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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经验——裘沛然 发表者： 4866人已读 验方 一、补泄理肾汤
组成：黄芪30～50g 巴戟肉15g 黄柏15g 黑大豆15～30g 大枣5～10枚 牡蛎30～50g 土茯苓20～30g 泽泻15～20g
用法：每日煎服1帖。
功能：益气补肾，行水泄浊。
适应征：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或伴有肾功能不全，肾阴阳两虚，浊邪留滞者。
二、头风宁方
组成：制半夏30g 大蜈蚣5条 细辛12g 川芎60g 当归45g 熟地60g 枸杞子30g 山药50g 生白术45g 白芷30g 龙胆草30g 熟附块24g 全蝎15g 远志15g 茯苓60g
用法：上药共研细末，装入胶囊。每日2次，每次4.5g，开水送服。
功能：燮理阴阳，祛风清头目。
适应征：正偏头痛，眩晕。
三、慢性胃炎方
组成：党参18g 甘草6g 高良姜9g 制香附12g 黄连9g 制半夏15g 延胡索15g 牡蛎30g
用法：每日水煎1帖。
功能：疏肝和胃，降逆消痞。
适应征：各种慢性胃炎及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四、小青龙汤加减方
组成：麻黄12～15g 桂枝10～20g 细辛6～12g 干姜9～15g 龙胆草9～15g 黄芩12～30g 甘草9～15g 五味子9～12g 桃、杏仁各12g 制半夏15g 紫菀15g 前胡12g 枳壳15g
用法：每日水煎1帖。
功能：温肺化饮，清化痰浊。
适应征：各种急慢性支气管炎及哮喘。
五、炙甘草汤加味方
组成：炙甘草30～45g 党参12～30g 生地30g 桂枝9～30g 阿胶9～15g 麦冬12～15g 麻仁10～12g 大枣7～10g 生姜3～9g 苦参15～20g 丹参15～30g 黄连9～12g
用法：每日水煎1帖。
功能：宁心定志，调整心律。
适应征：各种心律紊乱，心肌炎后遗症，及各种心脏病。
医话 一、从“医者意也”谈临床思维的意义
裘氏认为，一个临床医生最重要的是要掌握二条：一是识病、二是遣药。但无论识病或遣药，都离不开正确的思维的指导。历代名医所提出的“医者意也”一语，实际上就是临床思维的很好运用。唐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说：“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遗憾的是，很长时期来有人将此理解为随意诊病而斥之唯心的东西。裘氏则通过旁征博引、缜密思考，并结合自己的实践体验，把“医者意也”作为医生临床思维的基本要素，也是促进中医学术发展的创造性思维形式。
(一)对“医者意也”含义的误解
据老“医者意也”一语，最早似出于《后汉书·郭玉传》“医之为言意也。”《旧唐书·许胤宗传》也载：“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强调行医治，贵在思考。此语原无可异议，但由于后世某些江湖术士的行为，使人产生了误解。据清代医家毛对山的著作中载：“古人用药，每取形质相类，性气相从以达病所，亦有纯以意运，如驽马速产，杵糠下噎，月季调经，扇能止汗，蛇性上窜而引药，蝉膜外脱而退翳，所谓医者意也，殆即此类。”早在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和苏东坡也曾对江湖庸医视为儿戏，极尽鞭挞和揶揄：“以才人之笔烧灰饮学者，当疗昏惰；推之，饮伯夷之盥水，即可救贪；食比干之饭，即可愈佞；舐樊哙之盾，亦可治怯；嗅西子之珥，亦可愈恶疾乎？”如果把“医者意也”理解为医生治病可以不循法度，只凭臆测臆断随心所欲而施为的话，理所当然地应受到东坡先生的讪笑和后世医家的批判。
(二)还“医者意也”一辞的本来面貌
为了澄清“医者意也”一辞的本意，裘氏作了详尽的考订。其实，汉代名医郭玉说得很清楚：“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葶芒即乖。”医学的道理至精至微，医生在临症施治时应慎重和细致，切不可轻率马虎，如果稍有不谨，就会“毫芒即乖。”许胤宗说：“医特意耳，思虑精而得之。”意乃指精湛的思虑而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也说：“谨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于心精。”意思是说诊察疾病必须谨慎细致地观察人体脏腑阴阳的偏胜、逆从情况，专心致意，用心思考，才能作出精密的判断。《续医说·吴恩序》中的一段话更能说明问题：“医者理也，理者意也……理言治，意言识，得理与意，料理于未见，曰医。”医者意也，就是用意以求理，医理难穷，则用意有加，所以只有“思虑精则得之”。
裘氏通过探本溯源，阐释了“医者意也”的本义，并不是意味着医生在诊病时可以随便臆想臆断，恰恰要求医生在获取大量临床资料基础上，认真分析现象与本质、一般与特殊，通过殚精竭虑的思考，从而对疾病作出判断的过程。这个“意”，实质上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科学思维，是认识疾病，立方遣药，推进中医学术发展的一不可缺少的思维方式。
(三)进与病谋，退与心谋
既然“医者意也”是一种科学的思维形式，那末如何应用于辨证施治呢？裘氏欣赏吴鞠通提出的“进与病谋，退与心谋”，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所谓“进与病谋”，就是反复进行临床实践，潜心体察和研究。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医生只有投身临床，广泛接触各种疾病，深入观察疾病的演变规律，并在防治疾病的实践中积累感性的知识。所谓“退与心谋”，就是要深入思考。“心之官则思”，善于用心思老者，才能达到意会和领悟。吴鞠通著《温病条辨》，也是“十阅春秋，然后有得”。通过“病”与“心”的反复谋合，才在对温病学的研究中有所建树。这是他精炼地总结著书过程中思维的经验，强调既要在实践中深入研究疾病，又要善于在独立思考中领悟治法。
《素问·八正神明论》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可以作为“医者意也”的良好注脚。“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这里描述了一种只能心领神会而无法言传的独悟意境，它是科学研究过程中思维活动的一种感知。这一思维方式是通过长期临床实践，获取经验，广泛摄取知识，潜心思索，从借复杂的现象中，寻找出事物本质的真谛，是认识上的一次升华。当代美国科学家波拉尼将知识分为可言明的和未可言明的两大类。前者可以相互转达，共同分享，是客观的、非个人化的，这种知识只是知识的表层；后者是个人化的，难以言传的，属于知识的深层。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正是在个人的长期努力中逐渐感悟到一些进入个人意识中的思维技能和习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2期)。孙思邈曾强调医艺难精，“既非神授，何以得其精微？”他说：“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寻思妙理，留意钻研”，“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膏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效，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千金方》)。可见，“医者意也”，并非是神秘莫测的唯心论的东西，它是经过长期深入钻研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勤于思考，才能达到的境界，也是一个临床医生必须练就的一项基本功。中医学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艺，而是一门具有高深理论体系的科学，所以仅有感性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实践中获得的材料经，过理性思考，多多“加意”，才能上升为理论，并不断充实和发展。因此，中医学中“医者意也”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
