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01大炮被人偷走1967年7月，新疆阿什尔汗枪械修理所接到一项任务，阿克苏军分区有3门淘汰下来的大炮，要求枪械修理所维修保养后，交给阿什尔汗当地的民兵训练使用。一个星期后，3门大炮修理完毕，按照惯例，检验大炮需要试炮。试炮与真正的开炮不同，使用的是教练弹，而且每门大炮只允许打一发教练弹。得到允许后，军方叫上阿什尔汗镇的一部分民兵，一来是壮声威，二来是让这些民兵看看开炮是怎么回事，便于以后训练时学得快些。一听说要试炮，民兵们都很踊跃，排着队早早来到试验场，等着枪械所的人到来。  然而，试炮的过程中出现意外，一门大炮发生故障。机械修理师赶紧修理，可一直等到另外两门大炮试验完毕，这门大炮也没有修好。由于试验场在戈壁滩上，夏天的温度高达四五十度，常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不适宜待较长时间，因此有三名提前来到的民兵已经中暑。现场指挥试炮的机械修理所林科长决定，立即让一辆汽车送那三位民兵去卫生所急救。可是等把病人送走后，大炮还是没有修理好，虽说故障原因已经找到，但回修理所去取零件，一来一回天就黑了。于是林科长决定，等明天大炮修理好后再试炮。但新的问题是：现场只剩下两辆汽车，每辆汽车只能拉一辆大炮，剩下的这一门大炮怎么办？  经几位领导商议后，最终决定把这门大炮留在试验场，反正就一夜时间，派人严加看守就是了。在场的民兵营长拍着胸脯说：看守的人可以由他负责，一定会派两个忠诚可靠的民兵来！林科长还是不放心，叮嘱他两个民兵不行，要四个民兵。营长忙说，听您的，我派四个人看守！营长当即指定4个民兵回去吃饭，又指定两个民兵在现场看守，等那四个人返回时接替这两个民兵。天渐渐黑了，当时的情况一切正常。 林科长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粗心的决定竟然造成了一场麻烦。次日一早他洗漱完毕，到食堂吃饭时，一个名叫黄大豆的民兵忽然急匆匆地跑来，告诉他：那门大炮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 林科长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确认了好几遍才知道不是开玩笑。他抓住黄大豆的衣领说：“和你一起看守大炮的人呢？” 黄大豆说：“他们都回家了。” 原来，那天晚上九点，四个看守的人到岗后，不一会儿就有一个人走了，很快第二个人也不辞而别。剩下黄大豆和一个绰号叫“二狗”的人倒是做好了坚守的准备。可戈壁滩上白天与黑夜的温差太大，那天一直到午夜时分，黄大豆和二狗喝完一瓶酒，便披着大衣蜷缩在大炮旁边睡着了。凌晨时分黄大豆被冻醒了，却不见了二狗。此时天还未明，远处传来狼嚎的声音，巨大的恐惧让黄大豆再也坚持不住了，他一边骂着，一边骑上自行车，紧踩一阵回了家。  黄大豆的妻子是生产队的队长，见丈夫不管大炮就跑回来，便大骂了他一顿，黄大豆也不是省油的灯，与妻子对骂起来，抱怨那几个人不守信用。一直吵到拂晓时分，黄大豆被邻居劝住，心想这时候戈壁滩上也没有狼了，便揣了几个玉米馍馍再次朝试验场赶去。可到了那里一看，哪里还有大炮的影子？黄大豆赶紧骑着自行车在周围寻找了一个多小时，仍然不见大炮的影子。大炮没有看好是重大失职，黄大豆不敢怠慢，便赶紧骑着自行车回来向林科长报告。  丢失了一门大炮，这可是一桩不得了的案件。林科长赶紧向机械修理所的杨所长报告。杨所长也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但还没有碰上过丢失大炮的事，此时一下子就懵了。待反应过来后，杨所长开口大骂。林科长知道，这多半是在骂他。而黄大豆则一声不吭，认为杨所长在骂他。 经过修理所研究后，杨所长决定立即上报新疆军区，一方面修理所保卫科的钟科长组织人员四处寻找。新疆军区闻报后也大吃一惊。那时候，在青海和新疆的戈壁深处还有国民党残余的马匪在活动。1964年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在核试验基地就发现了一二百人的队伍，事后经侦查机高空追踪才发现这是一支在戈壁滩上游荡了多年的马匪。如果这门120大炮是被残匪盗窃而去，后果不堪设想。军区立即电报指示道：与地方公安机关联系，尽快破案！ 