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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创办红军学校  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入发展，在白色区域包围的红色根据地，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大事。星星之火，渐成燎原。对此，蒋介石气急败坏，纠集反动力量妄图扑灭红军的规模越来越大。为适应这一形势，正规培养提高红军指挥员的任务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为此，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决定在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建立和扩大军事学校。 在这片红色区域的土地上，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的时刻，一天毛泽东同志在宁都小布找我和邓萍谈办学校的事。他说，我们决心下点本钱“镀”这个红点子，开办个培养干部的基地。国共合作时有黄埔，我们现在要办一个“红埔”，调你们两个军长和四个师长，还有十几个团长和政委来办学校。根据蒋介石其人的本性，估计战争形势会越打越大，“围剿”的时间距离也越来越短，如果我们给他有力地打击，我们反“围剿”的时间就会拉长，那么，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培养红军干部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我们必须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色指挥员。毛泽东同志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它有几个系:一是保定系，如陈诚是保定军官学校的;一个是日本士官系，如汤恩伯等;一个是胡宗南的黄埔系:还有一个如湖南程潜、康生智及其他省的讲武堂毕业的讲武系。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虽有人民的支持和参加，为战胜敌人，也需办校、治军，学习战略战术，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 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我军在初创时期，为适应游击战的特点，各地红军都办起了教导队或随营学校“随战随训”。一九二七年，我们党发动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起义后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攻打平江、浏阳等长沙的卫星城的战斗过程中都失利了。这固然有其诸种因素，但从军事上讲多数指挥员尤其是基层的指挥人员，没经过培训，军事知识差，技术战术也不大懂，不能适应这种新形势;再加上毛泽东同志虽为秋收起义前委书记，但由于在从安源去铜鼓的途中被民团阻截，在机智脱险后，但没赶上当时秋收暴动司令部。这是部队遭受严重挫折的血的教训。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就办起了教导队，有学员一百来人。吕赤为队长，陈伯钧为支部书记。吕、陈以及游雪程、敬梦修、徐彦刚、王良等人，原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为军官教导团的。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他们有的就从事教导队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和朱德、陈毅同志在井冈山上会师之后，又在原来教导队的基础上办起了教导大队，学员一百五十余人，陈毅、张之江曾先后负责过这项工作。一九三O年在立三当政时期，让我们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守敌何键有几个旅，同时还有帝国主义助战。这是一场大仗、硬仗、恶仗。虽然歼敌三个步兵旅、一个炮兵旅、一个骑兵旅，打垮四个步兵旅，占领长沙，我们获得胜利。但是我们伤亡也很大，如纵队司令何时达和政委郭一清，还有纵队长陈毅安牺牲了。好在我们有随营学校和教导队，随时可以向部队补充干部。还从部队中提拔了一些经过战争考验的战士。所以在长沙战役之后，红三军团由打长沙时的一万多人，迅速扩人到二万多人。战争的实践，使我们对于开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重要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了。 毛泽东同志和我们谈话不久，我和邓萍等同志肩负着党和红一方面军首长的重托来到瑞金集合，开始了筹办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工作。这在我们的革命生涯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战场转向学校。 