裘氏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医者意也”一辞，如浅手言之，它是学习医学的一个起码而又必备的条件；若深手言之，乃是达到一定造诣或者有所创造发明的一个重要保证，它虽是短短的一句话，确是“不废江湖万古流”的。
二、对临床分型立方的反思
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病的基本特点，但目前中医学的某些教科书和临床专著、杂志报道等，有不少是采用以病分型立方的格式，这种方式是否符合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精神，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
裘氏认为，目前中医的临床分型立方现象实际是模仿于西医学，西医论病，往往从临床发病特征或病理学变化的具体情况，将一病分成若干型。如将慢性肾小球肾炎分为亚急性型、隐匿型、肾病型、高血压型、反复发作型；将急性肝炎分为急性重型、亚急性重型、急性黄疸型、急性无黄疸型、瘀胆型肝炎等。这些分型是从西医学自身的特点和需要出发，有助于对疾病的认识。由于中西医结合的倡导，这一分型治疗的形式几乎被取代了中医的辨证论治，在中医学论著中多将一病分成若干固定证型、列举症状、标明治法、规定方剂。这对于初学中医者可作为入门的藩篱，近年来对于中医科研课题设计的标准和规范亦每多采用此种形式。其问题是，这种分型的治疗形式，将博大精深的中医学术以及复杂多变的临床现象简单化、机械化了，学习中医只要掌握几个证型和几个方剂，临证时按图索骥，对号入座就可以应付了。这种治病方法，把活泼泼的辨证论治变成呆板固定的程式。这不仅不利于提高临床疗效，还有可能影响中医学特色的发扬。
中医辨证论治讲究的是原则性和灵活性，所谓原则性，就是紧扣疾病的本质。中医学是通过“辨证求因”，即通过观察研究机体对致病因素及外界环境的反应情况来把握疾病本质的。所谓灵活性，即对疾病的演变过程作动态的观察分析，既注意到疾病发展过程中邪正相争的态势，又关注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病者的体质、精神状况等对疾病的密切影响，然后根据邪正盛衰和标本缓急等具体情况，制订出相应的治疗措施。所谓药随证变，法活机圆，是辨证论治灵活性的生动写照。而分型治疗只是把病变分割成若干片断，既不能完整把握疾病的本质，又把动态的疾病过程变成僵死不变的教条，无法体现“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的治疗原则，因而就会影响提高疗效。徐灵胎曾经指出：“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惟无效，反而大害，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徐氏所揭示的这些内容在分型处方中就难以体现。
再以《伤寒论》为例，裘氏认为《伤寒论》亦拟一部医案，可示人以规矩。书中对疾病证治多作动态描述，凡发病过程中所出现的邪正消长、病机进退、症状变化、治疗反应等情况，均有生动的记载，俨如医学之临诊实录，仲景所述各病证治，有不少均系前后连贯之条文，非孤立存在而可割裂，充分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神。如果将分型立方与仲景治病的格局相对照，分型立方与传统的中医辨证论治精神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裘氏由衷地说，按照分型立方的办法不妨作为临床科研的初级阶段，而如果不去进一步深究中医学精深的义理和复杂多变的临床现象，将使中医学术发展的道路趋于狭窄。
三、理化检查指标与用药依据
在当前中医临床工作中，现代医学诊断仪器等理化检查已广泛应用，这对提高诊断水平和进行疗效的观察随访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中医的治疗也不应局限于症状的改善和康复，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辨证施治过程中如何处理理化检查指标与用药依据的关系呢？
经常听到到有人说，这几味中药可以降转氨酶，那几味中药能够消炎，于是临证处方不用辨证察体，信手拈来，对号入座。倘若效不应手，便束手无策。裘氏并不反对辨病用药，临床真能找到一些针对理化指标效果显著的方药，当然是一桩好事，但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
裘氏说，由于中西医学对人类生命现象审视的观点有差异，即使名称相同而内涵也有区别，因此我们在临床处理具体问题时，不能套用西医的观点指导中药的处方，更不能围着理化检查的指标转，以致束缚了辨证的思路。在这一方面，他是有深刻教训的。
裘氏年轻时曾患西医所说的伤寒病，发热十余天，请西医多方治疗，发热未退(当时抗菌素应用尚不普遍)，症无寸减，后延宁波名医徐余藻诊治，拟河间三一承气汤，用药剂量较大，1帖后热减半，大便通，2帖热平，3帖病愈。按西医观点，伤寒病至第3周易并发肠出血、肠穿孔，故忌用攻下。在服药之初，曾为之疑虑，经过亲身体验，始恍然感悟中医学名方之妙用，而西医的论说之不可拘泥。
再如，对高血压病的治疗，用生地、珍珠母、石决明、钩藤、菊花、黄芩等滋阴平肝熄风之属，已成通套之法。我们不否认这些药物有一定的降压作用，但此类方药并不是对所有高血压患者均有效果。裘氏曾谈起昔年上海一名医曾用大剂附子、肉桂等方药治愈高血压的病例。当时有人曾对其处方提出异议，但其疗效是无法否认的。裘氏在临床上常用祛风(如羌活、防风、秦艽之属)、补气(如黄芪、党参、太子参之属)、化湿(如苍术、米仁、茯苓之属)等方法治疗高血压，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
又如，对慢性肾炎的治疗，目前中医临床并不限于消除水肿一症。如何改善或消除蛋白尿等异常化验指标，常常成为治疗所追求的目标，但中医尚无专门消除蛋白尿的定法。裘氏在临床治疗此病时，常“置蛋白尿于不顾”，根据对本病病机的认识，采用补气摄精，利湿泄毒等攻补兼施之法，因人制宜，随证消息，使不少病例的临床症状及化验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或恢复正常。
裘氏认为，理化检查指标可以作为诊断西医的病和观察中药效的参考，但在辨证施治时则不可受理化检查指标的局限和约束，否则中医治病的思路将变得狭窄，治病的方法将变得单调，反而影响疗效的提高，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另外，我们在临床上还注意到，某些在实验室里证明能改善理化检查指标的中药，当移用到病人身上时不一定能应手取效。这些现象的实质乃是中西医两门学科的理论和指导治病的出发点不同。试管的效应与药物进入人体后的复杂变化更大有区别，中药的治疗并不单纯着眼于驱除或杀灭致病的微生物来取得疗效，而主要是通过调整机体整体功能的不协调来达到驱除致病因素和修复病灶的目的。再者，中药的治疗作用往往是多元的，随着配伍、剂量和煎煮方法的不同，其治疗效应有很大差异。在使用中药时还要结合病者的个体特征而作相应的权变。因此，我们应该用中医的理论来指导中药治疗，那种试图以一种固定方药来纠正某些理化检查指标的方法，愿望虽好，但常很难尽如人意。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
四、临证遣药，不囿常法
在长期的医学生涯中，裘氏博览群书，又历经了各种复杂病证。他深深体会到，医有一定之理，但无一定之法。一个医生掌握治病的方法越多越好，才能应变于错综复杂的病证。在临床应用时贵在一个“变”字，立方遣药时要崇尚“精、奇、巧、博”。
(一)既不离于法，又不为法拘
裘氏初涉临床时，每亦循法而治，虽然也可收到一些疗效，但随着经历渐多，面临许多复杂疾病，常有“医之所病病方少”之感，于是乃逐步冲破一些“套方”藩篱，而颇得其益，从而体会到治病“既要不离于法，又要不为法拘”。
他曾经治疗过不少各种类型的哮喘病，对其中属于寒饮咳喘之证，每以宣肺降气，温肺化饮，通阳散寒的常规疗法，而获痊愈或缓解。对《金匮要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也有一定的体验。然则1970年他治疗一痰饮患者，症见剧烈咳嗽，昼夜不停，气逆喘促，痰涎如涌，病程已历年余。病员形体肥胖，舌苔白腻，脉见沉弦。遍尝中西药均无寸效，乃求治于裘氏。他先后用过温、化、宣、降以及涤、消、攻、逐诸法，也丝毫未瘥。自叹技穷而病家以痼疾坚求继续治疗，乃不得已改用黄芩、生地、龙胆草三味，大其剂量，与服二剂，竟奏意外之功。咳喘十减其九，痰涌之象亦除，又续服数剂而病瘳。该病显属寒饮，乃投苦寒而得和，实属“法外之法”。
