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历狱：清初传教士因历法显赫，此人发现5个字，地位一落千丈

顺治年间，天主教已得到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好景不长，随着顺治帝的病亡，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的当权，传教士的地位一落千丈，康熙三年(1664年)终于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反教运动。

1、一场辩论引发的教案

顺治十七年五月(1660年)，安徽歙县人杨光先上疏反对汤若望的新历法，他认为汤若望所制的时宪历书上不可以写上“依西洋新法”五字，这样做是暗窃正朔之权，此疏上呈礼部，没有得到批准。

同年十二月，杨光先再次上疏反对“依西洋新法”五字，他说：

“大国无奉小国正朔之理，一法无有闰，有不闰之月，事关国体，义难缄默，请乞题参会勘改正，以尊大国名份，以光一代大典。”

他指出历法写上：

“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其罪岂止无将已乎。

杨光先在上奏反对西洋历法的同时，发表《辟邪论》，全面批驳天主教的理论。首先，他否认天主的人格化和造物主的思想。他认为天主降生为耶稣而主宰天地万物者是十分荒谬的。

其次，杨光先在《降邪论》中指出天主教义是与中国的信仰和道德规范相违背的。

面对杨光先的攻击和斥难，汤若望等人没有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而是由利类思写一本《天学传概》（经李祖白修辞润色后，以他的名义付印发表)，从论述天主教的产生及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正面阐明天主教的教义，从而批驳杨光先的诬陷。

利类思在《天学传概》中提出中国伏羲帝是亚当之子孙，中国人种和文化是从犹太国传入的观点，大大地激怒了杨光先，他又撰写《请诛邪教状》，再次全面批驳天主教教义。

康熙三年七月，杨光先呈上奏书，指控传教士的罪行，奏书的标题是《告为职官谋叛本国，造传妖书惑众，邪教布党京省，邀结天下人心，逆形已成，厝火可虑，请乞早除以消伏戎事》。

杨光先拿出搜集到的所谓物证，请求朝廷从严惩处。从杨光先的奏折内容看来，他已从指控历法谬误转到控告传教士图谋不轨、聚众造反的政治案件上来了。

为了回击杨光先的攻击，利类思又出版《不得已辩》进行反驳。这一次不是正面论述传教的经过，而是针锋相对地逐条批驳。

对于杨光先控告传教士在中国藉传教之名，而谋不轨之事，利类思作了更系统的辩白。

他说：

“此事原不必辩而自明也，但世人有智愚不等，知者可疑而疑，不可疑而不疑。愚则反是，故不得不辩以解，从古及今，未闻海外之人谋中国也。海外邻国之人，尚无此事，况以数儒生，离九万里之遥，三年之远航，谋为不轨，虽至愚者，不应作是想，虽至愚者，亦不应作是语。”

利类思认为指责利玛窦召集澳门的西洋人以贸易为名，图谋中国的论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西客居屿在嘉靖年间，而利玛窦入中国，系万历九年，相距五十余载，此事广东布政司可考”。

关于万事万物的构成和历法的争论，本来属于两种文化观的分歧，但杨光先为了彻底打倒对手，尽量把争论扯到政治上，他指控汤若望只编二百年的大清历书，想使清王朝短命而已。

他还耸人听闻地控告汤若望等人屯兵澳门，图谋颠覆清朝。这些蛊惑人心的煽动引起清政府一部分官吏的疑虑，再加上以鳌拜为首的保守集团的干预，使这场文化观上的争论终于演化成一次新的教案。

2、反转的审判

康熙三年(1664年)九月，礼部和吏部传讯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4名传教士和李祖白、潘尽孝、许之渐、许保禄等4人，向他们宣读被指控的状文，并录取各被告的答供。因汤若望年老多病，口舌结塞，无法答供，由南怀仁作他的代言人。

这次会审以后，交由礼部继续审理。自是以后，各被告每日早晨必须到庭候审，由礼部对所控告的三种主要罪名，继续加以详细的审讯。

传教士的第一种罪名为“大逆谋叛罪”。

汤若望被指控为谋叛的首领，其他的人则为同党共犯。礼部认为传教士在各地建立的教堂及教士的居留地是他们谋叛的窠巢，教会中之虔诚弟兄会是为谋叛搜集经费的聚会，他们的洗礼便是入党的暗号，教会中的表册是谋反兵力的登记本，澳门是谋叛的军事根据地。历书上“依西洋历法”是对中国的侮辱。

