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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个伟人的杰作，是一个时代的拐点，是一个光辉的里程碑，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总之，是一个永远值得史学家们去浓墨大书的华章！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 春节前夕，开始发榜了。一些考生被录取的传闻，不时地飘进我的耳朵，但没有我任何消息。在华县老家度寒假的我，这时非常着急，就向老同学蔡兴国写了封信，请他打听一下我的情况。
蔡兴国时在地区京剧团工作，和地区招生办同住在地委党校大院。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告知了我的分数。看到考分很不理想，我的心立马就凉了。后又听人说，“老三届”这次事实上被录取的极少，据说是因为各招生院校，均不大乐意招收这些 30 岁左右的“大”学生，嫌他们负担太重、拖累太大，既影响学业，又不便管理。我心情郁闷，有种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感觉。 好事多磨。3月初，《人民日报》突然报道了河北省增设师范专修科、招收走读生的消息，招生对象就是上次未被录取的那些“老三届”。很快，《陕西日报》也报道了我省增设四所 （西安、咸阳、渭南、榆林） 师范专修科和扩招一批“老三届”考生的消息，条件比河北省还要优越——招收的不是走读生，而是全日制正规生。于是我已冷却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 事情很快就有了结果。5月初，华县一大批“老三届”，接到了“陕西师大渭南专修科”的录取通知书。县招生办将录取名单张贴在大墙上，群众里三层外三层，把大墙围了个严严实实。一时间，县城内外街谈巷议，轰动一时。 此时仍在秦岭深处的我，对山外的这些变化却一无所知，直到因事下山方才知晓。面对很多眉飞色舞的老同学，我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又没有我任何消息！我暗自思忖，难道这次又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事实很快就证实了我的猜想——经到县招生办询问，地区下发的录取名单上，确实没有我的名字。 社会上盛传理科录分线是60分 （时以平均分为准），而我的考分明明大大超过了这个分数线，为什么却没有被录取呢？我满腹狐疑，很困惑也很不服气，一咬牙当即决定：今年我要接着考，而且要放颗“卫星”——整一个本科，非让人们对我刮目相看不可！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有两点原因。一是1978年的高考政策，此时已经公布，“老三届”仍在考生之列。二是“老三届”中的绝大多数，这时已被渭南师专“一网打尽”，剩下的“散兵游勇”，在来年的考生中比例极小，这无异大大减轻了我的竞争压力。至于那些年轻考生，我压根儿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毕竟太嫩了。我这样想着，心情很快就趋于平静，并重新进入了应考状态。 时值春末夏初，昼长夜短。每天下午，学生并不到校，教师都是自由活动，于是我就到国营木场去复习功课。当时木场负责人詹兵实，曾长期把钥匙交给我，让我替他看守木场。我手持书本，坐在场内大木垛旁的石头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困了倦了，就站起来伸伸胳膊弯弯腰，活动一下身体，或朝天空及山峦眺望眺望。这时我的思绪会随着天边棉絮般飘浮的白云，飞向远处那色彩斑斓的世界。 然而，就在我专心复课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消息，却打破了这种平静。 我校一位姓李的教师，时在“渭南地区中学教师培训班”进修，回校后见我对高考这么执着，复课这么刻苦，很敬佩也很同情，无意间告诉了我一段隐情。他说上次地区录生时，他曾和几位学员被地区招生办抽去帮忙。他看到了我的档案，也知道了我的分数，还特别留意了一下。他毋容置疑地说，我的考分确实大大超过了60分的理科录分线。 听这一席话后，我立即向地区招生办写了封信，诚恳地提请复查。其实此举不过是想排解一下心中的困惑而已，并未真正抱有什么希望，过后又很快沉浸到复课中去了。 6月中旬，曾立功老师突然跑来找我“报喜”，说我被大学录取了，并说是从公社传出的消息。我以为他在和我开玩笑，就没在意，因为若真的被录取了，就应有通知书才是。适逢忙假，我顺路到县教研室走了一趟。赤水乡党张仲京老师在大院碰见了我，立即责怪道：“通知书在我这儿放着，早给公社通知了，你怎么才来啊？” 听罢此言，我心中一怔，如梦初醒——原来学校的传闻竟是真的。这是正常的补录？还是那封信起的作用？无从知晓。但这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被录取了！手持盖有大红印鉴的录取通知书，我百感交集，莫名惆怅。这时我这个“一根筋”，也不知是和谁在赌气，犟劲又犯了！——心想距今年高考仅剩下20多天，我该下的苦已经下了，准备工作也完全就绪了，形势对我又这么有利，因此这个专科录取通知书，我不要了！我要另考一次！——非整一个本科不可！但回家后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他说“一动不如一静！既然录取了，就去上吧。渭南离家近，学制又短，家里负担也会轻些。若重新高考，谁知又会是什么结果！”在父亲反复劝说下，我终于改变了主意。于是全家恢复了喜悦，重新进入沸腾状态。我那 70 多岁的老奶奶，激动得在家坐不住，挪着小脚跑到村里，逢人便讲。我5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围着我不停地问：“是不是爸爸不用再到山里去了？”顺便说一声：当年我父亲的这个决定，还真有点“英明”。因为上本科的那些学生，如我的同学贺百苗及朱孟臣等，毕业后于1982年春到地区教育局报到时，我早已从渭南师专毕业一年有余，且坐在地区教育局人秘科的办公桌旁了。他们这些本科生，倒要到我这个专科生面前来报到且接受安排。如果当年我上了本科，比他们还要晚毕业半年，那我的人生轨迹，谁知又成了什么样子！
办理离校手续时，学校正值忙假，空无一人。我将手续整理好，委托给民办教师肖本义。几个学生知道了，不约而同前来送行，送了些小镜子、香皂盒、小手帕之类的礼品。有个大点的女生，送来了一双绣花鞋垫。当时她居然还弯下腰，亲自把鞋垫铺在我的鞋里，让我试了大小。为此我感动了几十年。 1978年6月22日，我背着行囊，一步一回首，离开我工作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小山村。一路上我放眼望去，只见金灿灿的阳光洒满山坡，漫山遍野，尽是火红火红的杜鹃花。成群的喜鹊，在山林内外飞出飞入，喳喳喳地叫个不停。蓝天下，雄鹰在展翅飞翔。 我哼着小曲，吹着口哨，对未来充满了期望。 从此以后，我的命运曲线就拐入上升的轨迹，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 多年后我才知晓，当年在这次高考中胜出的，还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财政部长楼继伟、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在这些精英个体命运峰回路转的同时，共和国也开始从谷底返身掉头，进行艰难地攀升。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的这一“国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如今34年过去了，当我们以更宽阔的视野，再次审视这件事时，发现当年恢复的，不仅仅是高考这个形式。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血统论，废除了“推荐上大学”制度，恢复了社会公平，使人们平等地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恢复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教育等传统价值观，使教育开始重新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在成就国家中流砥柱的同时，也塑造了全新的社会现实，重铸了中国。追昔抚今，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高考制度的恢复，是一个伟人的杰作，是一个时代的拐点，是一个光辉的里程碑，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总之，是一个永远值得史学家们去浓墨大书的华章！ 啊！1977，我心底一抹永不褪色的彩霞！ 图文来源：《一剪闲云赋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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