又如，噤口痢在痢疾中是较为危重之症。裘氏曾治一人利下无度，得食即吐，驯至粒米不进，迁延多日，形肉俱消，神气奄奄。前医进人参石莲等法，未见效果。裘氏往诊时病情已濒危殆。遂用熟地一斤煎汤取汁代水煮药，加以山药、扁豆、甘草、干姜、白术各6g，煎汁饮服。甫投一剂而痢瘥进食，又服二剂而病迅愈。裘氏处方盖师景岳胃关煎意而更化裁出之，其效实出意外。
裘氏深有体会地说，中医治病的方法，本来思路极广，及至所世，则条条框框渐多，而施治后反致局限。一个医生不仅要学兼众长又善于化裁，更要懂得“法无常法”和“常法非法”的深刻道理，才能真正掌握中医治病方法的真髓。裘氏此语是发人深省的阅历之言。
(二)立法处方用药，崇尚精、奇、巧、博
中医在临床的很多方面有一定优势，衡量医生水平的高低，首先看你能否治好病。裘氏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体验和教训，觉得要提高疗效，立法处方用药要做到“精、奇、巧、博”四个字。
处方贵精。所谓“精”，即至当不易之谓。裘氏治疗过不少心脏病人，诸如心绞痛、房室传导阻滞、频繁性早搏以及房颤等。临床如表现为心阳不振，血行欠畅而见舌质淡胖，脉微细或结代者，常用仲景炙甘草汤稍事加减，药后虽有效果，但常易反复，最后就迳用炙甘草汤原方，只在剂量上稍加消息。有不少心脏病人，曾屡更多医，中西药备尝，也曾服过炙甘草汤的加减方，均无良效。自改服仲景原方后，症状竟得消失或基本缓解，有的历数载而安然无恙。裘氏谦逊地说：“我研仲景之学数十年，而未识仲景处方'用思之精’竟到如此惊人程度！前人称'仲景垂妙于定方’，良非虚语。”于此可见，古人立方之精，值得我们效法。
立法宜奇。裘氏经常说：“用药如用兵，兵法有堂正之师，有奇谲之法，用药之道，初无二致。”他自己有一次患感冒咳嗽，连续数天，旋即咳嗽昼夜不停，彻夜不能睡眠，不得已乃处一方，用诃子30g 黄芩30g 龙胆草9g 甘草9g，又加乌梅、干姜、细辛三药。药后2小时，吐出痰涎及食物残渣，隔半小时又大吐1次，是夜未进晚餐，即卧床安息，事出意料，这个昼夜不停的剧咳，竟得一吐而痊愈。后遇此类病证，他常用酸苦涌泄的吐法，亦每收奇功，可见奇方非偶致，多自教训中得来。倘若对奇法临阵先怯，是无法领悟此中奥妙的。
用药在巧。古贤有言：“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临床时循法度以用药，已很可贵，至于用巧，则谈何容易！裘氏善于从古代名医治病的经验中悟出其巧，面对复杂的病证，独出机抒而治愈顽疴宿疾。裘氏曾治疗一例迭经中西医屡治不验的白塞氏综合征，根据其临床特点，先后巧从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当归六黄汤、当归龙荟丸、龙胆泻肝汤等古方中化裁损益，使之逐渐转机而终至向愈。
关键在博。裘氏认为，精、奇、巧三端均以“博”为基础，精源于博，奇不离正，巧生于熟。所谓“博”就是要博览群书，博采众方。真知灼见和高明的医术，来自博涉广闻，方能应变临床。如治眩晕，近人多囿于“阳化内风”及“无痰不作眩”之论，以天麻钩藤饮及半夏白术天麻汤等方为枕中鸿宝，殊不知肝阳不升，下焦虚冷，肾元亏损，更是治眩所不废。裘氏每用真武汤加减治疗某些肾阳不振，精神萎顿，眩晕辄作的病者，收到满意疗效。因此，医生胸中如有众多治法，才能在临床中泛应曲当，得心应手。
五、治病先治心
裘氏临床强调治病治心。尝云：“中医历来重视心理治疗，一个不重视心理治疗的医生，不是一个负责的医生。”
《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不仅主宰人的精神活动，而且对人体的物质、能量代谢活动以及抵御疾病的能力等均有主导作用。裘氏认为，人体本身存在着一个调控系统，具有自我调整、控制、修复、防御能力，而这些功能的发挥，必须以心境泰然，神志安定，充满乐观和信心为前提，否则反而导致病情的加速恶化。《素问·痹论》早有“静则神藏，躁则消亡”之词。
近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不仅大多数精神系统疾患和精神情志因素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许多躯体病变的发生、加剧或减轻的契机，也和精神因素关系甚大。大量的临床事实证明，凡是具有乐观、开朗、心情舒畅、意志坚强等良好心理因素的人，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加机体的抗病能力；具有焦虑、失眠、忧郁、恐惧等不良心理因素的人，将会干扰机体的正常功能，削弱体质和抗病能力。《素问·汤液醪醴论》中曾有“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歧伯曰：神不使也。”“神不使”即指“精神不进，志意不治”。《读素问钞》注云：“药非正气，不能运行，针菲正气，不能驱使，故曰针石之道，精神进，志意治则病可愈，若精神越，志意散，虽用针石，病亦不愈”。经文提示，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针药，行药在乎神气，如果病者神气已去，则纵有良药神针，也回天乏术。可见古人历来强调精神治疗在临床实践中的作用。
裘氏在临床工作中体会到，医生的语言、表情、态度和行为等，对病者的情绪、态度、行为以及治疗的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经裘氏诊治的大多属于疑难杂症，其中有些被判为“不治之症”。这类病者每多久治少效然后来此诊疗，有的怀抱一线希望有，有的近于绝望。从治疗角度看，要取得很好的疗效难度颇大，裘氏总是以满腔热忱抚慰病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赤诚之心感化患者的心灵，鼓励患者树立起对生活和治疗充满信心，然后配以适当的方药治疗。即使面对“不治之症”，也千方百计减轻病者的痛苦。裘氏倡用的“医患相得法”，使许多患者获得了新生或减轻了病痛。裘氏常说：“治病先治心，即是一个医疗方法问题，也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唐代医家孙思邈将《大医精诚》一篇置于《千金要方》卷首，其意义值得我们深思”。裘氏还说：“在我所治疗的慢性病、疑难病中，虽能幸中一二，这固然是药物的作用，但我更重视病人的心理效应”。
六、关于邪正问题的见解
裘氏认为，对邪正关系的认识和处理方法，充分体现了中医学治病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医学特色之一。
裘氏从中西医学形成的历史条件、观察方法以及理论体系的不同，分析了它们对邪正关系的不同认识。西医学根据细胞病理学理论，比较注重于病原体的探求和局部病灶的形态改变，即偏重于“邪”的观念；中医学虽然也注意到六淫、七情、疠气以及痰、瘀等对机体的危害性，但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理论，着重于人的整体的元气的作用----即“正”的观念。客观事实也证明：在流行性感冒、肠伤寒等传染病流行的季节里，许多人群都接触了病原体，但并非人人患病，只是一部分抵抗力较弱的人容易罹病，而另一部分抵抗力较强的人安危无恙。现代各种预防疫苗都是通过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而起作用的，这就更加证明防治疾病对于“正气”的重要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于邪正矛盾所产生，而正气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裘氏针对疾病的发生、发展情况，进一步分析了中西医学对治疗的指导思想和治疗方法的区别；西医学主要以消灭病原体或可能切除的病理组织作为治病的手段；中医学则重视调动人体自身存在的抗病能力，达到驱除病邪和修复功能的目的。前一种方法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也有它的优点，但有时往往损伤正气而导致某些不良后果。例如，应用各种抗菌素、化疗、放疗、手术等后，发生过敏、抗药性、菌群失调、后遗症及其它医源性疾病的情况，在临床中时的发生。后一种治法，则旨在调动体内一切积极因素，用自身固有的力量以祛邪愈病或者祛邪保正，一般较少发生毒副作用。简言之，西医重视祛“邪”，中医强调保护正气。清代医家徐灵胎曾经说过：“诊病决死生者，不视病之轻重，而视元气之存亡”。这就是中医治疗学的主导思想。