那天傍晚，县、地区公安机关派来8名侦查员抵达阿什尔汗镇，很快组成了13人的“120专案组”。 经过对现场的勘察后，专案组总结出了3点看法。 第一：目前很难判断大炮是否被马匪偷走，但不排除这种可能。 第二：大炮非常沉重，需要一辆汽车才能拉走，因此作案者由多人组成，可能动用了汽车。 第三：奉命看守大炮的4个人都离开了岗位，这不大可能是偶然行为，需要对4人进行调查。 看守大炮的除了黄大豆和二狗外，另外两人是马立鸣和关虎。黄大豆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经调查发现，他的离开有妻子和周围的邻居作证，因此他的嫌疑最小；最先离开的人是马立鸣，他说自己之所以回去，是因为去参加侄子的生日，他家中兄弟六人，只有这样一个男孩，因此很重视。当天晚上他喝醉了，便睡在弟弟家，没有回到岗位上，经调查发现，马立鸣的说法有人作证；第二个离开的人是关虎，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不放心自己的妻子一个人在家里过夜，所以来了个不辞了别，经调查，关虎的说法也能得到证言。第三个离开的就是二狗。照二狗的说法，那天夜里他和黄大豆喝完酒后就睡了，不想一会儿肚子疼，无法忍耐，于是就回家了，他熬了点中药喝下去，这时候妻子说不要再去了，于是二狗就没再回到岗位上。  但是，警察调查发现，二狗回去后，他的妻子并没听他说肚子疼，也没有闻到中药味。走访他的邻居，也说没有闻到中药味！证人的证言对二狗很不利。于是，二狗成了重点怀疑的对象！ 02二狗坚持自己的说法，究竟谁在说谎？一门大炮丢失，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重大案件。首先是看守大炮的四个人失职，更重要的是相关负责人失职。当警察和当地组成联合调查组后，负责指挥试炮的林科长在介绍完情况后便知趣地回避了，照他的说法：这个过失足够让他上军事法庭，他哪里还有脸参与案件调查。 由于二狗是本案的重点嫌疑人，因此120专案组加大对二狗的审讯，并投入全部办案力量，以期给他造成一个强大压力。然而，不管专案组怎么审问，二狗就是坚持自己的说法：他肚子疼回家熬药，后来便在家里睡着了，大炮丢失了他有失职的责任，但绝对没有参与盗炮！ 负责办案的马文新是个老公安，他判断二狗的神色很从容，不像作假。可他的妻子无法证明他的话，周围的邻居也无人给他作证。警察办案讲的是证据，这就面临一个问题，究竟谁在说谎？是二狗？还是他妻子？还是周围的邻居？马文新认为，有必要回到二狗居住的村庄重新调查。  当警车开到二狗居住的村庄时，立即吸引了众多村民前来围观。二狗被押解到自己的家门口，一眼看到自己的妻子站在那里，不由怒火中烧，责怪她不为自己作证。他的妻子被骂哭了，满脸通红，泪如雨下，说道：“你半夜里回来，我没看到你做了什么，也不能瞎说一通欺骗公家人啊！你如果没有做没良心的事，你自己心里清楚……”二狗忽然一下窜上来踢倒了妻子。他自己也跌倒在地上，手铐的把手腕上的一块皮磕破。她妻子扶起二狗，两人相视而哭。 侦查员再次询问二狗那天晚上的药渣倒在哪里了？ 二狗指指脚下一块地，说道：“就倒在这里了。” 但地上哪有药渣的影子。 此时二狗的妻子说：“首长，我后来看了看，家里的草药确实少了，他可能是熬过中药了。” 对于二狗妻子的这个证言，假如在第一次询问时就说出来，警察很可能就会采信，可现在说出来，尤其是两人相视而哭的情况下，就很难令人相信了。他的妻子是否在帮他圆谎呢？ 马文新觉得左右为难。 侦查员刚想问什么，此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老人来，一把拉住马文新的手说：“首长，我有情况汇报。” 马文新赶紧把他领到一边。 “首长，你把二狗放了吧！” 马文新奇怪地道：“大爷，我们办案是有规矩的……” “知道你们的规矩，所以我才站出来，要你们把二狗放了！” 老人说出了原委：原来，二狗平时在村里作风不好，经常和邻居闹矛盾，所以老人一家早就和他断绝了关系，平时走路都躲着他。但二狗以为老人软弱可欺，经常向邻居寻衅滋事。其实老人有两个儿子，真要打起架来，二狗根本不是对手。但老人家教甚严，多次管束儿子不要跟二狗一般见识。那天一大早，二狗就把熬药的药渣倒在了老人的家门口，民间有这样迷信的说法，把药渣倒在别人门口，病就转移到别人家去了。老人起得早，看到二狗把药渣倒在他门口，但没有声张，自己拿了扫帚把药渣扫掉了。