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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文明的起源仅靠传说和典籍记载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以考古发现来验证。而早在 “荆州战国丝绸宝库”被发现前，中华大地上丝绸文物的蛛丝马迹就已经逐渐显露出来。 那么，又有哪些考古发现成为了找寻丝绸起源的线索呢？那些石破惊天的重大考古新发现，会是难以保存的丝织品吗？ 1926年，军阀割据的神州大地上，考古学者们以对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克服了重重困难，将西方近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我国第一代考古学者李济博士发掘出了一个5500 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灰坑。考古队员们在坑底发现了半个茧壳。这半个茧壳，长约1.36厘米，茧1.04厘米，好像是被锐利的刀刃去了一部分。  李济，这位中国田野考古事业的开拓者，后来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写道：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似丝的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腐蚀了一半，但是仍然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不平直......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比较，比那最小的还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的底下，它不像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它经过人工的割裂...... 只是，中国的原始先民为什么要切开蚕茧呢？是为了食用茧中的蚕蛹，还是为了取出蚕丝去纺织呢？ 李济先生惊人的考古发现，一经公布就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半个茧壳的出土，似乎对传说中黄帝的元妃嫘祖发明养蚕治丝的说法予以了印证。“如果西村的半个蚕茧石鉴定不误，那更使联想到嫘祖发明了养蚕的故事，是中华民族远古养蚕的创始。”在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这样写道：“陶器、陶片发现最多，西村遗址发现的多至数万片，制造技术和纹饰，一般说是很精美的。西村和大赍店遗址都有纺轮，骨针、骨锥，各遗址都有，足见纺织与缝纫已是一种普遍的手工业。”
1928年，这半颗蚕茧经过中国生物学家刘崇乐教授和美国专家的鉴定，确认就是家蚕的茧！ 一枚全世界最古老的蚕茧？！ 中国纺织史学家刘克祥先生非常肯定的认为：“这枚蚕茧的出土，使中国是'丝绸之源’获得了实证。” 但是，还有一些考古工作者持怀疑态度。他们的结论是，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原始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养蚕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对中国古代丝织技术的研究颇有建树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把中国丝织技术的发生与发展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可是，他却曾在《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一文中说：“这个发现（作者注，指西阴村出土的半个茧壳）是很靠不住的，大概是后世的混入的东西......我们不能根据这个靠不住的孤证来断定仰韶文化已有养蚕业。” 对于这个问题，李济先生后来于1954年在台湾做学术演讲时，曾经这样说过：“在山西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曾经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时，证明这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 其实，早在夏鼐先生写那篇文章的5年前，专门研究古代丝绸的日本学者布目顺郎，就设法从台湾故宫博物馆里弄到这半颗蚕茧正反两面的照片。他在仔细研究照片后，做出了这半个蚕茧的模型，复原了蚕茧。 布目顺郎从自己复制的蚕茧上，测得蚕茧长1.52厘米，茧幅0.71厘米，蚕茧被割去的部分约占蚕茧的17%。布目顺郎由此得出结论：桑蟥茧。他认为这半个蚕茧，与现在栖息在长江流域桑树上的野蚕一一桑蟥属同一品种。但是，日本学者池田宪司却认为，这是一种家蚕茧，只是当时的家蚕进化不够，茧形还较小。 布目顺郎和日本东京大学学者吉武成美在生物学研究的同时，结合考古学资料，认为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已完成了家蚕的驯化。  1987年，中国学者蒋猷龙从文献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和遗传学等多角度出发，对中国蚕业的起源进行了审视，提出了家蚕的祖先野桑蚕为多性化，驯养桑蚕始于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他对布目顺郎的结论基本上持赞许的态度，同时又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在对桑蚕茧进行实物测量后，认为与布目顺郎复原的西阴村蚕茧形状相似，并认为，桑蟥与家蚕不同属，两者在血缘上不相关，桑蟥不可能演进为家蚕。他断定，西阴村出土的半颗蚕茧，就是桑蚕。 蒋猷龙的观点，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激烈的争论。吉武成美专门邀请蒋猷龙到日本共同研究这一课题。吉武成美基本认同了家蚕起源的多性化和多中心论，他和蒋猷龙一起，共同完成了《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 只是，不管学术界如何对这半颗桑蚕的真伪争论不休，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还是把这半颗蚕茧作为镇院之宝，藏于恒温的文物库之房中。半个世纪以来，仅仅只是在1995年为纪念李济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才作为特展品展出过64个小时。 来源：《荆州文旅频道》微信公众号 作者：张卫平 张 旗 2022-03-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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