对象。经济学是研究人和市场关系的学科。不论主流的还是非主流的经济学，“人”和“市场”这两个要素是基本的，不可或缺。在人和市场的关系中，重要的是这两者“谁主谁从”“谁重谁轻”的问题——主流经济学偏重于“人”，古典学说“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者，新古典理论里那只“看得见的手”，以及“理性预期的人”，都是主体之位，且主动有为;奥地利学派偏重于“市场”，将“市场”看成“物自体”类的存在，有着自身运行规律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可以在“市场”进行有目的的行为，能够聚合成“市场”里的力量，却左右不了“市场”，因为“个人”行为的目的性是从属于、依附于“市场”运行的;其他派别的经济学，各有偏好，五花八门，它们在“人”和“市场”两端之间来回游走，有重“人”者也有重“市场”者，还有时重“人”时重“市场”者，构造了丰富多元的理论学说。 二是基本定义。不同类别的经济学对“人”和“市场”的定义不同，构成了鲜明的逻辑联系。主流经济学的“人”和“市场”都是假设的，虽然某些方面有隐约的现实关联，这两个要素的确不属于经济现实;奥地利学派的“人”和“市场”，从现实个人行为的可观察性出发，确定为“行为有目的的人”，再来推定“市场”，大有真实“人”和“市场”的意味，实际是抽象归类，“人”和“市场”都是自定分析框架中的理论要素，不是现实中的你、我和交易场所;其他派别的经济学，粗看眼花缭乱，用“人”和“市场”的定义来理解，它们不是与主流经济学靠近，就是有奥地利学派的成分，自立门户定义“人”和“市场”的不多，通常直接拿经济现实中的“人”和“市场”来研究，偏重于案例性质，故事效果大于理论成色。就是这些不同的“人”和“市场”定义，从假设、抽象到现实案例，可以画出一条连线，内含了人和市场从“假”到“真”的全部逻辑形态。 三是研究方法。不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形成了另一条方法论的逻辑关联。经济学研究的“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已得到公认。这一分类回答了经济学的两种走向：“实证方法”研究“客观是什么”，“规范方法”研究“应当是什么”，它们以有无“价值判断”为分界——“应当是什么”明确了研究认同并推崇的东西;“客观是什么”则分解问题要素、梳理要素关系、衍化分析结论，不加任何“好坏”“对错”的选择性判别。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基于假设的“人”和“市场”，其研究自然属于“规范方法”范围，它试图以完美的理论构造，展示给世界一个“应当”去达到的目标，“价值判断”是明确的;奥地利学派抽象出来的“人”和“市场”，与经济现实更加靠近，它试图描述出“人”和“市场”的主要关系，展示给世界一个“客观”的存在，具有“实证方法”的内核。但由于对“人”和“市场”的抽象，这种“实证”是变形的，可称之为“抽象的实证方法”;完全的“实证方法”大多是就具体经济问题而来的，如金融危机等，研究展示的是个案的、局部的、微观的“人和市场”的关系，其结论可以供同类问题参考，但不具有理论的普遍价值。从“规范方法”到“抽象实证方法”，再到“实证方法”，经济学方法走过的是历史过程，也是逻辑路线。 四是追求目标。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是双重的，既追求“真实价值”的知识，又追求“实践价值”的应用。前者向往“正确与否”的确定性，向自然科学类成果靠近，如一般意义上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就有知识的特征，为人们普遍接受，可称之为“经济学知识”;后者关联“有用与否”的效果性，定义概念、选定或创设方法，演化出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的结论来，如“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决定人们收入的变化”，它难说是知识，却有自己的理论逻辑，可以用来预测经济趋势，可称之为“经济学学说或假说”。“知识”和“学说或假说”的区别在于“知识”揭示了真实的关系，“学说或假说”建构了人为的关系。不论是“经济学知识”还是“经济学学说或假说”，它们都试图帮助人们认知经济现象，理解经济问题，推测经济走势，或者说，帮助人们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然而，只有“知识”具有强大的认识功能和相应的改造功能;“学说或假说”的认识功能是较弱的，但在改造功能方面具有一定的力量，尤其是“人为建构”的关系得到经验支持的时候。 从历史来看，不论何种类别的经济学，都做出了“知识”和“应用”的巨大努力。然而，基于人与市场关系的复杂性，各类经济学不得不对“人”和“市场”进行假设、抽象和案例类“选择性”地定义，并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建构理论逻辑的分析框架或实际经验的理解模型。整体而论，经济学研究经历所获取的“知识”是非主要成就，“学说或假说”占据了经济学的主要部分。