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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里，李贞将军养女，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退休干部 慈母为怀 大爱无疆 1953年9月份，刚满7周岁的我被送到北京十一小学上学。这是一所五十年代初，军委特地为抗美援朝赴朝作战部队的子女和部队烈士子女们创办的寄宿制学校。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一位陌生的叔叔来接我，把我领到李贞和甘泗淇家。在这之前，妈妈曾带我见过他们一次，告诉我，这是李贞姑姑和甘伯伯。他们刚刚从朝鲜抗美援朝回国不久，在北京什刹海边上安好了家。家中还有好几个哥哥姐姐妹妹们，好热闹啊，我别提有多高兴了！  将军妈妈与童年的李里 可是如前所述，李贞姑姑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先后失去了两个孩子，从此再也没有生育能力了。李贞姑姑曾要求和甘伯伯分手，好让甘伯伯另组家庭，以获得自己的亲生儿女。但是甘伯伯无论如何不答应，说他只要爱人，孩子无所谓。于是刚一解放，他们就分别把各自几个兄弟姐妹的儿女接到身边抚养。我想，李贞姑姑和甘伯伯一定和当时的好多老同志们一样，感念家乡亲人早年不顾艰难危险, 积极支持他们革命，有的还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现在有条件了，就用培养教育他们的子女来回馈家乡亲人。  革命伴侣 恩爱夫妻 （李贞和甘泗淇夫妇在北京和平门附近松树胡同家中） 自从李贞姑姑第一次派人来学校接我，这里就成我的家了，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把我接回来。周日一早，李贞姑姑和甘伯伯带领我们在波光粼粼的湖边活动。甘伯伯甩着手，踢着腿，用他自己发明的古怪方式锻炼肢体。每逢看到他做这些滑稽动作，我就调皮地一边学，一边笑话他尥蹶子。有时他蹲在地上喘口气，我就一咕噜爬到他背上撒欢。也许是他们曾率领入藏部队在雪域高原修筑青藏公路的经历，甘爸爸对曲调高亢、旋律优美的歌曲《歌唱二郎山》情有独钟，经常在院子里转着圈、激情满怀地大声吼唱。他那浓厚可笑的宁乡口音引得我们追在他身后一个劲儿学他。有时，李妈妈用手指戳着他圆圆的肚皮，用歌曲《我是一个兵》的曲调以他的口气唱到：“我是一块冰，吃了肚子痛！”逗得我们笑翻了天！ 早饭后，照例是带我们去公园散步、游玩，有时带我们去机关俱乐部看电影。更换季节时该添置新衣服了，李贞姑姑总是亲自带我们上市场，让我们挑选喜欢的花色给我们买衣料，然后责成家里最大的姐姐左义霞决定服装款式给我们定做衣裙。有一年春天，李妈妈要给我们做新衣服，可是偏巧我因流感隔离不能回家。疫情过后回家，看到别的小姐妹身上穿着好漂亮的新上衣，那是义霞姐姐特地按照苏联妇女画报上的儿童服装式样，在服装店定做的，我羡慕极了。李妈妈不忍心让我失望，赶紧又去买了一块衣料，照着同样的款式给我补做了一件，没让我痛失这次添置新款春装的机会。  收养、培育家乡亲人子女 有时甘伯伯出差在外，李贞姑姑就让我睡在甘伯伯的床上和她同室而卧。每当学校发成绩单和操行评语让家长过目，我都自然而然地交给李贞姑姑。她总是仔细检查，然后工工整整签上“李贞”二字。慢慢的，我对她产生了依恋之情。有时周末回来时她出差外地或因开会不能和我们在一起，我就感到很失落。  李贞将军与孩子们，前排左1李里 很多老战友的孩子们都称他们俩为李妈妈、甘爸爸，只有我称姑姑、伯伯，渐渐的我觉得这样不亲，也不好听，很土气。特别是有一次甘伯伯指着我笑着对李贞姑姑说“她叫你姑姑嘞！”