裘氏认为，扶正与祛邪，是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两者不可偏废，但我们应该分清其中的主次关系，在临床施治时还要衡量邪正斗争的力量对比，以决定先祛邪后扶正，或者先扶正后祛邪，也可扶正与祛邪同用。总之，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以不损伤正气为前提。
裘氏治疗某些慢性病、疑难病主张采用“养正徐图法”、“培补脾肾法”等，收到了较好的疗效。特别是一些恶性肿瘤患者，往往初无察觉，及至发现，病届晚期，已失去手术时机，采用放疗、化疗，又难以忍受其副作用以致不能完成规定的疗程而被迫中止治疗。此时病者处于邪未除而正大衰的状态，治疗颇为棘手。裘氏认为，有形之积不能速伐，无形之气所当急扶，存得一分元气便有一分生机，故治疗从扶正着手，或补气益血，或培元益明，或健脾填精，或扶阴益阳，待正气渐渐苏复，再继扶正与祛邪兼顾。经用此法恒心调治，使不少病人减轻了痛苦，延长了生存期。裘氏体会，目前采用攻伐的方药治疗恶性肿瘤的疗效尚不敢断言，但用扶正方药可以提高机体诸多抗病免疫能力的治疗作用，已被学术界所公认，深信对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具有很大的潜力。
七、对“古方今病不相能”的看法
在中国医药学的伟大宝库中，祖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治疗疾病的成方、单方、验方，这是历代医家的宝贵经验结晶。但金元医家张元素提出“古方今病不相能”之说，裘氏不为其说所囿，十分重视古方的经承和发扬，诊务余暇，喜欢研阅方书，揣摩古人的医话医案，从中汲取营养，为现代临床服务。现简要介绍他运用古方的一些经验。
(一)抓住主症，随机应用
如何应用古方来治疗今病？裘氏的经验是，抓住主症，随机应用。
裘氏认为，《伤寒论》“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疗原则，也是用古方疗今病的重要方法。仲景所说的“一症”，即指主症。查仲景书中有小柴胡汤条文十七条，主治范围甚广，只要抓住其主症，均可投以小柴胡汤。如他用小柴胡汤加减治疗胃炎、胆囊炎、胰腺炎以及某些发热病症等病例，均有良效。又如，他以乌头赤石脂丸合丹参饮，治愈因心阳式微，阴寒盘踞心胸，历时五年反复发作的胸痹；用红兰花酒伍生脉饮加味，治疗心阴亏损，血虚气滞的心痛；温经汤原为冲任虚寒，月经不调而设，抵当汤则主治太阳蓄血证，他把两方合用于治疗因寒凝瘀阻而致的心绞痛，使缠绵数十载之顽疾，得以控制；葶苈大枣泻肺汤专泻肺中痰热，用治心痛的报道极为罕见，他以此方合桂枝生姜枳实汤，治疗一高年心痛患者，三诊痛止，照常参加工作……。其在应用过程中始终从抓住主症着手，“有是症，用是药”颇觉得心应手。
抓主症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之法。所谓主症，就是能够反映疾病病理本质的特异性脉症。抓住了主症，就基本上把握了病变的病理本质，并可由此推演，称用于一些病机类似而疾病不同的病症。例如，炙甘草汤原书主症是“心动悸”。此方阴阳并调，气血兼治，不独可用于“伤寒后，心动悸”，就是杂病中各种“心动悸”，均可随机应用，裘氏用治于现代多种心脏病均收到较好疗效。仲景为我们制定的方证药法，实际上是以汤方为纲领，以主症为应用的主线，执简驭繁，是实用性极强的辨证用方之示范。张洁古本人也曾明白说：“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后之医家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可见张氏本人也是古方的崇拜和继承者。由此推想，所谓古方不能治今病之说，恐系后人附会洁古之澜言，我们应予以辨正。
(二)贵在“精熟”，学会化裁
裘氏教诲，运用古方治今病的关键在于“精熟”两字。学习古方必先领会立方原意，洞悉其中精微，才能融会贯通。在具体应用时，又应善于化裁。
临床上古方今病能够完全合拍者并不少见，故在应用过程中，有时可迳用原方而奏效，有时则须把握病机以成方化裁损益而建功，仲景有“随证治之”的明训，足堪我们玩味。例如，东垣当归六黄汤原为治阴虚有火的盗汗而设，是方有滋阴清热、固表止汗之功。裘氏认为此方实气血阴阳并调，方中甘柔与苦寒相伍，泻火合育阴补气共投，尤其是芩、连、柏三味，既可泻火又能坚阴，丹溪用此三味组方名“大补丸”。可见全方虚火、实火兼清，决非囿于治盗汗一症。裘氏辄用于治疗慢性活动性肝炎、肝硬化、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慢性肾功能不全、白塞氏综合征等，常根据阴虚火旺或正虚邪毒弥漫，阳热内盛等不同情况随机化裁，因证加减。发现此方不仅可改善临床症状，而且对改善肝肾功能、纠正某些异常理化指标，均有较好的疗效。癸酉年裘氏曾治一小儿患肾病综合征，长期服用激素而出现柯兴氏综合征，但尿蛋白始终未见改善。经裘氏用方，初投他方数诊不应，后改拟当归六黄汤化裁，七剂后症减，尿蛋白从(+++)转成(+)，再七剂转阴，遂守方调治，随访至今，病情稳定。
裘氏说，一个医生要精究方药，历代方书洋洋大观，任我们选用。尤其对那些历经千锤百炼的“名方”，更要倍加用心体察。组方有成法，用方要知常达变，而变化之妙，存乎一心。
八、一药之用，掌握非易
古人云：“用药如用兵”。裘氏常说，为医者必须充分熟谙药性，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知”很重要，但应深知而不要浅知。要达到“深知”，一必须多读方书、本草，二应该在实践中反复亲尝。
(一)多读本草、方书，拓展视野
目前一般中药书籍中介绍的药物功用，往往是反映了近代人的应用经验，其中有些药物的内容尚不够全面，或者说失之肤浅，以致影响了在临床中的应用。因此，裘氏主张临床医生要经常研读本草等有关医籍。通过甄别比较，可纠正偏见，拓宽视野。
如对芍药一味，时医多拘于后世所谓“白补赤泻，白收而赤散”之说。裘氏认为、汉代芍药无赤白之分，查《伤寒论》太阴篇载：“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仲景以芍药与大黄并提，说明二药功用颇为相近。又如桂枝加芍药汤治腹满时痛；大柴胡汤治少阳阳明并病而腹中实痛者；麻子仁丸用药芍与大黄、枳实为伍以治大便硬、腹中实痛的脾约证；《金匮》中枳实芍药散治产后郁滞所致的“腹痛、烦满不得卧”等等。《本经》亦载芍药“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别录》明指其能“通顺血脉，缓中，散恶血，逐贼血，去水气，利膀胱”等。所谓赤白之分，实乃后人想象推测之辞，未足为据，裘氏临床常以白芍作除痹、散结、通便、止痛之用，屡收佳效。
再如，生地黄近时均作补血、养阴药，其实它还有活血逐瘀之功。据《本经》载其“主折跌筋绝，伤中，逐血痹……除寒热积聚”；《别录》也认为“主男子五劳七伤，女子伤中胞漏下血，破恶血，溺血，利大小肠，去胃中宿食，饱力断绝”。《药性论》还说其有“解诸热，破血，通利月水闭绝，亦利水道，捣薄心腹能消瘀血”。可见，生地黄具有消积、除痹、通经、散血、和伤，外用消血肿等治疗作用。遗憾的是，这一大功用被后世所疏忽，使之未能“物尽其用”。裘氏说，众所周知的血府逐瘀汤中就有生地黄即取其活血逐瘀之功效；《普济方》地黄散中用地黄合乌贼骨以消血症。裘氏临床也每多以生地黄作活血行瘀药，用于肿瘤、痹证、月事不调、心痛等，收效满意。
裘氏说，历代本草方书中有许多精华值得我们继承。诸如先秦的《神农本草经》、梁代的《名医别录》、唐代的《外台秘要》、《千金要方》、宋代的《证类本草》、明代的《本草纲目》、清代的《植物名实图考》等，为裘氏所极力推崇。这些医籍中蕴藏着古人丰富的用药经验，如不去深入挖掘，使之为现代临床服务，是十分可惜的。
(二)欲知甘苦要亲尝
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必须经过躬身实践后才能成为自己的知识，对药性的认识又何偿不是这样。裘氏在长期的医学生涯中，饱尝了昨是今非、今是昨非的甘苦，深深体会到只有临床治疗效果才是检验是非的标准。
