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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焦鹏帅，四川大学翻译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成都译协理事，四川九三创新研究院成都分院研究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中译翻译文库”编委，2017-2018教育部公派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访问学者，四川省海外留学高层次人才。在《中国翻译》《外国语》《外语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外语教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上海翻译》《翻译季刊》《外语学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等学术刊物和国家级网站《新华网》和《光明网》上发表各类学术论文40余篇。
焦鹏帅博士新著（2020年）封面 亚马逊有售，链接如下： https://www.amazon.com/-/es/%E7%84%A6%E9%B9%8F%E5%B8%85/dp/7105161191 著作简介：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是20世纪美国最杰出、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其诗歌不仅在美国有广大的读者，在中国同样拥有不少的知音。他虽为现代诗人，却沿袭传统英诗的格律，提倡“口语入诗”、平民化创作，近取诸身，远涉他物，形成了其“朴实深邃”的独特诗风，与同时代的艾略特形成了美国诗歌的两大不同风向标。他一生获得多项殊荣：曾连续四次赢得美国普利策奖，是唯一一位被邀请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并朗诵自己的诗歌的美国诗人，被誉为美国文学中非官方“桂冠诗人”等等。国内对其诗歌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对于其诗歌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及各译本研究却零散粗浅。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和契机。本论文即着眼此空白，对弗诗在中国的译介过程（特别是1949年以前的译介史的梳理）、各译本翻译质量、各译本读者接受度以及对我国文学、特别是新诗创作的影响进行了全面而又细致的研究。 全书共五章。第一章先历时地介绍了弗氏的生平及主要诗歌成就，然后对其三个主要诗歌理论——“意义之音”、“诗是实际说话之语音语调的复制品”和“隐喻即诗歌的全部”进行追根溯源探究，多角度、多层面对这三个理论进行了审视，指出其在诗歌及诗歌创作上的理论成就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第二章根据弗诗在中国译介的实际情况，将弗诗在中国的译介分成四个阶段：1949年以前，1950-1979， 1980-1999和2000年以后至今的新世纪。利用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对弗罗斯特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史进行了详细、完整地梳理，纠正了一直以来学界认为方平译《帮工之死》是弗诗在中国最早的译作的错误结论，发现最早的弗诗汉译本是施蜇存于1934年发表于《现代(上海1932)》第5卷第6期.（1199-1201）上的三首弗诗译文：《我的十一月来客》、《刈草》和《树木的声音》。在此基础上，从译者主体、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翻译伦理、复译、全译与变译等方面总结了每个历史时期弗诗翻译的特点。 第三章选取十一个主要弗诗译本，以每位译者的代表作和非代表作各一篇为考察对象，进入文本，比对原文，结合译者的相关论述，采用译者访谈这种口述历史的方式，通过与译者“比肩思维”，尽量客观公正地对每个译本做出评价，同时对弗诗译介过程中反映的英诗汉译策略模式进行了分析与总结，指出对原文的敬畏，尽量再现原诗的音形义是弗诗翻译的主流，而对弗诗文本操控则是少数译者在特定语境下为了实现其特定非文本目的——再现“诗意”而进行的文本行为。 第四章在上一章文本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读者问卷的方式，对所得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实证调查读者对英诗汉译相关问题的期待并对文中所述主要译本的接受度排名。通过读者对所设14个一般性问题和10个弗诗代表作的若干不同译文的回答和评判，进一步验证第三章笔者从文本对比角度对每个译文的评价，同时补充普通读者对各译本的认知与接受，以使笔者基于原译对比的分析与普通读者的审美偏好形成相互参照，尽量还原每个译本的真实价值。 第五章探讨弗诗在中国文学中的影响。指出弗诗在译入语中的经典化过程中的文本内、文本外因素：其本身的艺术价值与思想内涵及外部的译者、诗学传统、赞助人、意识形态的综合作用，使其译文在漫长的时间检验中被认可，被经典化。同时通过徐淳刚、西渡和吕德安三位主要新时期诗人的具体创作案例，指出弗诗对中国新诗的理论与创作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通过文本的挪用、变形、化引等手段表现出来。弗诗在中国文学中的影响离不开一代代译者、学者的努力，这种努力使弗诗由单纯英语文学遗产，跨越国界，转变成中国文学中的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融合，成为其一部分。一代代译者、学者、诗人对弗诗的翻译、评论与化引，已不仅仅是一种文本行为，而是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弗诗在中国翻译文学中的地位从边缘到中心，由非经典到经典，影响着中国文学系统，特别是新诗的创作与发展。 最后结论部分对上述各章内容做了总结和未来研究的展望。 述评结合，比肩思维 ——序焦鹏帅博士《弗罗斯特诗歌在中国的译介研究》 曹明伦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被称为“美国第一流的诗歌天才”[①]、“美国诗歌新时代的领袖”[②]、“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诗人”[③]和“真正被世界公认的杰出诗人”[④]。1957年，T. S.艾略特在伦敦诗歌界为弗罗斯特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说：“诗中有两种乡土感情，一种使其诗只能被有相同背景的人接受……另一种则可以被全世界的人接受，那就是但丁对佛罗伦萨的感情、莎士比亚对沃里克郡的感情、歌德对莱茵兰的感情、弗罗斯特对新英格兰的感情”[⑤]。证之以弗罗斯特诗歌在中国的译介、接受和影响，艾略特此言可谓不谬。弗罗斯特诗歌在中国的译介活动已有近百年历史，《牧场》《割草》《补墙》等诗篇早已被中国读者所熟知，《未走之路》等译诗则长期入编海峡两岸的中小学语文课本。 笔者早年曾翻译出版过一册薄薄的《弗罗斯特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本世纪初又翻译出版了弗罗斯特一生创作的全部诗歌437首共16467行。拙译《弗罗斯特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出版后，为配合推介该书，《中国图书商报》的时蕴编辑约我写一篇介绍性的短文，我当即按要求以《我译弗罗斯特》为题写了篇不足千字的小文章，文章后来以《译者言》为题发表在该报2002年11月8日“书评周刊”版。