那口气似乎在笑话我，顿时让我觉得羞愧难当。自从我来了之后，我切身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疼爱，我知道其实甘伯伯内心里希望我对他们更亲昵。他时常蹲在我面前，握着我的两只小细胳膊轻声对我说；“叫我，叫我！”当我在他殷切期待的眼神鼓励之下羞羞答答又甜甜地叫一声“甘爸爸”时, 他就开心地笑了，一边应着声，一边抱着我亲了又亲。甘伯伯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拿我说的傻话、做的错事开心逗乐，李贞姑姑怕我不懂事，不明白这是甘伯伯内心对我充满爱意的特殊表现形式而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每当此时，她总是用眼神制止甘伯伯。渐渐地，我也随着别的孩子们把两位对我疼爱有加的长辈称为李妈妈、甘爸爸了。 然而我虽然跟着别的孩子们改称李妈妈，心里却一直认为她是我沾亲带故的姑姑。由于妈妈从来没告诉我这个姑姑是什么血亲关系，我自己就瞎胡乱猜，认为她和我妈妈都姓李，那她一定是我妈妈的姐姐。因为我妈妈家乡的习惯是姑姨不分，晚辈也称妈妈的姐妹为姑姑。有一次我傻乎乎问她是不是我妈妈的姐姐？她笑而不答，只是慈爱地反问我：“你说呢？”看她没有否定，我就自作聪明地做出肯定的结论，并洋洋得意地向同班小朋友吹牛，说李贞将军是我妈妈的姐姐。我那时真的很是以我有这个全国唯一的女将军姑姑感到自豪无比。 但是后来读了魏巍写的李妈妈的文章后，我疑惑了。李妈妈是湖南人，而我妈妈是陕西人，怎么姐妹俩出自两个地方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去向李妈妈求证。这时李妈妈看我长大了一些，多少该懂点事了，便把这姑姑的缘由向我细细道来，她说：“我不是你妈妈的姐姐，是你爸爸的姐姐啊！” 原来，我们老家和李妈妈一样也是湖南浏阳，我家在高坪镇，与李妈妈家的永和镇相邻不远，大概翻过两座小山就到了。大革命失败后，爸爸的姐姐，即我姑姑胡里秀和李妈妈都是国民党大屠杀之后幸存下来继续在浏阳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员。我姑姑非常钦佩李妈妈性格坚毅、百折不挠又头脑灵活、点子多的品格。而从来没上过学的李妈妈特别欣赏和羡慕我姑姑读过高小、有文化的气质。于是两个人在白色恐怖的残酷斗争中相互鼓励、优势互补，好得像一个人似的。有时为了躲避反革命地方武装的追杀，姑姑不得不长久在外隐蔽，不能回家，祖母为她的生命安危忧心担虑、日夜哭泣，把眼睛都哭坏了。李妈妈知道姑姑是家中四个孩子中的独女，最受祖母疼爱，便不时趁秘密执行任务之机，特意绕道去我们家，替姑姑看望两位老人。她安慰祖母说：“我和里秀亲如姐妹，你老人家看见我就好比见到里秀了。”她还和姑姑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两人早早约定好，如果谁牺牲了，另一个活着的就代替她奉养家中老人。后来姑姑和姑父两人在红军长征前被“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判定为AB团分子错杀。临刑前，李妈妈冒着雨特意跑去看望他俩。面对组织的错误决定，李妈妈虽然无能为力，却用悲壮的诀别表达对战友的深情厚谊和坚定信赖。此后李妈妈果然恪守她和姑姑在血雨腥风中许下的生死诺言，她活着，就把姑姑的父母当作自己的长辈赡养。尽管她和甘爸爸收养了他们各自好几个兄弟姐妹的子女，又时常接济在乡下生活困难的亲戚，家中还川流不息地住着从老家来的有血缘和没血缘关系的客人，每次吃饭时，家中餐厅里都坐了满满一大桌子，其开销之大可想而知，但李妈妈一直以女儿的身份给我祖父祖母寄生活费，直到两位老人先后去世。 