例如，升麻的功用，自金元医家张元素提出“升阳于至阴之下”的观点后，一直作升阳举陷之用，且济量较小。弟子李东垣宗其说：“人参、黄芪非此(升麻)引之，不能上升”；李时珍乃以药名定药性，如说：“其叶如麻，其性上升，故名”，后世皆沿用其说。但考金元以前的历代名家均作清热解毒药使用，如《本经》载升麻“主解百毒，辟温疫瘴邪”；《金匮》用升麻鳖甲汤治阳毒发斑，方中升麻用二两；《肘后方》以水浓煮升麻一升，治天行发斑疮；《千金要方》用升麻与黄连相配，治口热生疮；宋代名医朱肱有“无犀角以升麻代之”的记载，说明两药功用非常接近。以上所述，都与元素所谓“升举阳气”之说格格不入。那末，究意孰是孰非？裘氏付诸临床加以检验，常以升麻与玄参、连翘为伍治咽喉炎、扁桃腺炎；与黄连、黄柏、鳖甲、龟版等合用治白塞氏综合征；与石膏、知母同煎治牙龈炎；与人中白、黄连、人中黄相配治顽固口舌生疮；与连翘、生地、葛根、石膏、黄芩、黄连相配治高热发斑；与茵陈、黄芩合用治急慢性肝炎等，均收到良好效果，剂量一般用15-30g。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认定所谓“升阳”之说只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臆测之辞，而解毒、清热、凉血的作用是确实的。
又如，对熟地黄功用的认识也甘苦备尝。要说对熟地黄的娴熟应用，当首推明代名医张介宾。裘氏壮年行医时，对介宾的“滥用”熟地颇为不解。后又读到陈修园《景岳新方砭》就金水六君煎治痰饮咳喘问题的挟击，更觉困惑。如说：“若用当归、熟地之寒湿助其水饮，则阴霾四布，水势上凌，而气逆咳嗽之病日甚矣。燥湿二气，若冰炭之反，景岳以骑墙之见杂凑成方，方下张大其说以欺人”。精读之，似乎很有道理，后来裘氏亲自用该方治疗一位患剧烈喘嗽半年、迭经中西药治疗无效的病例，服药三剂，胸闷渐宽，七剂后咳减喘轻，胃纳大香，痰化而痞胀竟消。以后凡遇肺肾虚衰、水泛为痰之咳喘，屡用中的。裘氏折服景岳对熟地一药的理解之深和运用之妙，确有突破前贤的成就。裘氏对熟地的运用颇具心得，如用熟地与干姜、吴茱萸、白术等相配，治脘痞、胀满、纳呆、舌腻之证，一破“甘令人中满”而忌用熟地之陈说；用熟地合芩、连、姜治疗慢性泄泻，发现其厚肠胃的功效不可低估，并对泄泻忌用甘柔的常法提出了质疑；用熟地伍麻、桂、荆、防治外感风寒表证，令发汗有化源之资，领悟到“阳根于阴，汗化于液”说的深刻含义；用熟地合附子、肉桂治元阳不足的虚损证，体会到“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乃是立方遗药之绳墨，等等。
以上例子说明，要真正认识掌握一药之用，并不简单。在继承研究前人经验时，既不轻易否定，又不盲目接受，特别对某些遭人非议的学术观点，尤当独立思考，并经过临床的反复验证，然后判定其中的是非曲直。
九、关于药物剂量问题
对中药使用的剂量目前尚缺少科学的正确标准，古今方书、医案所载出入很大，而实际临床运用又多各自为政。习用微量者，美其名曰“轻灵取胜”，敢用重量者，被责为“孟浪从事”。裘氏认为，剂量之轻重，当从病情轻重需要和药物本身的性能、效用方面研讨，有结“成法”不可盲目为之局限，但我们似乎应该注意到以下一些情况。
1.目前在我们常用的中药材中，不少原来采自野生，现在由于供不应求而改为人工载培，生长期明显缩短，功效显然不及野生者为优。如人参，野生与人工栽培的，无论从功效或丛林箱比，差异极大。
2.对中药材的加工炮制，有些地方不按炮制规范制作，省略了必要的工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疗效，甚至有“失真”之虞。
3.我们目前所治疗的病人，不少曾多次或长期服用抗用抗生素或激素等，病体对药物的耐受性显然增强了，或者使病情变得复杂化了，有时小剂量的药物治疗等于杯水车薪，无剂于事。
4.从历代方书所载剂量分析，宋以前和明以后的方书有明显差异，而对照方书之祖的《伤寒杂病论》，则我们目前所用的某些药物的剂量似乎偏小。尽管古今量制不同，但我们可以从仲景方中药物之间的比例关系来把握剂量。即以细辛为例，《中药大辞典》及现在通行的中药学教材均载：内服煎汤量为即1～3g。而仲景书载方的用量是3～18g，当然这是汉代的度量衡。但原书方剂中细辛与其它药味的比例可以清楚地说明，如麻黄附子细辛汤中细辛、麻黄为2：2(即均用2两，下类同)；当归四逆汤中细辛、当归、芍药、桂枝为3：3：3：3；射干麻黄汤中细辛、人参、黄柏为6：6：6。根据上述方剂中各药的比例推算，当归、芍药、紫菀、茯苓、黄柏等药味在目前临床的常用量一般在9～20g左右，那末细辛的用量不应相差太远。裘氏临床应用细辛一般在6～15g，长期以来，不仅疗效显著，而且从未发现有不良副作用。
5.药物的剂量大小还与应用时的配伍有关。对某此易产生副作用的药物，通过配伍的相杀相制，如果病情需要，即使剂量大一些，也不致于产生不良作用。如裘氏用炙甘草汤，桂枝剂量有时用至30g，但方中配以较大剂量的生地、麦冬等甘柔之品，复加黄连苦寒，即可制约辛热，又能通过相逆相激的机制而提高治疗心律紊乱的效应。裘氏认为，药物单味应用与复方使用的功效是不同的，其中的机理值得我们深入深究。
6.药物的剂量与剂型及煎煮的方法有关。仍以细辛为例，据宋·陈承《本草别说》记载：“细辛若单用末，不可过3g，多则气闭塞不通者死”(《本草纲目》)。陈氏所说的细辛用量是“单用末”的剂量。裘氏认为，单方细辛散剂吞服的剂量，应以1钱以内为宜，若单用水煎服或复方水煎服，用量就不相同。裘氏经验，汤药煎煮应提倡将一剂药煎数次，然后合并浓缩到一定体积，分次服用的方法，这样提高药物有效成分的煎出率，从而保证药物在胃肠道的浓度。
裘氏认为，药物剂量大小还应考虑个体差异、地区差异等情况。总之，与剂量有关的因素很多，我们目前还不能界定每味中药的治疗剂量、极量及中毒剂量等，目前定量药理学在研究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已逐步完善，我们可以借鉴其经验，使中药的药理研究由“定性”走向“定量”，这一艰巨工作我们今后还需要做很大努力。
学术观点 一、倡导“伤寒温病一体论”
汉代医学大家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开辨证论治之先河，为治疗外感热病树立圭臬。清代名医叶香岩创温病论，他以伤寒主六经，温病主卫气营血，是两门学问。自叶氏之说兴，中医界由此引起伤寒和温病二个学派长期的论争。裘氏于仲景、香岩之学，寝馈50年。他认为，伤寒和温寒、六经和卫气营血是否是一回事，不要只听名词之不同，而要仔细分析两者所表现的具体证候的异同，必须从其临床具体表现的实质内容进行分析。
(一)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赅括温病
裘氏采用“循名责实”的治学方法对伤寒和温病的概念作了缜密的考证。
首先从《伤寒论》自序中可知，仲景曾慨叹自己宗族在建安十年中“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七”，说明他所指的伤寒，绝非仅指一般受风寒的病症，其中包括了很多急性或烈性传染病，不然其死亡率何以竟有如此之高？
再从有关文献记载来分析，《素问·热论》有“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之说，《难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晋代葛洪《肘后方》载：“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唐孙思邈《千金方》引《小品》说：“伤寒雅士之辞，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宋代庞安常将天行、温病，时行寒疫、温疫、阴阳毒等多种外感疾病，归纳于“伤寒总病”范畴。张子和《儒门事亲》对伤寒概念说得最明确：“春之温病，夏之暑病，秋之疟及痢，冬之寒气及咳嗽，皆四时不正之气也，总名伤寒。”即使是温病学家王士雄也承认：“五气感人，古人皆谓之伤寒，故仲景著论皆以伤寒名之。”
综上可见，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近世所称之温病，包括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等，都早已赅括于伤寒范畴，其中各病的名称、病因病机及证治大法，亦早备于《伤寒论》中。裘氏认为，“伤寒与温病，后世医家在这方面积累了更多的实践经验，治疗方药日趋丰富，这是祖国医学发展的必然。”
(二)六经与三焦不可分割
