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人很难理解传统的中国文学，乃因现代中国人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不再崇尚君子之道。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劈头即曰：“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今译康德）以来百余年间学者之定论也。”说的是世界文学对天才的推崇。然而王氏又云：“然天下之物，有决非真正之美术品，而又绝非利用品者；又其制作之人，决非必为天才，而吾人之视之也，若与天才所制作之美术无异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古雅。”接着几乎都是举中国文艺的例子，以阐明其说。他说出了中国文艺的特异之处，即中国文艺有着很多并非天才之创制，却因其积淀了学养、历史、文化而卓绝的作品，这类作品是靠着古雅的风格而与天才创制分庭抗礼的。王国维能发现古雅的美学意义，缘于他本就身处与世界文艺迥异的中国文艺传统中。然则何以中国文艺能有此卓异的风格？原来，中国的文学、艺术，本来只是君子的修养之术，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文学、艺术原不过是成为大人君子的途径罢了。这样的文艺传统，当然并不鼓励不世出的天才，而是要鼓励博学于文，好古敏求的为学之士。 文与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常常是可以互通的。六经又称六艺，是文即艺也，后世制艺实则八股文，是艺即文也，刘融斋《艺概》，实即文、诗、词、曲诸文体之概论。必欲区分之，则“文”内涵较狭，而“艺”则涵盖殊广。兹单言文学，以别于书法绘画音乐诸艺术之道。 文学，或单言之曰文。《论语·学而第一》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在孔子看来，德行是学者必修的基础教育，文学则是行有馀力者才有资格接受的高等教育。故文学实较德行更为重要。南宋朱熹解释道：“文，谓诗书六艺之文。”是知先秦时所谓“文”或“文学”，指的是儒家经学，相当于今天人文学术的全部。 我们再看《论语·述而第七》里面的记述：
可知文学实为孔门思想之机枢，排在行、忠、信之前。 《论语·先进第十一》里则记述，孔门专门之业各有弟子为其杰出之代表，德行科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言语科是宰我、子贡，政事科是冉有和季路，文学科则是子游和子夏。后世因称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孔门四教”。四教之中，文学最难，须是“行有馀力”才能深入研探，所以放在最后说。而实际上儒家思想正是靠的文学科的学生传播、继承。倘没有这些文学之士，不可能有经学在后世的传承。 然则所谓文者，其义安在呢？《周易·系辞传》云：“物相杂，故曰文。”各种线条、色彩交织在一起，便称作“文”，引申指对人的天性进行修饰，所以文的对义词是质。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天性强过文化的修饰，便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文化的修饰掩住了天性，就导致浮华夸饰。文质相互平衡，这才是君子该有的气质。 不同于墨家之尚质，道家之反文，儒家对诗书礼乐之文有着特别的注重。当时有棘子成者，质疑儒家重文，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孔子的学生子贡马上反驳他，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倘使没有了毛色斑纹相区别，虎豹的皮革和狗羊的皮革也就没有了区别。君子之道，固不仅要有美好的天性，更要经后天诗书礼乐的文饰，才能动行举止，莫不文雅典重，自然流露出高贵的气质。 文独具教化功用。《易·贲·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文化二语，并出于此。治国之大人君子，对文的意义有了深切之了解，遂能教化天下，让天下臻于大成。 儒家是一整套包蕴着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宗教观的思想，可以统谓之曰人文思想，它的终极目标，便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具体实施的路径，则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谓之“文学”。因此，在孔子那里，在早期儒家那里，文学的根本意旨只是一条：养成学者完善的人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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