因此当二狗指认倒药渣的地方时并没有药渣。 马文新听完老人的话后，便问老人药渣倒在哪里了？老人说倒在自己家猪圈里了，侦查员过去一看，果然看到一堆药渣，与二狗家的草药一对比，完全符合！二狗的嫌疑顿时被排除了，警察当场打开他的手铐，二狗重获自由。至此，看守大炮的4个嫌疑人都被排除。但线索也从此中断，案件的侦破一时陷入僵局！ 03警察再次把目标指向游荡在戈壁滩深处的残匪1967年的7月26日，距离这门大炮被盗后的第4天，从乌鲁木齐赶来的自治区公安厅3位资深侦查员抵达阿什尔汗。其中有一位名叫左先琨的老公安，早在延安时期就担任过公安局的侦查队长，因此有丰富的破案经验。当天晚上九点多，左先琨等人与专案组进行案情会商。 会上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有可能是残匪作案。新疆地域广阔，戈壁滩众多，解放以来当地已经侦破了多起“国民党残匪现行刑事案件”，其中也不乏有残匪盗窃军事材料的案件。尤为主要的是，阿什尔汗镇位于残匪经常出没的中心地带不过四五百公里，假如有残匪的话，他们有充足的条件进行作案。马文新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阿什尔汗镇只有2万多人，残匪要作案的话必须要有眼线，去除老人、孩子和妇女，公安干警摸排起来的话并不费事。  但是另一派持反对意见。残匪曾经在这一代劫掠军事物资是事实，但他们劫掠的物资主要是粮食、衣服、被褥、日用品、汽油和枪支弹药，并不是大炮和炮弹。在以前的残匪案件中，审讯材料里曾经特别提到这一点，就算是60炮他们也不需要，由此可见他们对大炮不感兴趣。 经过审慎研究，大家终于取得一致意见：残匪劫掠120大炮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这么笨重的大炮，他们拉走太费功夫，何况光有大炮不行，还要有炮弹才能使用，残匪劫掠大炮的动机不足。 通过几天的走访调查，案件的侦破仍旧一无所获。此时左先琨忽然想到：这么笨重的大炮，必须要有汽车才能拉动，为何不从汽车入手查找大炮丢失的线索呢？在得到这个思路后，众多侦查员们顿时又兴奋起来。那时候，新疆的汽车并不多，阿什尔汗地方的汽车就更少了，因此摸排起来并不困难。很快就有好消息传来，本县果品加工厂丢失了一辆“解放牌”汽车！但该厂并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自行寻找。当侦查员询问何时丢的汽车时，厂里说，7月20号就丢了。侦查员问为什么没有报案？厂里说：报案不是需要报案费吗？原来这个果品厂是个百十来人的小厂，自从成立以来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治安案件，他们也不懂得报案，上上下下都是法盲，认为报案的话花费太大，因此汽车丢了只是自行寻找。这让侦查员哭笑不得。 厂长对公安人员说，自从汽车丢了后，厂里已经派出50多人次去寻找，但这么多天仍然没有消息。专案组于是通过自治区公安厅，向全区发出查找这辆汽车的通令。左先琨意识到，假如盗炮者真是先偷了这辆汽车，再去偷大炮的话，那很可能在得手后就把这辆汽车销毁或者藏匿起来，到时候侦破案件就更困难了。三天过去仍然没有消息，直到第四天，终于查到汽车了！  阿尔罕地方已经连人带汽车给扣押了！ 专案组立即赶往阿尔罕。 被扣押的是两个小伙子，询问之下，他们承认盗窃了汽车。 原来，这两个年轻人平日不好好劳动，被村里人赶出来，两人便结伴在外流浪，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7月20日这天，两人在阿尔罕附近一家饭店门口看见一辆汽车，便动手搭通电门偷走了汽车。为了谋生，他们还帮阿尔罕附近的一个农场运送过农药，赚了70元钱。 经调查发现，两人的供述是真的！ 至此，4个看守和2个小伙子的嫌疑都被排除。 这关键的6个人都不是盗炮者！ 侦查员们再次无功而返。 04峰回路转，老公安左先琨忽然提出一个新思路案件的侦查一直持续到1967年的8月中旬，专案组多次举行案情分析会。老公安左先琨在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一个新思路：以前的侦查目标都锁定在残匪上，认为残匪盗炮是为了军事目的，但通过调查来看，残匪盗炮的可能性不大，目前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这就必须要考虑第二种可能：这会不会是民间的一般刑事案件呢？  