叶香岩倡“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病，须究三焦”之说，继而吴鞠通亦说：“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以此作为划分伤寒与温病的理论依据。裘氏认为，且不说“河间温病，须究三焦”之论在刘氏著作中并无此说，且把完整的人体竟然分割成纵横两截，这是非常错误的。人体是一个完整的有生命的有机体，脏腑经络之间不可分割。六经是有经络脏腑实质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这无法解释《伤寒论》的诸多原文。六经和三焦也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在生理病理情况下是互相联系的。如以太阳病一经证候为例，太阳主一身之表而皮毛为肺之合，故太阳病可显现上焦症状；太阳病不解传阳明，则出现中焦症状；太阳随经，瘀热水邪结于膀胱，可出现下焦症状。可见太阳一经已具三焦证候，其它诸经岂可脱离脏腑而为病？《医彻》也有“伤寒发热，归于三焦”之说，故六经病证足以赅括三焦。
(三)卫气营血不能逾越经络脏腑
叶香岩创温病之论，以“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为辨证次序，其实他们倡导的卫气营血辨证提纲，都没有脱离经络的范围。“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取血于营，取气于卫”，卫气营血循行于经脉内外，经脉又络属于脏腑，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须臾分离。营卫气血之为病，也离不开经络脏腑的病理表现。
裘氏曾以太阳一经为例，则营卫气血之证均已毕具。如《伤寒论》有风伤卫、寒伤营之证，桂枝汤治风伤卫证，其方可调和营卫，治卫强营弱；麻黄汤治寒伤营证，其方可发汗解表。《医宗金鉴》论太阳表解有“不解于卫则解于营，汗出而解者，从卫解也，衄血而解者，从营解也”之说。太阳病兼烦躁或心烦、口渴，而用桂枝加黄芩的阳旦证、麻杏石甘证以及大青龙汤证等，实际上已渐兼阳明，即温病所谓在卫不解已见气分之证，至于太阳病在经不解，邪热在里，血结膀胱而见少腹硬满，意识异常等表现，此即太阳病的血分证候。可见太阳一经中营卫气血各证即已具备。温病学中所揭示的卫气营血的症状，虽然较汉代医书载述的有所充实发展，也仅仅是六经病中的某些症状的另一种表达名词而已。就连叶香岩本人也在温热论中明确说过，“辨卫气营血与伤寒同”，这恰恰是卫气营血不离六经的有力佐证。
至于天士创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论，以此有别于伤寒之邪从皮毛侵袭者，其实无论伤寒和一切外感病证，其感邪和传变都是多途径的，常随病因、体质、环境、平素宿疾及正气盛衰而可呈现多种多样的传情况。如果偏执一端，作为温病传变的特殊规律，这会使中医外感病的治疗受到很大局限。
据上分析，裘氏认为，温病只是伤寒的分支，温病学说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外感热病的认识和证治，但不宜将两者机械地“分家”，而应从实际出发，使伤寒与温病的机理治法成为一个整体，才有利于外感热病的诊治。
二、关于经络针灸的研究
裘氏早年曾从事针灸、经络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于针灸经络深有研究，曾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和著作。
(一)经络是“点”、“线”、“面”的综合
“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是阐述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机转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它体现了祖国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点”，这是他对经络学说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高度概括。
裘氏认为，经络应包括“线、点、面”三个部分。
经络是人体中具有特殊联系的路线，这种特殊的联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周身体表，从左右、上下以及前后、正中、偏侧各部之间的联系；二是某些脏器和另一些脏器之间的联系；三是周身体表和体内脏腑的联系。把经络称为“线”，包括正脉、支脉、经别、络脉、孙脉、奇脉及经隧等各种纵横交叉和深浅密布的循行径路。
所谓“点”，是指腧穴。“腧”原写作“输”，有“内外相输应”的意思。说明它通过经络与脏腑和其他部位相输通。腧穴与经络是“点”和“线”的关系。这些“点”的有直接与经脉相通，有的与其“支而横者”的络脉相联，位置有深有浅，区域有大有小。人身除了三百六十几个经穴之外，还有很多奇穴，另有天应穴、不定穴等，所谓“人身寸寸皆是穴”，其多不可胜数。腧穴为“脉气所发”和“神气之游行出入”处。
至于“面”，除了经络分布于体表的“皮部”学说之外，还包括肢体的骨肉筋骨和脏腑组织，都有一般的分布和特殊的联系。近代医学家所发现的压痛点及皮肤活动点，过敏带等，也是经络反映的印证和充实。有人认为某些压痛点与皮肤活动点同经络腧穴不尽符合，这是因为经穴仅仅是经络学说的一部分，它还包括经别、奇经、经筋、皮部以及标本、根结之类。经络系统在人体的分布，不仅仅是“线”和“点”的联系，还应当从它分部隶属范围较大的“面”来理解，这样才比较全面。
(二)十二经病“是动”与“所生病”的涵义
经络学说是以十二经脉为主体，十二经病候是十二经脉的重要内容，具有“症候分类学”的意义。十二经病候的内容是在临床所见的一系列病症中根据其各种症状特征，以分辨不同经络脏腑的疾患，在临床上有很大指导意义和价值。
但是，自《灵枢·经脉》提出十二经病候中的“是动则病”(以下简称“是动”)和“是主某所生病者”(以下简称“所生病”)的概念后，历代医家对其涵义颇有分歧，以致影响了在实践中的正确运用。
后世医家的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是动为气病，所生病为血病(《难经》)；是动在气、在阳、在卫，病在于外，所生病在血、在阴、在营，病在于内(杨康候注)；是动是经络的病，所生病的脏腑的病(《灵枢集注》)；是动是本经病，所生病是他经病(《难经经释》)；是动为络病，所生病为经病(《诊络篇补证》)；是动是气化的病，所生病是脏腑经络的病(滑伯仁注)……
裘氏认为，历代诸说虽似言之近理，但仔细分析，仍与经义有悖。他说，是动的“动”字，示经气之动乱；是主某所生病的“主”字，含有主管、主治的意义。“是动”的原意是从经气发生病理变化方面而言，“所生病”是从经络和俞穴所主治的病证方面来说，两者相互补充和印证。由病理变化而产生的症状，即是动病，也就是该经俞穴的主治范围；而十二经脉所主治的病症(即主某所生病)也正由于该经经气的异常所导致。文献所述本是前后贯串的，它之所以分成二个部分叙述，仅仅是古代医家从临床症状观察和治疗体验两个方面所获得的材料之汇合，所以我们应当联系起来，综合两方面的症状以掌握病候的全貌，不可分割。
(三)奇经八脉的意义
关于奇经八脉问题，历来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明代李时珍独对此作过整理阐发。50年代裘氏曾发表《奇经八脉循行经路考正》一文，在李氏基础上进一步对奇经的循行路线详加厘订，勘谬正误，为后来的教科书所征引。1960年又发表了《奇经八脉研究》，展示了他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裘氏肯定奇经八脉具有“经脉”的性质，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兼有“络脉”的特点，发挥着联络、灌溉的效能；加之其走向经路与脏腑联系等方面有别于一般经脉，故以“奇”命名。奇经八脉不是一种作用很简单的脉，而是十二经脉中的某些性质相近的几条经脉的联合组织系统。在这些组织系统中的经脉，通过奇经的联络，统而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作用而又密切关联的别道奇行组织，奇经八脉就是这个联合组织系统中核心，它担负着联系、调整和主宰这个集体的经脉的功能。
裘氏还对奇经八脉的病候及治疗作了研究。他说，奇经的疾病应包括它所属的若干经脉病候的综合，范围甚广。例如：阴维脉联系肝脾肾三经，且与任脉、足阳明经脉相合，故阴维脉的病候赅括了以上诸经的疾病，可见“胸满、心胸痞胀，肠鸣泄泻，脱肛，食难下膈，积块坚横抢胁，妇女胁疼心痛，结胸里急，伤寒，疟疾”等症候。治疗奇经疾病的方法，不离于该奇经所统属的经脉或脏腑的范围，故采用能主治原来经脉的方药或俞穴，一般即可取效。例如内科常用方剂中的龟鹿二仙胶能补任督二脉的亏损，主治淋沥漏下，阳痿遗精早泄，带多小产等症。以上各证多由肝脾肾及胞宫亏损所致。这些经脉为任督所统率，故本方就有滋任补督之功。后世医家常感临床治疗奇经病的方药过少，实乃因为对于奇经的性质缺少深入认识的缘故。