我的爸爸胡里光在李妈妈和姑姑的影响下，于1927年在家乡浏阳参加了少先队组织，那时他还不到十岁。姑姑和李妈妈等地下党员时常到我们家开秘密会议，爸爸总是自动在门外站岗放哨。李妈妈看到爸爸年纪虽小却那么认真负责，向祖母夸奖爸爸说：“有这么好个小把门的，我们开会可就放心了！”两年后爸爸先后参加了赤卫队和浏阳游击队，不久又随游击队编入红三军团所属部队，成为小红军战士，并随红三军团参加长征，其间曾担任保卫局政治指导员，是当时军团中最年轻的政工干部。在一次战斗中，爸爸的腿受伤了，他咬着牙拼命追赶队伍，是骑马路过他身边的彭老总看见他几乎掉队了，便让战士们用担架抬了他三天，使爸爸最终跟着队伍，胜利到达延安。爸爸后来于1947年解放战争中牺牲了。李妈妈不忍把爸爸已不在人世的噩耗告知祖母。她谎称爸爸随志愿军到朝鲜抗美援朝去了，一面不时以爸爸的名义给老人家寄生活费。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入朝作战部队都回国了，李妈妈才不得不向她披露这令人悲痛的实情。她安慰老人说爸爸给他们留下一个活泼健康的孙女，长得很像爸爸，但更像姑姑。李妈妈还告诉我，说我们家一共出了四个革命烈士，我爸爸，姑姑，姑父，还有一个伯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井冈山担任排长时作战牺牲了。她深情地对我说，她特别喜欢爸爸叫她姐姐。我这时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应该叫她姑姑。这真是，不是姑姑，却胜似亲姑姑啊！  李里父亲——胡里光烈士 正是在这革命低潮时期的艰难困苦中建立和延续的战火友情，使李妈妈始终惦念和关怀我们家。解放后，是她向我们老家浏阳县政府证明我姑姑、姑父和二伯父是革命烈士，因而他们的姓名赫然镌刻在浏阳革命烈士纪念墙上。三年困难时期，先是祖父因病去世，随后祖母也身患重病，加上饥饿，已经奄奄一息了。邻居劝祖母向政府申请救助，祖母说国家正在困难时，不能再给政府添麻烦了。好心的村民辗转告知北京的李妈妈。李妈妈听了大吃一惊，马上给浏阳县政府打电话，说这是贡献了四个烈士的革命老妈妈，现在生命垂危，你们赶快去看望她！可惜县里派人带着救济钱粮去我们家时，祖母已去世3天了。李妈妈后来听到祖母的死讯非常痛惜，直遗憾得知消息太晚了！ 我听老家亲人说，李妈妈一直很敬佩我祖母，说她在那么残酷的白色恐怖下，积极支持姑姑参加恢复地下组织的秘密活动，经常让姑姑带浏阳高坪区委负责人半夜三更在我们家召开会议。当时祖母确实因品格高尚，在四里八乡享有很高的声望，甚至连一些乡绅都敬佩她。有一次国民党反动武装逮捕了祖母，称她是共匪婆，要杀头。一个当地很有势力的乡绅放出狠话：“谁敢动孔老太太，绝不轻饶！”于是救了我祖母一命。这位乡绅就是后来长期担任毛主席秘书的叶子龙同志的哥哥。 听了李妈妈这一宗宗生动感人的回忆，我也渐渐明白了，我之所以时时感受到李妈妈和甘爸爸非同寻常的爱，并非如家里哥哥姐姐们开玩笑说的，是因为我长得漂亮，功课好，性格开朗活泼，而是他们始终把对爸爸、姑姑的痛惜和深切怀念化作对烈士遗孤的百般疼爱。 1964年甘爸爸突发心脏病去世，李妈妈悲痛欲绝。当我独自陪伴李妈妈时，她总是一边流泪，一边讲述她当年和姑姑及爸爸在一起的往事，她又一次深情地说，她特别喜欢爸爸叫她姐姐。家里的阿姨只见李妈妈在流泪，不知我们谈些什么，还以为李妈妈是因为想到平日甘爸爸在所有的孩子们中间最喜爱我而触痛了她的伤心之处，便好心劝我以后别回来了，以免加重李妈妈的伤感。我觉得阿姨的话有道理，尽管我心中百般不情愿，但还是哭着离开了。谁知没多久，李妈妈就让人打电话叫我回去。她到底还是不舍得见不到我啊！ 从八十年代初起，我多次随爱人被派往我国驻外使馆工作，每次任期都是好几年。