汤若望是传教士的首领，是他招集其他传教士来中国的。对于这一点，汤若望认为很容易答复，因为任何一位传教士来中国都必须首先得到皇上的批准，为证明这一点，汤若望要求将其他传教士向朝廷呈上的入国准许呈文从文库中拿来对证。

对于“依西洋历法”五字，汤若望等申辩说，这是奉前朝皇帝(顺治帝)谕旨而写在历书上的，他们不敢私自涂改掉。他们还说澳门的军事设备很少，不可能构成对中国的威胁，教堂内无任何秘密活动，任何一位教外人可随时到教堂检查任何器物和行动。这一次审讯共进行了12日，接着审问第二种罪行。

传教士的第二种罪名是“传播一种应鄙弃而不正当的宗教”。

审判官以天主教的《教义问答》为根据，逐条加以审问。

这次审问主要由利类思进行答辩，当他们被指斥远离国土、抛弃亲人到中国来是违反对祖国、对家庭、对父母的义务时，他们答道：

连孔子也出离过祖国，就是现在的中国人，如奉有皇帝的谕令，不也是一样要离别家乡而远出从军吗？

这一轮审问也用了12天时间，然后休庭3个星期。在此期间，清政府派人到广东调查，澳门是否有3万兵力准备侵犯中国。

康熙三年十一月，依皇帝圣旨，汤若望等人被逮捕入狱。

接着进行第三种罪行的审问，他们被指控的罪行是“错定了皇子荣亲王殡葬的时间和地点，大不吉利”。此项审讯又进行了6个星期。

经过以上三轮的审讯；

礼部和吏部判决如下：汤若望应革除一切职位衔号，交刑部议处；安文思、利类思、南怀仁等参与汤若望的各项罪行，也应一律交刑部议处。

此外，中国其他各省之传教士，均应押送北京，以待审讯；全国各地教堂均应毁灭，各教堂的圣像圣物一律焚烧。

第二年一月份，刑部宣布了各个犯人的刑罚：

汤若望以阴谋不轨之首领，拟处绞刑；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各杖一百，驱逐国外；许保禄判处杖刑一百，远戍边疆。

汤若望等人不服判决，提出辩护状文。在状文中汤若望郑重宣称，他决非危险会社之头目，而是一种神圣的敬天的宗教传播者。

他又宣称，他接受钦天监监正一职，是由于顺治帝一再敦促的，而且还赐他“通微教师”的衔号。但他们的任何辩护，俱归无效。

到四月份，公布全案终审判决，汤若望由绞刑改为斩首，钦天监其他7位官员也同处死刑。

正当审讯进入最后阶段，刚好北京发生强烈地震，墙倒屋塌，人心恐慌，一向迷信有天人感应的帝王公卿们，以为天象示警。

同时，孝庄太皇太后对汤若望等人的判决也十分不满，当辅政大臣将汤若望罪案奏请太皇太后懿旨定夺时，“太皇太后览奏不悦，掷原折于地，责诸辅臣曰：

'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而欲置之死地耶？'遂命速行释放。”

在太皇太后的干预下，鳌拜集团不得不释放汤若望和他的仆人。

但李祖白等5位中国官员仍被判处死刑，北京教堂中的圣像被撕毁，甚至连顺治皇帝赐与的“通微教师”匾额也被击碎，汤若望被迫迁出西教堂，与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共同居住在狭小的东教堂之内。不久，汤若望在北京病死。

从各地传讯到北京的25名传教士，即21名耶稣会士、3名多明我会士和1名方济各会士均被驱逐出境。康熙四年九月，他们离京南下，第二年3月抵达广东，圈禁在耶稣堂内，不准出城也不准传教。

3、历法之争

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以后，将原来“精习西法历法”的官员全部赶走，废除新法，复用大统历。因大统历差错太多，又改用回回历，错误仍然不少，如春秋“二分”，即“春分，秋分也，昼夜平分之谓也”。

但杨光先制订的丁未岁历（康熙六年历）错误百出，“二月二十六日，昼夜各五十刻，则应为春分矣，乃逾二日，至二十八日为春分。八月初七日，昼夜各五十刻，则应为秋分矣，乃反前三日，于初四目为秋分。”

又如昼夜之长短应依本日太阳出入推算，但杨光先制定的历法，“多与太阳出入不相合，如十月二十二日，日入酉初初刻，理宜本日昼四十二刻，夜五十八刻，今彼历（指杨光先的历法)五日前昼四十二刻，夜五十八刻”。