(四)用针莫忘灸
针灸包括针刺和艾灸两种方法，针刺是机械性刺激，艾灸虽是温热的刺激，但更具有奥妙，两者都是通过经络穴位传递治疗的效应。《灵枢·官针》说：“针所不为，灸之所宜”。说明针刺和艾灸在治疗上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因此，裘氏特别强调“用针莫忘灸”。
灸法有温经散寒之功。《灵枢·刺节真邪》说：“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调，弗能取之。”《灵枢·禁服》也说：“陷下者，脉血结于中，中有著血，血寒，宜灸之。”灸法是借灸火的热力透入肌肤，以温经散寒，通行血脉。故一般用治于外感表证、咳喘痰嗽、风寒湿痹以及妇人气虚血崩、男子虚羸少气、老年肾亏多尿、小儿疳积等，有较好的疗效。
灸法能起沉疴危证。《伤寒论》中早有少阴病吐利，手中逆冷，无脉，用灸法治疗的记载，其有扶阳固脱的功效。裘氏早年曾治一重症痢疾患者，历经数医治疗，汤药并进，症情加剧，已经出现神识昏糊，脉象微细等危象，邀裘氏往诊，初投汤药无效。后转用太乙神针灸法，持续熨灸天枢、关元数小时，次日病人神志顿见清爽，痢止而脉转和，不三日而痊愈。象这样用药物、针刺等治疗无效而最后以灸奏功的例子，在裘氏的追忆中并不是少见的。临床中对于中风脱证、大汗亡阳、气虚暴脱等危症，均可应用灸法救治。
灸法还有防病保健作用。《千金要方》曾载：“凡入吴蜀地游宦，身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毒气不能入也。”说明艾灸对于预防感染性疾患有一定的作用。近时对脑溢血、高血压一类疾病，几乎畏灸如虎，而在《神灸经纶》中则载列了预防中风的九个施灸穴位。可见这一宝贵经验，我们尚未很好继承。此外，文献中还有常灸足三里、气海等穴位有健康长寿的记载。过去有庄周曾讥笑孔丘“无病而自灸”之说，实践证明灸之得当，可达“自灸而无病”的目的。
一般认为，灸法只适用于沉寒痼冷，无脉亡阳之证。裘氏认为灸法适用的范围很广，不仅可用于阴证、寒证，也可应用于阳证、热证。过去丹溪治热证用灸，乃取“从治”之意，阴虚证用灸取法“阳生阴长”的道理。近代也有很多用灸法治疗热证的临床报导，如用艾卷灸法治疗急性乳腺炎、急性结膜炎、急性化脓性中耳炎，用灯火灸治疗急性扁桃腺炎和流行性腮腺炎等，均取得了较好的疗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运用“辨证施灸”。
裘氏认为，灸法的临床应用固然十分重要，而灸法的作用机制，也亟需研究，灸法是否仅仅是一个温热刺激问题，恐怕其中还有许多科学的奥秘，尚待我们去认识和探索。
三、各家学说发微
裘氏对中医历代各家学说的研究颇多心得，曾积其多年研究成果，主持编撰了《中医历代各家学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研究各家学说主张“不要先存成见，既不轻易否定，也不盲目接受，特别是某些遭人非议的学术观点，尤当独立思考，并经过临床的反复验证，然后提出己见”。裘氏对各家学说的研究涉猎甚广，不能一一枚举，只能择要举例，以示一斑。
(一)各家学说的渊源
一般谈各家学说，大都认为肇自金元时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载，儒之门户分于汉，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裘氏对此并不苟同，他说：“儒学在汉代早已分化成许多学术流派，而医学流派之分可追朔至《黄帝内经》。”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两汉时代已形成四大医学流派--医经家、经方家、房中家、神仙家。《内经》是医经派的代表作之一，古今学者公认，《内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九灵山房集》)。从《内经》原著所引文献稽考，其中有《太始天元册》等二十余部，汇集了诸多学术观点。
从有关内容剖析，可以发现《内经》确实存在着各家学说。例如，关于脏腑：《素问·金匮真言论》有五脏六腑说，《灵枢·经脉》有六脏六腑说(将心包络作脏)，《素问·三部九候论》有九脏说，《素问·六节脏象论》有十一脏说，《素问·灵兰秘典论》有十二脏说等。关于脏腑与苗窍的关系：《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心开窍于耳”，“肾开窍于二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心主舌”，“肾主耳”。关于经脉气血多少问题：《素问·血气形志篇》：少阴少血多气，太阴常多气少血，《灵枢·五音五味》：少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血少气；《灵枢·九针论》：少阴多气少血，太阴多血少气。诸如此类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见解，还可以举出许多。裘氏说：“我们并不否认《内经》的学术价值及其权威性，但从中已可窥视《内经》在某些理论问题上，确有一定分歧。从这一意义上说，《内经》乃是各家学说的论文汇编。”这一观点，具有独到见解。
(二)关于孙思邈的研究
裘氏对唐代医家孙思邈的学术思想和诊治经验尽发掘能事。其主要发明有：
裘氏崇孙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的学术价值，倡言“《千金方》中藏万金”。他系统研讨了两书的近六千个处方有关方论后深有体会地说：“孙氏医论，重在'诚’字；孙氏选方，克臻'精’字”。他归纳其遣方用药的特点为：简易见长，平正取胜，奇崛跳脱，杂乱有章等。书中不仅收载了大量有效的民间单方、验方，而且还有不少似乎“庞杂繁乱”而不易被常人所理解的“大方”。对前者尚待我们深入挖掘，对后者有些医家曾有微词而不被重视。裘氏通过艰难摸索和临床体察，乃悟其方之杂，正是奥妙所在。姜桂与大黄并用，人参与硝黄相伍，体现了“制方之反激逆从”的妙用。故他在近几年治疑难杂症，亦常效法思邈，以庞杂组方或奇特配伍，也往往能起沉疴而愈危疾。
历代医家都认为温病学说开创于明清时代，裘氏则指出孙思邈是“温病治法的创导者”。例如：清代余师愚应用大剂石膏治温疫的方法实胎息于孙氏。《千金方》中治外感热病常用石膏至八两，并有多种配伍方法，以适用于不同的证情。一般医家尝谓表里双解法创自河间，而在《千金方》中早有以麻黄、葛根与石膏、寒水石同用，麻黄合大黄同用之方，开解表与清里合用或发表与通下并用的治则。后世治温病名方凉膈散、升降散和防风通圣散等，实皆由此悟出。还有治疗温病气血两燔的气营两清法、治疗温病邪火热毒炽盛的清热解毒法、治疗温病邪初入营血的凉血清热法以及辛凉解表法、甘寒生津法、芳香开窍法等，均可在《千金方》找到相应的方药，这些方药及其配伍与后世治温病者，或如出一辄，或初见端倪，或方虽不同，其法则一。孙思邈已开温病治法之先河，其功不可没。
孙思邈对养生学说的贡献不可抵估。裘氏从三个方面概括孙氏的养生观：一是养生首重养心，而养心莫善于寡欲。思邈本人之所以能g享遐龄，与其能“安神定志，无欲无求”，淡泊名利，不利低头拾卿相，誓愿普救含灵苦的品行，有很大关系。二是强调“啬神”、“爱气”、“养形”。他倡导十二个“少”(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反对十二个“多”(即与十二少相反之事)，防止六个“久”(久立、久行、久坐、久卧、久视、久听)，提出十个“莫”(莫强食、莫强酒、莫强举重、莫忧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惧、莫跳踉、莫多言、莫大笑)。三是认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孙氏对食养提出了许多主张，诸如“食不欲杂”、“学淡食”、“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做到“饱中饥，饥中饱”。孙氏还十分重视“食治”，认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强调食物对养身和治病的重要作用。这些堪称夺食疗之先声，对今天仍有很大指导价值。
(三)关于朱丹溪的研究