当我临走前向她告别时，她喃喃地说，这一走还不知能不能再见面了。其眷恋之情令我心痛不已，泪流不止，久久不愿离去。我最后一次见李妈妈，是1988年底我去驻瑞士使馆赴任临行前向她告别。那时李妈妈快八十岁了，记忆力已明显衰退。她问我：“你爸爸是胡里光吧？你姑姑是胡里秀吧？”我刚回答是，没两分钟又问我这两句话，一会功夫连问好几遍。可见她对先她而去的亲密战友的记忆是多么刻骨铭心，同时念念不忘我是他们的后代，是他们早年参加革命，贡献了青春、鲜血和生命留下的唯一后代！ 然而就在我这次到任刚刚一年多，就得知李妈妈去世的消息，悲痛之余我深感遗憾，在她生命的最后时期没能在她身边陪伴她、照顾她。后来我听家里人告诉我，李妈妈一直为有我这个在驻外使馆当外交官的女儿感到自豪。这让我不由得心生无尽的宽慰，我没有辜负她多年对我的教育和疼爱！ 除了家乡亲人的子女和我以外，家里还有不少别的孩子，是调离北京去外地任职的老战友们托付给李妈妈帮忙照料的。如时任海军某舰队首长王政柱叔叔的孩子王延兄妹三个，湖北省负责人钱益民伯伯的女儿钱信沙等等。他们每逢周末和节日放假回来，李妈妈对他们一样关怀备至。加上甘爸爸性格爽朗幽默，又特别喜欢带孩子们打乒乓球、下象棋，使他们享受着家庭的温暖和无尽的欢乐。有的孩子即使爸爸妈妈又调回北京了，还不时以这里为家，不肯离去。 陈小妹的父亲陈希云叔叔时任粮食部副部长，是甘爸爸、李妈妈抗日战争时期120师的老战友。50年代末他身患重病，临危时，放心不下4个未成年的子女。李妈妈与贺老总及另一位他们共同的老战友商定，每人代他负责一个孩子的成长。陈叔叔离世后，李妈妈立刻把陈小妹接到家里。小妹一直身体虚弱，又得过胸膜炎，李妈妈特意给她订了份牛奶。那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食品不足，营养品更是稀缺之物，李妈妈和甘爸爸自己都舍不得喝牛奶，却专门给刚失去父亲又急需营养的陈小妹订牛奶补身子。 朱一菩是50年代初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朱早观的女儿。 1955年，朱伯伯突发心脏病过早去世了。几年后一菩又生大病，肠道发炎大出血，住院做了两次手术都没止住血，病情极为严重，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李妈妈听到消息，在百忙中只要一得空，就到医院看望一菩，和医生讨论治疗方案。那时张阿姨早已吓得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幸亏李妈妈果断在第三次手术方案上代家属签下自己的名字，使手术顺利进行，成功把一菩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病好出院后，李妈妈特地到张阿姨家看望一菩。看到屋里没有暖气，一菩坐在火炉边取暖，非常心疼，不由分说把一菩领回家。那时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还没过去，食品仍然匮乏，一切均按人头定量配给。李妈妈家人多，每次吃饭一大桌子人，她不得不给每个人分配饭菜。第一个肯定给担子最重、工作最繁忙的甘爸爸，第二个就是一菩了。她总是特意把最有营养的食品给大病初愈的一菩。有时一菩不愿接受这特殊关照，李妈妈就生气地训她。在李妈妈的精心呵护调养下，一菩很快恢复了健康，顺利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  毅然替六神无主的亲妈签名挽救命悬一线的病孩朱一菩（朱一菩和李贞妈妈） 我上高中那年，有一次不知为什么突然发起烧了。我以为不过是感冒，只要多运动出点汗就能好，所以回家后故意和别的孩子在院子里打羽毛球，还使劲往上蹦个不停。