当时为集中统一训练各类干部，把肖劲光、林野负责的闽西彭杨学校(为纪念彭湃、杨殷命名)和一、三军团的随营学校合并组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始内部叫总队，我任总队长、邓萍为训练部长，周以栗为政治部主任后欧阳钦接任。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任命叶剑英为总参谋部部长，肖劲光为校长。肖到任不久就调走了，由我负责学校工作，我走后，刘帅任校长，后来，我又回校工作，直至分编红校。 红校组织精干，只有校、训、政三个大的部门，教工人员少，我们既是校领导干部，又是学员，还兼教员，一身三任。红校是培养红军连排基层干部的综合性学校。又把红校作为总预备队用，随时准备参加反“围剿”的战斗，因此它的编队是保持着战斗序列的。学校开头有四个步兵连后又编为政治营、军事营、特科营，以至团。时隔一年又成立了一个上级干部训练队。从此，我们红军的中高级干部才开始有了培训的机会。红校第一期大约有四百来人。随着反“围剿”战争的加剧，在通过扩红创造百万铁军的过程中，为红校全盛时期，学员达到了六千人之多。 学制三个月至五个月，但学制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根据战争的需要、前线的需要而定。红校共办了六期，造就了许多红军干部，现在我们部队中的一些高级干部都曾在这里学习生活过，在这里洒下了他们辛勤学习的汗水。红校学员质量好，来自红军中身经百战、实战经验丰富的工农分子，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党团员。同年冬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从上海来中央苏区瑞金，还特地到红校视察。为了迎接他的到来，我们红校还组织了军事体育运动会。学员们身着深灰色的列宁装，迈着威武整齐的步伐，气宇轩昂地参加运动会。 这位当年曾任过黄埔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看后极为高兴'称赞不已，对我说:长工，这所学校比当年黄埔办得好，军政素质高，都是从战场上调来的骨干，有这么一个好的学校，我们的腰杆子就又粗又硬了。这虽说是鼓励，但也说明了红校情况。 红校之所以办得好，除了上面说的一些原因外，首先是置身于战争环境之中的党和根据地人民对办军事学校非常重视，用了很大力量来办这样规模的学校，它集中了既热爱教育事业.又有军事专业知识的各类人才。学校领导除叶剑英外，刘伯承同志也负责过学校工作;并且陆续调来左权、黄火青、陈赓、伍修权、吴亮平、张日新、周子昆、苏进、孙毅、韩振纪、庄田、阿金、朱发明、郭化若、陈伯钧、方维夏等红军中的领导干部和留学生以至教育家来校任教，还有专职文化工作者如赵品三等;还有从上海左联来的知识分子崔音波(朝鲜人)和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李伯钊，从上海来的石联星以及台湾的施月娥、施月英等等。 在我们党直接领导下，开办这样一个规模空前的军事学校还是第一次。它既无现成的教材，又无多少治校经验，也没有供军事训练的现代设施，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办起来的。 虽说这里是学校，但它是一个很实际的大课堂，学习军事知识，总结战场上的亲身实践。就是说，在敌强我弱、“围剿”反“围剿”的频繁的战争环境中，怎样把仗打好，怎样把敌人的优势变成劣势，把我们的劣势变成优势，又怎么变弱者为强者.....…针对蒋介石的那一套，要总结出我们战胜它的办法。敌人有比较现代化的装备，且有兵工厂、大后方，帝国主义的援助。我们呢，我们要靠敌人装备我们，我们所占优势的也是我们藉以欣慰的就是我们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我们的强大后盾，也是我们的基础。 因此我们在战争中要趋利避害，扬长避短。你蒋介石纵使有八个拐杖，我们有九个，这就是比他多一个广大的人民群众，又有我们军民坚如磐石的团结。在战法上我们和蒋介石完全不同，你打阵地战硬拼消耗，我打游击战，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你在外线，我在内线··…敌变我变，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避实就虚，掌握紧、松、虚、实的规律，随时取得指导战争的主动权，我们红校，就遵循着这样的训练方针，来提高我们人民武装力量指挥官的指挥能力。 训练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政治教育。进行政治教育的总的目的是巩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使每个学员都懂得为党的事业英勇奋斗。为此，它的内容是以党的纲领、政策来教育全体学员，借以提高全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水平，不仅使红军指挥员、战斗员英勇善战，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同时进行时事政策、形势任务教育还讲革命故事、游击区的地形、地理、现实情况等等。在教学方法上，按照《古田会议决议》中所讲的教授方法，采取讨论式，发给教材，学员分组讨论，组长小结。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提出问题，再作解答这样，学员学习兴趣浓，所以收效也比较大。 