左先琨的话一出口，立即让专案组的办案人员感到惊讶。假如是一般的民间刑事案件的话，那么犯罪分子就是把一门大炮当做一种物资偷走了，而不是用来当做军事目的！但是，这可能吗？ 再者说，犯罪分子把一门大炮偷走，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这毕竟是一门大炮，不是农用机械！ 面对专案组的诘难，左先琨显得很从容。他解释道：阿什尔汗这个地方很少发生一般的案件，以那个果品厂为例，他们的汽车被偷走后，连厂长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报案，而是派出人去自行解决，这说明大家的法律意识很淡薄，而这也就意味着，当地的居民法律意识也是很淡薄，很有可能有人在看到这门没有人看管的大炮后，便把大炮偷走了，而没有想到严重的法律后果。 左先琨的这个解释合情合理，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大炮这么沉重，没有汽车怎么可能拉走呢？ 左先琨再次抛出一个奇怪的回答：他们当然不会用汽车拉，但是他们会用牲口拉！  左先琨的话一出口，在座的侦查员们无不拍手称高，公安局里的人大多都是老革命，那时候军队里的大炮如果没有汽车拉，用三四匹牲口就能拉动，现在阿什尔汗地方的汽车都没有问题，那么清查阿什尔汗镇的牲口应该是一个突破口，侦查员们怎么没有早点想到这一步呢？ 会议一致同意左先琨的决定：清查阿什尔汗镇的全部牲口，并一查到底！ 鉴于牲口把大炮拉走，不可能走得太远，因此侦查员决定先从大炮被盗的本公社开始清查。事实证明左先琨的这个判断极为正确。果然在清查到第5天的时候，侦查员小汪和克里木在一个叫福冒沟的村子里调查时，发现了一个情况：村里有4头牲口生病了！小汪和克里木只是记下这个情况，回到专案组后汇报给了左先琨。左先琨问道：“牲口生病？那里一共有多少牲口？” 小汪翻开笔记本说：“那里一共有12头牲口，其中6匹马，3头牛，骡子3匹，生病的是两匹马和两匹骡子！” “生病的4匹牲口，都是牲口中最健壮的吗？”左先琨又问道。 “这个，我们没有留意。” “你们应该留意，因为生病的牲口是4匹，正好能拉动一门大炮，这样吧，你们明天再去调查一下。”马文新说。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第二天，左先琨和小汪、克里木等人再次来到福冒沟，他们先找到了生产队长了解牲口的情况。当生产队长领着左先琨等人来到牲口棚时，饲养员王子灵警惕地问队长道：“警察来干什么？”队长说道：“还不是你没有喂养好牲口，人家听说牲口生病了，过来看看。” 当侦查员要找他了解情况时，王子灵忽然一转身跑了，随即骑上自行车，说道：“你们等一下，我去找个人来，他了解情况。” 左先琨明显感到这是一种反常情况，王子灵似乎对这次调查显得过于敏感。一般情况下，事出反常必有妖。 经询问得知，得病的4匹牲口都是生产队里最好的。左先琨心里有数了。可是当问到牲口是什么时候生病的时候，队长却说：“好像是20号，已经有一个月了。”这让左先琨的心一下凉了，大炮被盗是22号，假如牲口是20号就得了病，根本就不可能拉动大炮，也不会去拉大炮。 然而，队长忽然话锋一转道：“不是20号，是23号，对，那天我儿子发高烧，让我着急地不行，那天夜里王子灵来找我，说牲口病了，我妻子一气之下就把王子灵赶走了。没错，是23号！” 这时候王子灵回来了，自行车后座上还带着一个人，是公社兽医站的吴兽医。 吴兽医替王子灵解释牲口生病的原因：症状是拉肚子，不吃食，他认为是患了肠炎，所以就给牲口打了针，后来又弄了药给牲口灌下去，如今好多了。可是当左先琨询问牲口吃了什么东西拉肚子时，吴兽医说：这是饲养员的事，我不知道。王子灵辩解道：我也不清楚，因为牲口是放养在外面的。 这让左先琨更加怀疑。 那天中午，左先琨和几位侦查员到了公社的大队部，支书是位退伍军人，问明牲口生病的情况后，他问队长道：你们村里不是有一个老黄，他给牲口看病很有经验，为什么要去外村寻找兽医？ 这让左先琨很惊讶，问道：“村里有兽医？” 队长只得说：“是有一个老黄头，给牲口看病很有经验。” “王子灵为什么舍近求远，到外村去找兽医？” “可能，他跟吴兽医是亲戚吧？” 左先琨心里更加怀疑。 