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剧照。 当批评国产剧“不接地气”已经成为一种风潮时，《人世间》的出现，让观众重新感受到了创作者的真诚——对过去年代的真诚、对经历过那些时代的人物的真诚，以及对当下的真诚。 如果你觉得这样一部和当下流行快节奏的剧集有些不同的“年代剧”的出现有些意外，那或许是你还不了解国产“年代剧”的传统。 今天的硬核读书会，在《人世间》的热潮退去之时，重新寻找属于我们的“年代剧”。 ✎作者 | 曹吉利 ✎编辑 | 程迟 在完结一个半月之后，电视剧《人世间》依然能在舆论场上掀起一轮又一轮涟漪： 家庭中最平庸的子女如何自处？ 我们怎样处理与父母的告别？ 随着社会的位移，人与人既往的情感联结能否保持？ 以及那件对中国人而言，很俗套但又很现实的事：人情和原则之间，怎么做出平衡？ 由一部58集电视剧衍生的话题，在短视频时代，被裁切成一个个片段，反复激起观众的共鸣。在国产剧被批评声包围的当下，这种氛围久违了。
《人世间》剧照。 其实，尽管面临着各种意义上的困难，国产剧却始终不缺“爆款”。比如今年年初的口碑之作《开端》，可以作为中国电视剧 “美剧化”“网剧化”的成功范例。 不过，此类热剧的关注度总是来去匆匆，很难像《人世间》这样拥有如此深远的话题度——这或许是《人世间》作为家庭年代剧的特有优势。 在今天的中国荧屏上，《人世间》是特别的，但回溯中国电视剧并不算长的历史，类似的剧集还有很多。如果对它们做一次简单的回顾，我们不免感慨，在“家庭”和“时代”这两个文艺母题上，中国影视剧经历了怎样的转向。
《人世间》的遗憾 围绕这部剧的赞誉已经不少，我们或许可以先来谈一谈，《人世间》有哪些遗憾？ 像世界上一切影视剧一样，观众最多的争议集中在故事的后半段乃至结尾。比如主人公周秉昆入狱之后，妻子郑娟因为生活困难，只能在街头卖东西为生。 不少人对此表示质疑：按照剧中情节，在90年代末，周秉昆已经经营过饭店和书店，长兄周秉义此时身居高位，姐姐周蓉是大学教授，依照生活常识，周秉昆的家庭就算积蓄不多，也有很大概率得到亲人帮助。如果没有，是否应该对后者行为做出一定解释？不然，就存在刻意把主角推入悲情套路的嫌疑。 再比如周家的第三代子女被网友调侃“考北大清华像玩一样简单”，周蓉的前夫、周秉昆的妻弟最终都选择出家为僧，等等，这些情节在逻辑上或许说得通，但是渐渐远离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情理，最终指向一个为了温情而温情、为了正义而正义、为了圆满而圆满的结果，让观众感到疏离。 年代剧，不是照着年代拍就行，更不是有大团圆就行。/ 《情满四合院》剧照。 这是很多年代剧的通病：描述的年代越接近今天，越失真。要么把情节引向传奇，要么仓促地推进大团圆，用结局重申“好人好报、恶人恶报”的宿命，难免缩小了剧集的玩味空间。 类似的“近小远大”现象，在近几年的《情满四合院》《大江大河》《鸡毛飞上天》《山海情》《温州一家人》中都有出现，因此总有观众不无遗憾地总结：“只看前xx集就好了。” 当然，瑕不掩瑜，《人世间》整体的质感，还是为它赢得了应有的好口碑。在其一个月左右的播出周期中，虽然经历了春节假期停播，但仍拿下32个播放市场占有率日冠。 优秀的服化道为时代质感提供了支撑。/《人世间》剧照。 在中国电视剧与电视机脱钩、登陆移动互联网之后，一部节奏缓慢的长剧还能获得这样的成绩并不容易。更有趣的是，出生于90年代甚至00年代的年轻观众，并没有缺席对这部剧的观看和讨论——尽管剧中的年代几乎和他们自身的成长年代没有重叠。 这也许说明，哪怕是在价值观加速更新迭代的今天，平凡的家庭叙事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依旧是一种“刚需”。
家庭年代剧，国产剧最悠久的传统 从1990年席卷大江南北的《渴望》算起，广义的家庭年代剧一直是中国电视剧最重要的类型之一。 将普通家庭置于时代的背景板前，随着时光的流逝，呈现个体命运的变迁，不同的剧集，又分别在时代的纵轴和家庭的横轴上完成拓展，这样的设置几乎天然地具有戏剧张力。 比如2005年的《家有九凤》，这样呈现不同年代的爱情：屠夫杨为健热烈地追求清高的七凤，这得到了七凤姐姐们的支持，因为物资紧缺时期，在国营单位杀猪的杨为健，很大程度上拥有肉类的支配权。 剧中有这样的一段：杨为健路过七凤家门口，掏出随身带着的猪大肠，为一家改善伙食，贪小便宜的大姐迎出来，热情地招呼“小杨”，但镜头一转，当“小杨”再带来猪大肠上门时，大姐的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因为时代变了，肉类不再紧俏，大姐的态度也随着猪大肠的稀缺程度而改变。 你看，如此轻轻巧巧、不露声色地，全体中国人熟悉的大时代转折，就被巧妙地糅进剧情当中。
时代感是润物细无声的。/ 《家有九凤》剧照。 作家、编剧刘恒在谈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时曾提到，剧中的很多情节来自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比如张大民那间长着树的小屋，原型就是刘恒结婚时的婚房： “当时家里只有两间平房，二十平方米住五口人。1976年地震，房子结构被破坏了，单位批准可以加盖一间六平方米的红砖房。我们家种了非常好的奶葡萄，盖房子的时候把它砍了，但没刨根儿，铺水泥地铺薄了，后来葡萄又从地上拱出来了，树的灵感是从这儿来的……” 凡是尝过蜗居之苦的人，不可能不对这样的内容动容。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大时代和小家庭之间，家庭年代剧实现了很好的嫁接，这片足够开阔的地带，也给很多优秀的剧集留下了充足的演绎空间。
