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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父亲冥寿120周年而写 李江 （2022年4月17日于武汉)
李迎希，摄于1950年冬 父亲戎马一生，他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基本是骑马行军和作战，到1948年济南战役后，才用缴获的美制吉普代替马匹。他在驯马时，常站在远处呼唤乘马，乘马冲过来，他单手一拍马背，飞身上马。他过去的警卫员提起他的骑术就赞叹不已。
父亲喜欢使用德制驳壳枪，他说其它手枪只能自卫，没有战斗力。抗战时，部队经过日军控制的铁路线，他所在团负责警戒，他和政治部主任检查警戒情况，他们沿铁道走，是夜，伸手几乎不见五指，对面走来一队人，开始以为是我方警戒部队，当看到对面过来的人戴着钢盔，才发觉是日军，但已经面对面了，李一把将政治部主任推下路基，但自己已经被日本兵扭住，李奋力一挣，甩脱鬼子，拔出驳壳枪，一梭子扫去，把一队鬼子打得死伤一片，他也乘机冲了出去。他所在的120师是二方面军的底子，原来对李不熟悉，后来，很多干部见到李，伸出大拇指，夸“能打”。当然，说“能打”不是单指他单枪制敌这一件事。
本文题名的“匹马单枪”主要不是讲我父亲的勇武，而是讲他军旅生涯的一特点：他不像许多将领一生基本在自己的老部队，如好多人是从四方面军到129师，再到第二野战军，有的是从一方面军到115师，再到第四野战军，等等，是在上下左右都熟悉的环境中成长的。而他一生被调动到多个部队，每到一个新的环境，都是一人一马一支驳壳枪，最多带一个警卫员。
革命者的命不是自己的，为了革命可以随时献出一切。父亲晚年时说，当年吃过饭，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命吃下顿饭；早上起来，不知道今晚能不能活着再睡一觉。国防大学教员向华礼曾很感慨地对我说，我军后来活到和平年代的将领可以称之为“神”，枪林弹雨几十年，居然没被打死，不是神是啥？当然，他们不是神，只是普通人，多是手持大刀长矛起来造反的农民，“将相本无种”。 在父亲冥寿120周年之际，想到一些朋友尤其是军队子弟的朋友对我父亲历史的好奇。朋友们问我的问题：一，你父亲在1948年任山东兵团参谋长，1950年任军委工兵副司令员，为什么1955年只授予少将军衔？二，他的三个勋章，只有一个一级，还有两个是二级，老资格的将军差不多都是三个一级勋章，他为什么在军队评行政级时能评到六级？一般认为，军衔授得比现职低，一是可能有未查清楚的历史问题，或者是曾经有重大错误和过失。
授衔过程中有这样一个背景：在中央授衔的计划中，预定中将不超过200人，但初评时够资格评中将军衔的人已经达到200多，评衔委员会打算动员比较年轻的同志主动从中将的范围中退出。但涉及山头平衡，有愿意让的，他的老上级还不一定同意。而李的年纪在将授中将的干部中是偏大的（生于1902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说实话，我也不完全清楚。组织上的决定，我没有资格评说。我只有一点估计，李在授衔过程中被从中将序列里撤下与有关领导的意见有关，评行政级应该是组织上基于有关情况综合考虑的结果。我就说说我知道的一些事情吧。
我父亲，河南商城人，生于1902年4月17日，1926年参加农会运动，1928年入党，1929年参加商南起义，以后是战士，班长，排长，商城游击队中队长，大队长，1930年编入许继慎领导的红一军32师，任营长，1931年1月鄂豫皖各路红军统一整编为红四军，时任十师29团营长。这次整编在军史上是个座标，后来的红四方面军是在这个红四军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当时任团级干部的人基本上都是黄埔军校出身或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出身农民或士兵的营长大约只有李迎希和许世友（28团营长）。有的1955年授中将的同志当时还在国军当兵，尚未投奔红军。数月后，李被选派到红四军随营学校学习军事。李学习毕业后，因根据地要加强地方武装，他奉调任商光边独立团团长，1932 年春任商光边独立师副师长（当时该师无师长）。这段时间，许世友升任四军十二师34团团长。
