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年5月独立第二团参谋长杨洪才（左）与二营营长程铁瑛（中）、二营教导员王香雄（右）在宜兴杨茂里合影 回忆武南反“清乡”斗争 王香雄 1943年初，日本侵略军进一步推行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反动政策，妄图实现其灭亡中国的迷梦，驻江南的日军淮备对太滆地区进行“清乡”。当时太（湖）（湖）地区的情况是：苏（州）西、（无）锡南“清乡”已过，武进、宜兴地区的敌人也在谣言攻势掩护下进行其“清乡”部署，积极网罗爪牙，加强特务活动，威胁群众，企图扰乱我局面，扰乱我部部署。国民党顽军乘机拉杂色部队进入郎溪、广德山区，一部分投敌，为其以后进入敌后作反共之桥梁。我方加强巩固武南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并进一步查明情况，加紧进行反“清乡”斗争的部署和准备。 3月1日，敌人正式开始在武南地区（包括锡西）进行“清乡”，对宜兴加强“扫荡”和“蚕食”。日伪军首先强拉民夫，构筑封锁线（竹篱笆）。从无锡沿锡宜公路往太湖北岸、分水墩、清桥、杨桥至滆湖边的灵台，再向北沿滆湖的五洞桥、丫河至常州西门马公桥，在武南地区南北长60里，东西宽30里的范围内，就构筑竹篱笆一百几十里。同时，日伪军还在武南地区增设了杨桥、灵台、五洞桥、港桥、庙桥、毛家桥等8个据点，修建梅花桩式的碉堡30多座。并在水陆交通要道层层设卡，对我们进行严密封锁。然后，集中3000多日伪军在武南地区进行梳篦式的大规模“扫荡”。与此同时，敌人大搞“清乡”的反动宣传，加强伪化，制造恐怖气氛，重金悬赏通缉杨洪才、陈成和我。被日伪军收罗的地痞流氓和反动帮会势力，派出大批敌探和武装特务，在“清乡”区四出活动。伪政权强迫人民搞“人口登记”、发“良民证”，实行“连保连坐”。在封锁线外的宜兴等地，也进行频繁“扫荡”。日伪军采取上述一系列恐怖手段，妄图消灭武南地区的共产党和新四军，及其所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面对这一形势，在党的领导下，太滆地区全体军民，吸取了苏南第一次、第二次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做好了充分的反“清乡”准备。当敌人向我中心区“清乡”时，我组成若干精干的短枪队，由主要领导干部率领，在“清乡”区内外穿插，坚持原地斗争；大部分党政干部暂时撤出武南，主力部队则转移到外线积极作战，牵制敌敌人，配合内线地区坚持（如李山战斗，马山苦竹消灭伪海军，苏西陈家桥战斗等）。 4月上旬，我奉命带武南县警卫连一个精干排十余人返回武南，与县委书记王子达、副县长陈成带领的短枪班一起，坚持内线斗争。当时环境艰苦，斗争尖锐复杂，敌人白天晚上活动都很猖獗，到处搜查、抓人、打埋伏，部队活动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经常采取昼伏夜出，能胜则打，不能胜则走的战术，灵活地在敌人“清乡”区的空隙间穿插，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有时我们一天换几个地方宿营。白天我们的哨兵化装成农民，在地里边劳动边观察。晚上行动时，不走大路走田埂。每到一个村子，我们必须先派人到村子里去联系，摸清情况，并关照群众把狗圈起来，以免日伪军听到狗叫来搜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对我们部队的关心和爱护仍然是无微不至的。只要听说部队要来，群众就把门闩打开，等待我们去宿营。夜间，群众自动放哨。白天，派人到敌人据点周围去监视敌人，一有情况就回来报告。我们吃菜，群众就分散到镇上购买，然后你一斤，他两斤地凑起来。天还没有黑，群众又派人到路口、桥上去放哨，便于部队通过。我们的斗争，一刻也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就寸步难行。在武南反“清乡”斗争中，我们先后六次遭到敌人包围，都是依靠群众的帮助才安全转移的。 群众这样支持和帮助自己的部队，是和党的广泛发动群众的路线分不开的。在反“清乡”斗争中，县委、区委和政府的同志及部队每到一地，都不失时机地对群众进行反“清乡”、反“伪化”的教育，使他们树立起“日寇必败，抗战必胜”的思想，并用历史事实说明共产党、新四军是消灭不了的。组织基干队或游击小组站岗放哨，收集情报，检举揭发汉奸，使敌人失去耳目。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先后数次发动5000余人，多次破坏、烧毁竹篱笆。最后一次是6月的一个晚上，把长达170多里的竹篱笆全部拆除烧毁。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危难时刻，群众总是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自己的部队。1943年5月的一天，我们20多个人，在淹城南面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俞家村宿营。第二天上午，碰上1000多日伪军由南向北进行梳篦式“扫荡”。