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角度来说，经济学的“认识功能”相对较弱，“改造功能”相对较强，这是由经济生活时刻都需要经济思想的先导决定的——人们以“有用与否”来决定接受和使用哪种类别的经济学。如此一来，“学说或假说”更为繁荣，成就了“一个经济问题有多种经济学看法”的笑议;同时，“经济学知识”显得稀缺。这便是二百多年来经济学成长至今的一幅浓缩画面。 二如果追根溯源地去看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基本要素和方法，我们会情不自禁地问，经济学家们头脑里的这些思想类的东西，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人和市场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不同的经济学种类定义“人”和“市场”，为什么会是这样假设或那样抽象？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为什么会走到“规范”和“实证”的道路上去呢？ 打开各类经济学的大门，细究那些较为清晰、相对成熟并得到更多公认的理论元素，一种结论性的东西显现出来。这，就是人类的经济生活。换句话说，经济学理论的根本源头，不是神意天启的先验规定，也不是人头脑里与生俱来的推演逻辑，而是日常你、我、他得以生存和延续的实在生活——非“阳春白雪”之形而上，是“下里巴人”的“吃喝拉”也。实际上，经济学就是经济生活的理論逻辑化。或者说，就是将经济生活的故事讲出逻辑，讲出关联，讲成模型。 一说“边际效应”，这是经济生活的“经济学规律发现”。这个被推崇为“经济学革命”的理论认知或创造，是跨越经济学类别得到认同的。有趣的是，这个成果的来源，竟是古今皆有、你我共知的“五个大饼感受”类的生活事实——饿汉吃下五个大饼方饱，对于消解饿感，第一个大饼和第二个大饼的效果不同，从第一个到第五个大饼的效果是逐次递减的。相邻大饼的效果差别导引出经济学的“边际效应”概念，序数成列的大饼“边际效应”则聚合出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规律”。说来有那么一丁点残酷，一场惊世骇俗的“革命”，细想下来，只是发现了经济生活中平常事项所内含的规律而已。 二言“外部性”，这是经济生活的“经济学共性总结”。“外部性”具有强烈的“经济学知识”特性，它的生活来源是日常可触摸的。“外部”是相对于“内部”来说的。我，就是一个“内部”;一家企业，就是一个“内部”。我和企业是全然不同的存在体，但“外在性”让我们认知到两者的共同之处。任何“内部”的行为或活动，对于“外部”产生了影响，“外部性”便生成。如能者多劳，如企业违规排污。经济学分析的内容是成本和收益，以及它们的分配问题，当“外部性”出现时，意味着“内部”的行为或活动，导致“外部”获得收益，或负担了成本——能者多劳时，“能者”之外的他人就享有了“少劳”的收益;企业违规排污，外界便承担了污染成本。 当经济学在理论层面，用语言解释，用数学演算，用图形标示“内外”成本和收益关系时，“能者多劳”和“企业排污”类的生活事实消隐了，归统出来的是“外部性”的抽象模型。这种共性东西的总结，当然是经济学的重大成果，但不要忘记，“能者多劳”和“企业排污”类经济现象，活生生地透露出成本和收益分配的共同特征。与其说是经济学研究出了“外部性”，不如说是“能者多劳”等经济现象，径直地集合到了经济学理论之中更为确切。 三讲“交易成本”，这是经济生活的“经济学逻辑提炼”。“交易”和“成本”之说，究竟是经济生活语言，还是经济学词汇，其实很难区分得开。当“交易成本”成为显赫的专门用语横空出世时，人和市场关系的另一个逻辑通道陡然打开。虽然说，“交易成本”关联实际交易中各类进入会计核算的“财务成本”，但它的范围更为广泛，内涵更为集聚和抽象，凡是发生在交易中可核算和不可核算的成本，都聚集在“交易成本”的旗下——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提炼成了一种逻辑。可见，经济学逻辑有比生活故事更为宽广的演化空间，这正如科学研究里逻辑延伸的“多维空间”总是会覆盖眼见为实的“三维空间”一样。不过，走得再远的思维世界的逻辑，终究离不开经济生活的原根。例如，由“交易成本”衍生开来的“科斯定理”，无论怎么拓展都可以在现实生活里找到走过来的踪迹。 四道“货币数量理论”，这是经济生活的“经济学学说构建”。经济学在此创设出了经济活动能够证实“有用的”货币模型，它的经典模型有两个：一个是“货币数量的变化带来价格的相应变化”，另一个是“货币数量的变化带来收入的相应变化”。模型都是预测性的，由货币数量变化推测可能发生的经济后果，都得到过某些经济过程的证实。重点在于，这样两个模型，经济生活中都用过——宏观管理就曾以货币供应量的调整来管控价格，以及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收入增长。然而，它们都不具备“知识”的普遍性和确切性，货币与价格、收入之间是不是有真实的增减变化关系，无法断然肯定;但两个模型的某种“有用性”无可置疑。在这种情形里，经济学“人为地”建立起了一种关联性，一种似乎罔顾经济生活真实的“拉郎配”。但这正是经济生活在经济学里的反映。经济学出现之前，人类就有运用“人为的”联系来认知经济事物、预测经济走势的思维活动和实践。经济学的登场，不过是将过往人们的相关思维活动交给了经济学家而已。