谁知一天中午正吃着饭，突然感觉天旋地转，两眼一黑，就从椅子上一头栽到地上不省人事。当我醒来时，只见李妈妈蹲在我身旁搂着我，又是掐人中，又是捏合谷，用她早年从老百姓那学来的土办法把我弄醒。这时我早已不是几年前的小姑娘，她抱不动我了，便叫来公务员把我抱到卧室去。我不好意思让个大小伙子抱，执意要自己走。李妈妈怕我头晕再次摔倒，眼睛一瞪吼道：“听话！”我只好乖乖服从命令。然后李妈妈四处打电话联系，直到301医院同意接收我住院才消停。 尽管李妈妈十分疼爱我们这些她抚养长大的孩子，但她从不娇惯我们。只要有缺点，犯了错，她从不放任自流，总是采取适当的方式对我们进行批评教育。  李贞妈妈和李里 还是在我七八岁时，甘爸爸的弟弟从湖南宁乡老家来北京做客。他的五岁儿子讲满口乡里土话，我一点也听不懂，很瞧不起他。有一天，我看见他一个人在院子里玩，就跑过去无缘无故噼里啪啦用手掌拍他的小秃头，把他打哭了。吃晚饭时，他爸爸在餐厅里当着大家的面指着我向甘爸爸告状，当时甘爸爸和李妈妈都没吭声。事后见周围没人，李妈妈低声用和蔼却又严肃的口吻批评我说：“咱们干部的孩子不能瞧不起老百姓，更不能欺负他们。”我记住了，从此以后，无论多大年纪，我再也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乡下老百姓的事。  伟大的母爱更体现于严肃正面的家庭教育，干部的孩子们不可以瞧不起、更不能欺负老百姓的孩子！ 李妈妈怕我们从小生活条件优越，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在家中院子里开辟了小菜园，每天晚饭后带领我们种菜浇水，让我们享受劳动的快乐，懂得劳动成果来之不易。她还用八旗子弟败家业的故事告诫我们，决不可学八旗子弟，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给革命前辈丢脸，把革命事业断送在我们手上。  亲自送侄女姜毅南启程赴茶淀农场农校，为当有文化农民学习农业技术 当甘爸爸的侄女姜毅南姐姐初中毕业时响应党的号召，报考了茶淀农场农校，为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学习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李妈妈对此大为称道，说中国是农业大国，人口众多，人人要吃饭穿衣，还要生病。因此一要学农，二要学医。当毅南姐姐出发去农校时，李妈妈特地亲自去火车站为她送行，以示赞赏和支持她为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 在李妈妈的建议下，甘爸爸的侄子姜学清哥哥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张家口251医院工作。可他很想分到北京留在李妈妈身边。而李妈妈最反对孩子们贪图安逸，不愿去艰苦的地方工作。她坚决不对学校施加任何影响，把学清哥哥分配到北京的单位，对他说:“你现在是个医生，是人民解放军战士了，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到连队发挥你的技术专长，让我们的干部战士身体棒棒的·····”为了让学清哥哥安心在张家口所处的塞外寒冷环境中工作和生活，李妈妈特意亲手为他织了一件毛背心。学清哥哥穿在身上，暖在心里，愉快地踏上奔赴塞外的征程，内心永远牢记李妈妈的教导。  李贞与侄子姜学清及其女儿 （未完待续） 觉得文章好，请点赞！ 关注我们，关注“红色IP”公众号，读更多真实的红色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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