这时，我们已无法转移，只有依靠群众隐蔽起来，同时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我们告诉群众，每家每户都把大门敞开，如敌人进村，就大胆沉着地去应酬。我和20多名同志集中隐蔽在我们的房东陈兰英家的内厢房里。这个厢房和外屋只隔很薄的一堵墙，我们瞪大眼睛透过缝隙向外察看动静，人人都上好了刺刀，手榴弹揭开了盖，准备好毛巾、绳子。我们商定，如果个别敌人闯进我们的房子来，那就二个人用绳子套住敌人的脖子，一个人用毛巾捂住他的嘴，把敌人拖进来，用绳子勒死或用刺刀捅死，如果人多，大家就扔手榴弹往外冲，拼一个算一个，豁出命来也要拼到底。 不一会，十多个日军和十多个伪军进村了，进了屋，他们嘴里哇啦哇啦乱叫，我们跟敌人只隔一个门帘，不仅敌人的面孔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连敌人的呼吸声都能听到。当时，我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准备“革命到底了”。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村上的群众镇静自若，主动出来应付，给敌人抽烟喝茶，说：“太君，我这里没有新四军。”并让敌人到没有住我部队的房门外去看，待敌人快到我们隐蔽的房子时，群众就打开鸡笼、鸭笼，驱赶鸡鸭到处乱跑，乱飞，故意把敌人引出去抓鸡鸭。贪心的敌人见此情景，也就跟着去抢抓鸡鸭，我们才侥幸脱险。如果当时没有群众的冒险保护，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全国解放以后，我特地到小俞家村拜访过三次。群众见到我后高兴地说：“哎呀！王营长，你还记得我们呀！”我说：“怎么会忘记呢？没有群众，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没有你们，也早就没有我王香雄了。我是永远忘不了你们的。” 5月中旬，我们这个排与武南县短枪队，穿插到政平与南宅乡交界的符家桥村宿营。早饭后，当地的农会会长管培荣和庄九皋来报告，驻漕桥的13名日军与南宅的20余名“清乡”警察下乡“扫荡”，要经过附近的华渡桥。我们决定选择有利地形打埋伏，消灭这些敌人。由三大队大队长王坤生率县短枪队迂回到华渡桥断敌退路，我率全排埋伏在一个竹园内。当日伪军进入我伏击区时，我们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部队勇猛冲锋，日伪军遭到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打击，除两名日军逃跑外，其余日伪军全部被我歼灭。缴获步枪十余支。我仅牺牲短枪队队员一名。虽然这是一次小的战斗，但它在武南地区反“清乡”斗争中，却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日伪军再也不敢轻易下乡了，这里的局面也逐步打开。 9月中旬一天，我们这个排在牛塘桥至湖塘桥之间的桑树下村宿营。中午，群众来报告说，有十几名日军化装成便衣下乡来了，很快就到前面村子。我们当即决定消灭这队日军。我部队埋伏在日军必经的大路边。当日军进入我伏击圈时，我们以猛烈的火力向敌射击，压倒了敌人，随即发起冲锋，当场打死了几名日军，活捉了日军冈本一利，其余五六个日军向常州方向狼狈逃窜，我无一伤亡。 在反“清乡”斗争中，我们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地配合地方不失时机地开展政治斗争。在镇压个别极反动分子的同时，积极争取中间力量，团结各界抗日爱国人士。我和武南县副县长陈成，经上级批准，在武南边沿地区，利用帮会名义活动，争取教育了一批伪军、警人员及乡、保长等中间派，从而推进了反“清乡”斗争的开展，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从1943年3月开展反“清乡”斗争中，我们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依靠群众这座真正的铜墙铁壁，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开始打开了局面，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武南军民终于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取得了反“清乡”斗争胜利。我们这个排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在武南地区进行较大的战斗有20多次，共缴获机枪4挺，驳壳枪4支，手枪4支，步枪30余支，俘日军1名，伪军100多名；镇压日伪密探30多人。在斗争中壮大了部队，从原来的十余人壮大到七八十人，组成了一个连，为以后坚持太滆地区的斗争，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本文选自《武进文史资料》第5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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