不能承受的“悲剧”之重 与严肃文学不同，在电视剧这一形式上，中国观众一贯不怎么待见悲剧，但在一些家庭年代剧上，却有例外。 比如《家有九凤》的结尾，老母亲弥留之际，八个女儿远嫁的远嫁，疯癫的疯癫，平淡的平淡，穷酸的穷酸；《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结尾，张大民终于分到了新房，但妹妹患病去世，母亲的老年痴呆愈加严重；哪怕是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结尾，女儿出国，小儿子南下经商，一家之主老傅也无可奈何地在观众的嘻嘻哈哈中，逐渐走进晚年的孤独……这些剧，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丝悲情意味。 究其原因，这些剧集真正的主角，与其说是剧中人物，不如说是荧屏外亲历过那些时代的我们，以及时代本身。 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大时代的浪花里，普通人的生活并不完全由先苦后甜的戏剧结构支配，因此才会格外排斥那些对生活的走样描述，赞扬那些对生活艺术化的还原。
正如作家格罗斯曼在《生存与命运》中所写：“时代就是这样，一切都在消失，它本身却留了下来。有时一切都留了下来，只有时代在消失。” 用艺术的形式记录时代，应当是时代家庭剧的基本责任。既然现实生活中悲剧性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它也就成了考验一部时代剧真诚与否的试金石。 甚至可以粗暴地下一个论断：大部分角色都生活如意、过得太好的家庭年代剧，应当不会是一部一流作品，而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强塞给角色，用剧中人的飞黄腾达来安抚观众，则是创作者偷懒的表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能够充分理解这重悲剧性的观众，通常是有过相关生活经验的群体。当上文提到的90后、00后逐渐加入国产剧受众行列时，他们对于家庭年代剧的诉求，与父辈们又稍有不同： 成长于传统家庭观念迅速崩解的时代，为什么《人世间》也能在这群非亲历者中走红？或许是因为它向这些更年轻的群体，提供了一种遥远的想象——对儿孙满堂、邻里亲近、人际单纯的温情想象。 这种诉求会不会催生新的年代剧热潮，是一个留待未来验证的问题。
变成川菜的国产剧， 还容得下清淡吗？ 最近两年，批评国产剧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悬浮”“不接地气”“远离普通人”是最常见的声音，这也恰恰是《人世间》广受赞誉的一点——回到生活。 绵延数十年的家庭年代剧，在近几年的影视工业化热潮中，无可奈何地发生分化，一部分转化成了饱受争议的都市家庭剧。 这类剧集基本放弃了在时代纵轴上的扩展，而是专注于给当下做切片，把婚恋、育儿、职场、原生家庭等公共焦虑，一股脑打包塞进情节当中，密集的社会热点刺激观众，造成一种贴近生活的假象，短时间内吸引大量讨论。 但回过头看，这更像一种创作上的讨巧，例如2020年的《我是余欢水》，在前期塑造了一个看上去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中年男人形象，后期不得不把故事传奇化，让主人公在一番冒险中迸发出超越常人的英雄气概，最终在现实或者幻想中抱得美人归。
不客气地说，相比于以上那些经典剧集，国产剧对当下社会的诠释，是相当匮乏无力的。《人世间》最精华的部分，也集中在了前半部分。 有人总结，创作者和观众的口味都越来越重，越来越需要新鲜的、奇特的、出格的桥段。当整个社会的影视审美变成一锅红油翻滚的四川火锅之后，那些清淡的菜肴自然而然地下桌了。 影评人毛尖在一档脱口秀中曾批评，“影视剧就是最封建的地方”，古装剧中讲出身，现代剧里讲贫富。这种导向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影视工业时代观众的趣味，但却与古典的、朴素的国人生活观相悖。 说到底，影视剧的变化和观众趣味的变化，更像一对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在套路乃至反套路的泛滥、放弃留白、对刺激的过度追求上，创作者并不完全是始作俑者，每个观众也是用脚投票的一员。 更重要的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改变，传统的邻里结构不复存在，家庭结构也正在经历剧变，以人际关系作为主要架构的家庭年代剧，很容易便失去了对此刻现实的解释力。 家里有八个女儿的《家有九凤》，儿子下岗、女儿待业的《东北一家人》，拥有一大群远房亲戚的《父母爱情》，在今天年轻观众的眼中，何尝不是一种陌生的“历史故事”呢？ 就像《人世间》中的“光字片”社区最终消失，无论我们怀念与否，人情冷暖、鸡犬相闻、时光如流水的国产剧“慢时代”终究已经过去。 但搬出光字片、搬进高楼以后的故事怎么拍，荧屏内外的人们，却都还没有完全想明白。 · END · 作者丨曹吉利 编辑丨程迟 校对丨吴玉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