一个从旧世界出来革命的人，能否在革命斗争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仅决定自己的命运，对革命事业也可能产生某种影响。1931年夏，中央派张国焘到鄂豫皖担任主要领导人。此人称王称霸的思想严重，1931年秋在陈昌浩的协助下搞出了“改组派”，“第三党”的冤案和“百雀园惨案”。许继慎，周维炯等多数师团干部及数千基层干部战士被错杀。当时我父亲在商光边独立团，不在百雀园，因此幸免于难。但他是许继慎、周维炯培养的干部，还是在1932年5月被上级保卫局以“第三党”的嫌疑逮捕，准备处决。幸运的是此时由于红军干部战士对肃反中的滥捕滥杀的愤慨很强烈，加上父亲的老部队领导担保，保卫局的审查使父亲的嫌疑被排除，于当年8月释放。当时正值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国军卫立煌纵队在商城一线攻击强劲，我红四军十师在阻击中伤亡严重，上级命商光边独立师调一个团增援，父亲亲带商城独立团前往。十师师长王宏坤把该团官兵补充到十师各团，单独把我父亲留在师部当参谋。这件事是父亲军旅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从此从部队主官改变为协助部队领导工作的参谋人员。这件事与王宏坤个人没什么关系，估计是上级认为我父亲曾是许继慎部队的骨干，不肯放手使用。 四方面军在这次反围剿失利，只得且战且退，在突破漫川关后，进入陕西，虽打垮了杨虎城两个团，但也无力再战，在翻过秦岭，大巴山后，乘川军不备，很快占据了川北的通、南、巴地区，从此建立了川陕根据地。我父亲随十师一路苦战，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商光边独立师。 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及还乡团大肆屠杀和迫害红军亲属，父亲的家庭原来从他父亲以下共12人，被敌人杀害和迫害致死10人，除父亲随红军离开以外，只有他的一个六岁的大侄子在山上玩而幸免于难，四岁的小侄子被敌人抓着腿往大石头上摔打而死，父亲的兄长入党比父亲还早，被反动民团抓捕杀害，父亲十五岁的弟弟被白匪用梭标捅了9个对穿窟窿而死，白匪还把李家的房子拆毁，使李母被逼自尽。在长征之前，由于各根据地的失败，凡是老红军几乎家家有这样的血泪账。父亲到解放后才得知家中被灭门的详情，这个阶级仇恨给他思想上留下的印记是很深的。
没有被父亲带走的商光边独立团于1932年11月编入红25军，番号为红25军223团，他们留在鄂豫皖战斗，后来长征，比其他红军都早些时间到达陕北。红25军在陕北与刘志丹26军和谢子长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原233团扩编为红15军团73师，这个师于1937年秋再和一方军部队整编为115师344旅687团，其后成为新四军3师22团，后来进入东北，原商光边独立团在整编中成为东野二纵4师10团，东野南下入关以前的整编中，该团整编为第四野战军39军115师343团，后来39军入朝作战，连战皆捷，被美军作为利害角色永远记在了他们的军史里面了。 周总理曾说，中央派许继慎到鄂豫皖负责军事工作，红四方面军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与许继慎的带兵特点和指挥风格有很大关系。李迎希带商光边独立团的时间虽只有约一年时间，但那时战斗频繁，父亲也把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带给了商光边独立团。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击败川军的围攻，部队大发展，于1933年秋进行整编，红四方面军原四个师扩充为四个军，十师扩编为新的四军。新的四军首任军长是王宏坤，军司令部只有几个人，李迎希为参谋主任，带领潘炎等几个参谋做司令部工作。后来有过几次机构调整，军司令部设几个科，李任科长。在1933年秋的这次整编中，许世友升任九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于长征前在王宏坤之后到四军任军长。著名的“草原分裂”后，四方面军南下，张国焘提出“打到成都吃大米”，四方面军在百丈关战役中作战失利，南下时的八万人马只剩下四万多人。四方面军于1936年4月在川西北的甘孜整编，陈再道取代许世友任四军军长。这次整编，军下辖师，取消了团的编制，师直辖几个营。四军司令部设三个科，分别负责作战，侦察等工作，由李迎希、张才千、钱钧等三人分任这三个科的科长。当时红军的科长属团职。张和钱都曾担任过师长，李则一直在四军司令部当科长。 大体上说，四方面军的早期是鄂豫皖时期，中期是川陕根据地到长征阶段，从甘孜整编到成为八路军是后期。父亲在早期担任过师职，中期到后期基本是团职。 1955年后，总政的赖传珠同志代表组织找我父亲谈话，谈授衔和授勋问题。在没有给我父亲授一级八一勋章的问题上，赖的解释是一级八一勋章的标准是红军时期担任过师职，但不能算主力部队以外部队的师职，因为那时非主力部队的编制很乱，有些军和师有的兵力较少。就算你当时的商光边独立师兵强马壮，也不能特殊，因为在全军涉及这个问题的同志不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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