我在那篇短文中说：“我国对弗罗斯特诗歌的翻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据著名翻译家方平讲，他翻译的《帮工之死》曾于1948年发表在臧克家先生主编的《文讯》月刊。新时代的中国读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零星地读到弗诗，，但对弗诗稍有规模的翻译则集中在80年代中后期。”遗憾的是，尽管我写的只是篇报刊短文，尽管我说明了文中所介绍的内容是“据我了解的情况”，但后来有人撰写学术文章（如2007年发表的《近十年来国内的弗罗斯特研究综述》和2009年发表的《当代中国弗罗斯特研究综述：1948–2008年》时，似乎都根据我那篇短文，把方平翻译《帮工之死》当作了中国“译介”弗罗斯特诗歌的起点；连2006年12月出版的《中国翻译通史》也说：“他（弗罗斯特）的作品主要于80年代才译介到中国，最早是1986年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弗罗斯特诗选》”，并说“目前在我国尚未见全译本”[⑥]。 焦鹏帅博士敏锐地发现了上述讹误，并立志补阙拾遗，纠偏匡谬，为中国读者和学界展示弗罗斯特诗歌在中国译介的真实历史。他为此而深入史料，披沙拣金，追本溯源，探赜索隐，指迷释惑，从弗诗本体、诗论、译史、典型译本对比、读者对译本的接受、译本的经典化过程以及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等诸多方面进行系统化研究，积数载之功，著成《弗罗斯特诗歌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就理论价值、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而言，这部新著有以下可称道之处： 一、发现中国对弗罗斯特的介绍早于对弗罗斯特诗歌的翻译，确认了中国介绍弗罗斯特的第一人是毕树棠（1900–1983），翻译弗罗斯特诗歌的第一人是施蛰存（1905–2003）。1924年，在弗罗斯特成名仅11年之后，毕树棠在朱天民主编的《学生杂志》第11卷第11期上发表了《现代美国九大文学家述略》一文，其中用900字的篇幅介绍了弗罗斯特的身世及其当时已出版的三本诗集：《童志诗》（A Boy's Will，今译《少年的心愿》）、《北波士顿》（North of Boston，今译《波士顿以北》）和《山间集》（Mountain Interval，今译《山间低地》），并称弗罗斯特的诗歌风格是“新旧式并作”。1934年，施蛰存在其主编的《现代》第5卷第6期上发表了他翻译的《现代美国诗抄》30首，前三首即为弗罗斯特的《我的十一月来客》（My November Guest）、《刈草》（Mowing）和《树木的声音》（The Sound of Trees）。这些确认和发现纠正了此前关于弗诗译介起点的不确说法，填补了弗罗斯特诗歌译介研究中的空白。 二、作者从不同时期10个弗诗汉语译本中挑选代表作和非代表作各一首，进行深入细致的文本对比分析，结合对译者的访谈，对其翻译质量、翻译风格、翻译策略进行了总体评价和总结。从方法论上讲，作者摆脱了仅仅依靠文本分析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通过口述历史，让译者在场，与译者比肩思维，以历史的眼光从译者的认知和审美情感出发去审视和评议译作，揭示译者翻译弗诗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和当时的考虑，述评结合，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译本质量。在当今翻译史研究多只述不评（美其名曰“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大环境下，这种述评结合、与译者比肩思维的研究尤为可贵。 三、作者还凭借读者问卷调查和“双盲测试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对弗诗主要的中文译本进行读者反应调查，得出各个译本在读者中的接受度排名，在此基础上对其中折射出的英诗汉译策略进行反思，从实证研究进一步推进到理论思考的高度。 四、作者首次探讨了弗罗斯特诗歌对中国现代诗歌创作的影响，分析了弗诗中文译本经典化过程中的文本内及文本外因素，指出弗诗文本内包含的艺术价值和思想内涵与文本外的译者、诗学传统、赞助人、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使其中译文在漫长的时间检验中被认可，被经典化。与此同时，作者通过徐淳刚、西渡和吕德安三位新时期诗人的具体创作案例，分析了这些诗人对弗诗译文文本的挪用、变形、化引等表现手段，展示了弗诗对中国新诗的理论与创作实践产生的深远影响，弗诗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离不开一代代译者、学者的努力，这种努力使弗诗由单纯英语文学遗产，跨越国界，转变成中国文学中的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融合，成为其一部分。一代代译者、学者、诗人对弗诗的翻译、评论与化引，已不仅仅是一种文本行为，而是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弗诗在中国翻译文学中的地位从边缘到中心，由非经典到经典，影响着中国文学系统，特别是新诗的创作与发展。 总而言之，该著以新的研究视角，用新的研究方法，有新的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史料价值和显著的现实意义。 我对焦鹏帅博士的著作即将付梓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作者能够借专著出版之东风，在翻译研究领域继续耕耘，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是为序。 2019年仲夏于四川大学 [①] Ronald Gottesman et al.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st Edition, Vol. II.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9, p. 1099. [②] Louis Untermeyer. New Enlarged Anthology ofRobert Frost’s Poems.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71, p. 10. [③] Marcus Cunliffe. 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Ltd., 1967, p. 263. [④] Robert Graves. “Introduction to In the Clearing”, in Robert Frost: In the Clearing.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2, p. 9. [⑤] Poirier, Richard & Mark Richardson. Robert Frost: Collected Poems, Prose and Plays.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95, p. 952. [⑥]见《中国翻译通史》（现当代部分第二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39–7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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