回顾这种历史，可得出“经济学学说”构建的一种方向就是从“有用性”上，建立“完全没有真实关系，或有或无真实关系，或真实关系难以理清”的经济事物之间的关联，再交给实践去检验。 将“发现规律、总结共性和提炼逻辑”的实例连接起来，再看看“经济学学说”的经典构建，可以推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要素，甚至使用的方法，无不源自经济生活。这一推定包含了两个重大要点：第一，凡是找不到经济生活根源或痕迹的理论学说构建，不论冠以何种名目，都不属于经济学范畴;第二，要在经济学领域里有所作为，必须到经济生活中去发现、总结和提炼规律性、共性和逻辑性的东西，去发现经济行为者运用的“有用的”思维方式，进而构建出“有用的”经济学学说或假说来。 三现在我们来看前面的几个问题。不同类别的经济学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人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种关系，乃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关系，认知清楚了它，就能够靠近经济生活的内在奥妙，解读经济生活的复杂表象，消除经济生活的困惑迷茫，提升经济生活的数量质量。一言以蔽之，认清了这种关系，等于牵住了认识和改造经济世界的“牛鼻子”。 不同的经济学之所以要假设或抽象“人”和“市场”，是因为在经济生活中，真实的人也好，市场也罢，日复一日地将它们的内在规定，自觉不自觉地显露出来，聚合成了“一般的”或“平均的”人和市场。主流经济学对于“理性人”和“完备及不完备市场”的预设，在理论学说里是假设，但从生活来看，这不过是无数人和市场表现的特征归纳，这样的“理性人”和“市场”，不等于实在具体的个人和市场，但它们又总是实在具体的个人和市场的产物;奥地利学派的“有目的的行为人”，以及由“行为人”行为所形成的“市场”，亦是生活反复地展示了这样的“人”和“市场”的表现所带来的——这是抽象，却是经济生活里涌流出来的抽象;或者说，它们不是真实的人和市场，我们又无法认为它们不是真实的人和市场，只是说不能对等而已。至于那些号称以真实的人和市场为基本要素来建构的经济学，留心分析，那里的“人”和“市场”几乎没有不是假设或抽象的——完全真实的个体人和市场，只能是偶然的故事，它们可以是经济学的成分或来源，但不可能成为经济学本身。 对于经济学方法，我们一直存在某种误区，认为它不是源自经济生活，而是源自天赐的人类思维本能。误区的形成，主要是不少经济学家并不区分“方法”和“工具”，“使用工具”也就成了“运用方法”的同义语。人类的思维本能，可以用来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给出答案，它是“工具”，但并非“方法”。“方法”是包括“工具”在内达到某个目标的各种条件集合，包括途径、步骤、运行模式、使用工具等。如学习外语，教材、辞典、录放设备是工具，你是运用按部就班的“渐进式”方法，还是集中突击的“速成式”方法，需要使用合适的工具，却不只是工具就可以达到目的。经济学家无时无刻不在确定的“经济学方法”里使用思维“工具”。 自然地，经济学的“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源自经济生活。生活中的人们，总是在构想目标后开始行动，围绕目标，认知经济现象，推测经济走势，调整经济行为。经济目标通常具有理想性或超前性，是一种“规范目标”，内含“应当达到”的价值判断;相应设计的方法，如“应当采取的步骤”“应当使用的工具”等，都是规范性的，这里就出现了“规范方法”。然而，实现目标的过程，则是“实打实”的，要用“实际的步骤”“实际的工具”去逼近目标，它会形成一套“实际方法”，还会产生不同于“规范目标”的实际结果;并且，一定会有那种弗里德曼的“实证方法”出現——不一定是在真实关联的事物之间建立对预测有用的“人为关联”。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规范目标”和“规范方法”会与实际结果和“实际方法”靠近，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不同的。正是这样的生活实践，将“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贡献给了经济学。 经济学和经济生活的关系告诉我们，经济学只有发现，没有发明。经济学家们所做的，不过是将经济生活里存在的东西理论逻辑化而已。换言之，在经济生活中“发现规律、总结共性、提炼逻辑，以及构建学说”就是经济学的全部，不依赖于经济生活的经济学的构建根本不存在。经济学整体发展的历史反反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 如此理解，会不会降低经济学的地位？不会。相反，倒会受益。因为这恰恰号准了问题之脉，经济学成长的方向更为明确起来。经济学经历过泡沫横飞和泡沫破灭的过程，也出现过种种迷茫，问题就在于它远离了经济生活——建造高大的“通天塔”而不顾及根基的稳固，当然经不起风吹雨打。我们现在和未来应当做的，就是回到并固守经济生活本源，夯实经济学大厦的根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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