那天从公社出来后，左先琨立即给专案组打了电话，交代马文新立即带几名侦查员来到大队部，一行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先弄清楚那4匹牲口患病的原因。当天晚上他们悄悄走访的村里的兽医老黄头。 老黄头对村子周围的牲口了如指掌，当得知村里4匹牲口生病时，他就趁着王子灵不在偷偷去查看了牲口，因为害怕牲口患了传染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老黄头查看后才明白，牲口根本不是吃了不合适的饲料有问题，而是另有原因：一是牲口脱力，二是脱力后暴饮冷水！ “牲口脱力？” “就是干了超出体力的活，导致体力支出过大，这时候再暴饮冷水，牲口就很容易出毛病！” 左先琨听完老黄头的分析不由暗喜，这与动用牲口盗炮的情况是相符合的。 毫无疑问，这是120案件侦查以来最令人感到兴奋的线索。随即专案组进入紧张地工作中，当天晚上，福冒沟里的多名村民被从睡梦中叫醒，接受侦查员们的调查。工作一直进行到天明，一共调查了十几个人，包括王子灵的亲戚、朋友，还有与王子灵有矛盾的人。在调查中侦查员得到一个重要信息：王子灵有两个朋友，住在临近村子，其中一个是小炉匠，最近这3个人经常在一起喝酒。 专案组认为情况已经掌握地差不多了，可以与嫌疑人进行正面接触，于是分别传唤了王子灵和他的两个朋友。 1967年8月27日，侦查员同时审讯了王子灵和他的朋友关宝宗和钱青根。审讯出乎意料地顺利，3人交代了罪行： 原来，关宝宗和钱青根都当过小炉匠，他们知道一斤废铁可以卖一毛五分钱，一斤废铜可以卖三元钱。这个数字在那时非常具有诱惑力，因此他们格外留意哪里有金属物品。但是在乡村里，有金属物品的地方并不多，收集起来并不容易。阿什尔汗地方金属物品最多的就是枪械修理所，他们也曾在周围捡到一些废铜烂铁，可惜数目太小。他们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偷”，比如淘汰下来的大炮。盗炮需要运输工具，没有汽车，他们自安而然想到了牲口饲养员王子灵。王子灵同意借牲口，但要求得三分之一的赃款。三人一拍即合。准备妥当后，他们开始寻找下手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7月22日，关宝宗和钱青根得知那门120大炮无法拉回，修理所派了4个人看守，二人当即决定下手。一开始他们认为4人会彻夜看守，便决定杀害他们，已经准备了猎枪、刀子等物。可谁想到现场一看，哪里还有看守人的影子？二人大喜，便套上牲口把大炮拉到4里远的一个沙丘旁。关宝宗和钱青根把牲口赶回福冒沟，没想到牲口过度劳累，半路上喝了大量冷水，当天就生病了。王子灵害怕事情暴露，于是就找到他的表弟吴兽医，只说牲口干了私活要求治疗，让吴兽医保密。吴兽医照王子灵的话说了，但最终还是被查明真相。 那天下午，警察押着关宝宗和钱青根二人去了现场，拉回了那门大炮。 至此，这个盗炮案真相大白。 总结在刑事侦查案例中，有一种思维叫“侦查思维”。是根据案件进行推理、论证、判断、假设的过程，目的是通过结果推导出发生的原因，抓获犯罪分子。侦查思维有3个主要特征：一是以果求因，二是具有对比性与反常性，三是设身处地性，也即站在犯罪分子的立场去思考问题。 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侦查思维”的这些特征。当大炮被盗走后，公安人员很自然地以这个结果去推导犯罪动机，因此他们把焦点关注于戈壁滩深处的残匪，认为只有残匪才会偷盗军事物资。但是，通过与以往案例对比后，并没有发现与残匪盗炮类似的相关证据和动机，正当侦破陷入僵局时，办案人员出现了一个反向思维，由与军事相关的思路转向民间的普通案件，最终让案件的侦破峰回路转：既然无法从摸排嫌疑人找到突破口，也无法从摸排汽车找到突破口，那就从同样能拉动大炮的牲口查找突破口！事实证明这个思路非常正确，警察顺藤摸瓜抓住了犯罪分子！结局同样出人意料，犯罪分子盗炮不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是为了拆掉卖废铁！ 这再一次说明，思维决定行动。 最终关宝宗、钱青根和王子灵三名罪犯，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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