杨光先自己也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上疏言：

“今候气法久失传，十二月中气不应，乞许臣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制器测候。”

但过了两年，测候仍不准确，再次上疏说：“律管尺寸，载在史记，而用法失传，今访求能候气者，尚未能致，臣病风痹，未能董理。”

想借故逃脱，但礼部认为，杨光先是钦天监监正，不得推御责任，“仍令访求能侯气者”。

康熙七年，年事稍长并临朝亲政的康熙帝对鳌拜的擅权行为十分不满，决定从清查钦天监入手，作为摧毁鳌拜势力集团的突破口。

十一月二十三日，康熙帝对杨光先、胡振钺、李光显、吴明烜、安文思、利类思、南怀仁等说：

“天文最为精微，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夙仇，各执己见，以己为是，以被为非，互相争竞，孰者为是，即当遵行，非者更改，务须实心，将天文历法详定，以成至善之法。”

接着命令内院大学士李霨，学士多诺、吴格塞、卓令安、范承谟，礼部尚书布颜、郝维纳等带领钦天监监正杨光先，监副吴明烜及南怀仁等到观象台实地预推正午日影所止之处。

经过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三次的测验，杨光先、吴明烜都有差错，南怀仁每次推测无误，于是康熙帝又将吴明烜所造康熙八年的七政及民历两本，交给南怀仁审查。南怀仁审核后，查出许多错误。

同年十二月向康熙帝呈上奏本，报告审核的结果。

杨光先不服南怀仁对他的审核，也不承认测验的结果，他无法回避自己的差错，但又不肯认错，只能抬出所谓尧舜祖宗之法来为自己辩护。

为了进一步验证南怀仁和杨光先两人的不同意见，康熙帝命令和硕康亲王杰书等各大臣再一次安排实地测验。

康熙八年春正月，由大学士图海、李霨、多诺等20位大臣一起到观象台观看南怀仁与吴明烜进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的测验，结果“南怀仁所算逐款皆符，吴明烜所算逐款皆错”。

经过几次的实地测验，事实证明南怀仁的新历是准确的，清政府决定自康熙九年起，“应将九十六刻之法推行，一应历日俱交与南怀仁”。

但杨光先仍顽固坚持认为：

“以百刻推算系中国之法，以九十六刻推算系西洋之法，若将此九十六刻历日颁行，国祚短了，如用南怀仁，不利子孙。”

杨光先的顽固态度激怒了礼部官员，他们指控：

“杨光先伊身职司监正，历日差错之处，并不能修理，既屡以推算历日差错，不合天象具题，今将合天象之日历，又坚执西洋之法不可用，大言妄称国祚，情罪重大，为此应将杨光先革职，交刑部从重议罪。”

结果，杨光先被革职回籍，病死在路上。

有关历法争论，以南怀仁等传教士的胜利而告终。

4、有限的平反

南怀仁受命充任钦天监监正，重新回到钦天监主持工作。

南怀仁上台后，主要进行两方面工作：一方面积极为汤若望等人平反昭雪。康熙八年(1669年)，南怀仁、安文思、利类思等人联名上书，要求为汤若望恢复名誉。

康熙帝接到这道奏折，认为前因杨光先的诬告，使汤若望被处以重罪，现在利类思等人为汤若望喊冤，“岂可不将是非议明”，于是命令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详议。

经过六次的讨论，一致同意为汤若望平反昭雪。

康熙帝基本上同意大臣的处理意见，恢复汤若望“通微教师”的称号，并拨给524两银子，重建坟墓，还亲自撰写一篇祭文，派礼部官员以皇帝的名义举行祭祀典礼。

南怀仁替汤若望平反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推荐和引进一批传教士进入北京，在清廷供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南怀仁等想乘平反之风，将扣押在广州的传教士栗安当等人都引进北京。

为此，他和利类思、安文思于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再次上奏。

在奏折中，他首先高度颂扬康熙帝为汤若望平反，使革职者复官，流徙者还士，没者赐恤，生者顶仁的丰功伟绩。接着就向康熙帝提出允许栗安当等人还归本教堂的要求。

康熙帝将此事交给礼部处理，礼部的意见是：

扣押在广州的栗安当、潘国光、刘迪我、鲁日满等20多名传教士中，只允许将通晓历法的恩礼格和闵明成两名送回北京，其余的传教士送回各省居住，凡被查封的教堂一律交还，如被拆毁者，皆令赔偿维修。

至此，一场以修历为导火线的教案才逐渐平息下去。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