二是军事训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我们红军自己的经验为主结合苏联的建军经验、日本的战斗纲领、法国的战斗条令、苏联的合同战术和蒋介石的大杂烩，制定出适合我们红军特有的战斗条令，培训指挥员，以提高全体红军的军事技术。至于战术的学习，开始以苏联陆军步兵操典第二册为主，后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一方面研究蒋介石的战略战术，因为要战胜敌人，必须了解敌人;同时，要向学员要教材，也就是说学员来自前线，把池们各自斗争的生动情况，拿到学校里来。 那时刘伯承同志，以他丰富的军事知识，把他所指挥作战的亲身体验，所掌握的战术特点和实际斗争经验有条不紊的加以整理、总结、提高成为一套与实际、作战、训练相结合的，适合当时反“围剿”的军事理论，使战斗得来的经验更有理论性和系统相，编成教材，灌注于学员之中。这样来自部队又回到部队中的富有生命的东西，若不是王明机会主义者瞎指挥的干扰，肯定在反“围剿”的战斗中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三是学文化。在旧社会，广大工农群众是没权利学文化的。因此，我们这支工农子弟兵文盲、半文盲占了多数，这是学习军事科学知识的拦路虎。要打开知识的宝库必须有钥匙，所以扫盲是当时红校教育训练的一个任务。红校是在扫盲的基础上进一步学好文化的:配有专职文化教员，有自编的学文化教材，首先从易记而又和每天打交道的生活用语开始，到学写家信，以至批条和战斗文书……这样抓重点，由简而繁.由易到难，由浅到深，收效不小。 文化学习，对学好政治、军事起到了“拐棍”的作用。 红校经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教育，学员们的阶级觉悟、军事技术以及文化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红校在红军革命化、正规化建设上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由北方调往江西“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宁都举行起义，参加红军。起义后的第三日中央军委就宣布了成立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毛泽东、朱德同志亲笔签名委任原二十六路军的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等为军团领导人，并编为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为加强对这支部队的领导，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加速进行改造工作，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的一条就是从老红军部队中，调进一批优秀的各级政治工作和供应工作的干部，同时提拔了一批在起义部队中表现较好的军官和士兵充实领导层，还挑选了一些人如黄镇、蒋耀德等送红校深造。 一九三二年一月的一天，毛主席在瑞金叶坪找我去谈话。在座的还有刘伯承同志。毛主席很诙谐地说:你的工作需要变动一下，为要加强对宁都起义部队的领导，帮助他们整顿和改造，准备调些骨干去。但他们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压压台。肖劲光去当五军团的政委，刘伯坚去当政治部主任，十五、卜四军政委要由左权、黄火青去担任，你到十三军当政委。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 毛主席说过之后，我思考了片刻就说'准备给我配个什么班子?毛主席看我愿意前去，高兴地说:你点吧。我就点了创型、欧阳健、慕容初强(于化民)几位红军的师政委，还有赖传珠去做秘书工作。同时要求派聂荣臻同志以中央代表身分到十三军，以便及时取得十三军和毛主席的联络。  毛主席说罢，刘伯承同志插话说，毛主席叫我接你的红校工作，我从上海中央刚到这里不久，对红校的情况还了解不多。他说，一九三0年秋，我和左权正在苏联学习时，你们占领了长沙城，共产国际的老头们找我们谈话，其中问你们红军为什么能打开长沙?湘军是强的，说明了红军的力量已不可小视。原来英国路透社一个主教写了一篇报道，说是你召集了三百多个外国人讲话，作了政策性的宣传。主教说，一个青年军人用一口流利的外语讲话，有人说红军是一股赤匪，野蛮无文化，他说却不然，红军是一支有组织、守纪律、有文化的军队。从中可见红军办的随营学校、教导队对军队建设的重要作用。 刘帅言未及卒，毛主席欣然大笑，说:何长工、陈毅是外国游子。 到十三军后，部队经整顿和整编，在战争的烽火中逐渐成为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一九下二年春部队调至南线，参加了不应该打的赣州及南雄等战役。之后，在宁都的小源召开政工会议期间，我要求聂荣臻同志转达我去苏联学习并治疗伤腿的意见，当时周恩来副主席批准了，由王如痴接替我的军政委职务。我准备到瑞金办赴苏手续。  可到了瑞金事情变了，中央组织局任弼时同志通知我，暂不去苏联治腿，让我重返红校接替刘伯承同志的工作。于是，我带十三军的一些同志，记得有参谋长周子昆，还有孙毅、韩振纪和苏进等二十多人来红校工作。刘伯承等同志热烈欢迎我们回来，一见面便跟我开起玩笑来:你这个跋子，跋来跋去的，到前线还没把你破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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