金元医家朱丹溪在中医学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裘氏对丹溪学说的研究颇多心验。他从六个方面归纳其学术特点。
人体生命的延续皆乎由于动。凡“动”皆属于火，而主要是相火的作用，如相火妄动则可致病，故相火既为生命的本源，又是致病的因素。人欲保持健康，要在动的基础上“主之以静”，即所谓“动而中节”。
人的精血易耗难生，形质易衰难长，阳气则始终鼓荡于人的生命全部过程中而无时不在，故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其意即以“阴”为生命的物质基础，“阳”是生命的活动现象，有了物质基础自然会产生功能作用，故以补阴为治病的第一要义。
对于邪正之间的关系，认为如人体正气充实，病邪很难侵袭；反之，如发生疾病，则正气多虚，故其施治不主张峻攻，但也反对呆补，而常用“治病不伤正，扶正不碍邪”的方法，同时提出“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进一步发展了张子和的攻邪理论。
认为气有余能使火炎，火有余亦能使气滞，而气火的郁遏，又常与有形之邪如湿、痰、瘀、积等相附着，故在治疗气火的同时，常结合利湿、祛痰、化瘀、消积等方法。
刘河间虽亦主火，但未能深探所以燔灼之源，因此不能善用补阴清火之法；李东垣主补气，而以为“火与元气不两立”，未谙相火有生长和温养作用；张子和主攻，但只知攻邪，而未能正确对待邪正之间的关系。丹溪能善用三家之长而去其短、补其偏，故其成就颇大。
丹溪的处方用药，不仅一扫宋代《局方》多用刚燥的积习，其用药法度、立方取义与治疗原则，均予后世医家以深远的影响。他拟方选药，着重于清、泄、利、散、疏调与滋阴；其论病析因，着重于湿热内蕴和相火上炎，而且特别注意“新寒兼伏热”类疾患，故其治疗特点，常采用综合施治，不用纯泻呆补。丹溪的这些医学观点，具有宝贵的临床价值。
裘氏的归纳，要言不烦，切中肯綮，对我们发扬丹溪的学术经验，并为现代临床服务，极有启迪作用。
(四)关于张介宾的研究
一般谈到张介宾的学术特点，“着重阳气”，“喜用温补”，已成医界的共识。但对其扶阳的具体方法和用药特点则较少探讨。裘氏认为，介宾学术，阴阳并重，著名的“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观点即是生动的例证。在遣方用药中，“扶阳不忘补阴是其基本特点”。
例如：景岳创六味回阳饮治“元气将脱”之证，方以熟地、当归配合参、附、姜、草，认为熟地“兼温剂始得回阳”；治“元气大虚”的大补元煎，方以人参为君，佐以熟地、当归、枸杞、山茱萸填精养血，虽曰培补元气，却以填补真阴为主；治疗火不生土，胃寒呕吐者，用理阴煎，以参、附、姜合熟地、当归益阴填下，乃取义“阴为阳之基”的道理；治疗劳倦体虚感受寒邪，用大温中饮温补中气，仍以熟地、当归为佐，认为“阳根于阴，汗化于液”，故温中解表兼补营血，以滋汗源；治“非风卒例”，“阳气暴脱”之证，在急用参附救阳的同时，“随用地黄、当归、甘杞之类填补真阴以培其本”；治脾肾大虚之水肿，专用参附理阴煎加白术大剂与之，二十余剂而腹胀尽退，方取参附温助命门阳气，伍熟地、当归，旨在补精生气以行水消痞……。介宾于阴阳生化义理，可谓曲尽隐奥。
但是，长乐陈修园在《景岳新方砭》中对景岳用金水六君煎治疗咳痰喘嗽曾大肆抨击。裘氏则经过长期的思索和躬亲实践，发现此方不仅可治疗阴虚外咳嗽，又能对脾肺虚寒，肾水不足上泛为痰之嗽，有较好的疗效。并领悟到“水生万物”、“阳根于阴”的深刻道理。
裘氏说，张介宾“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观点，取义于“阴阳互根”、“精气互生”的原理，值得我们玩味再三。裘氏晚年用方遣药，每于此中得到借鉴。
(五)掌握各家学说的要领
裘氏说：“中医各家学说是历代医家各种学术思想和丰富临床经验的总汇，是祖国医学的一个重要宝藏。各家学说蕴藏着许多医家各自的方证药法和医学理论，通过学习，可以开拓思想，扩大视野，并丰富我们治病的方法”。但要学好各家学说必须掌握四个要领。
关键在于“各”字。各家学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不同的医家对同一疾病，各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和治疗特点。设若同一发热病者，河间可能投之以苦寒泻火，子和即以攻邪泄热，丹溪拟滋阴为法，东垣则可能施以甘温，景岳甚至会温补，病虽一而法各异，效必有别，但其中必有一法更契合病机。我们学习各家学说的目的在于掌握更多认为疾病的观点和防治疾病的方法，才能为临床服务。
区别在于“家”字。裘氏将历代医家根据其成就和特长，分为“大家”、“名家”、“专家”、“杂家”四大类。在中医理论和临床诸方面均有建树，学说广博深邃，对后世影响甚大的医家，称“大家”，如孙思邈、李时珍等；在学术方面虽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其成就及广博稍次于大家，称“名家”，如巢元方、金元四大家等；在某一方面颇有擅长的医家，称“专家”，如方剂家王焘，伤科家危亦林等；其学问涉及医学以外的多种知识的医家，称“杂家”，如沈括、赵学敏等。我们学习的重点应放在“大家”和“名家”方面，根据需要选择有关“专家”。
钻研在于“学”字。要掌握医家的学术思想，既要追溯真学术之所本，调整其卓有建树之处，又要了解其学术对后世发展的影响情况，这样就比较全面、深刻。掌握在于“说”字，每一医家的具体论说甚多，同一疾病各有不同的说法，我们要从总体上掌握各医家的学术思想，更应对其临证经验，通过自己躬身实践，加以体验，才能得其要领，以提高自己的医学水平；同时促进学术的发展。
四、“澄心、息虑、全神”的养生观
养生学说是中医学中具有特色和优势的一门重要学问，裘氏对此深有研究。他曾精辟地分析了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含义，发表了“高明的医生是防病于未然，而医学的最高境界是消灭医生”的见解。历代中医文献中有关养生的记载极为丰富，应该很好继承和发扬。他曾在报章呼吁中医学院应建立养生康复专业，为保障人类健康长寿作出贡献。
(一)养生的关键在于“全神”
裘氏已近逾八旬之年，工作十分忙碌，但依然神采奕奕，耳聪目明。他根据自己切身体会，总结养生的经验是：人的健康与否，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保持健康的关键在于“全神”。那末，何谓“全神”？
中医学中的“神”，是人生命的内核。裘氏所说的“全神”不仅是通常所说的感觉思维、神色、神气，而是指“神明”的妙用。《荀子·天伦》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淮南子·泰族训》又说：“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裘而物亡，此之谓神明”。裘氏指出，“神”实际上就是目前科学家远未了解的宇宙界的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它是“妙万物而为言”的。人为万物之灵，得神最全，故凡人体的生长衰老寿夭以及气血精髓的充养，喜怒哀乐的调控，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等诸多生理活动，无不赖“神”所主宰。他比喻说：人有似一部最精密的“自动机器”，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补、自我适应、自我控制四大功能，但这四大功能只有在精神完美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养生首先要全神。
所谓“全神”，就是努力使自己的精神完美无缺，要运用各种修心养性、澄心息虑的方法，使自己的心态保持至善至美，恬淡宁静的境地。这里所说的“澄心息虑”，并不是说人不要思维。作为社会的人，不可能没有思维，问题在于“思”一定要“纯”，能纯则“全”。精神纯真专一，潜心学术研究，为人民为社会作有益工作，心安神怡，乐而不疲，虽殚精竭虑，对身体没有什么大碍。相反，心术不正，勾心斗角，嗜欲无穷，声色劳神，往往导致食不甘味，夜无酣寐，神气受伤，影响了自我调节功能，所以难以达到人应享的年寿。中国历代有修养的名家，大都长寿，就是明证。因此，要做到“全神”，就必须具有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摒除邪恶和贪欲之心，不慕求浮荣，不损人利己，破除私心杂念，要有忠恕仁厚，纯一无伪的精神。只有在心神极其安宁，碧海无波的情况下，“神”的功能才能得到高度发挥，从而使人体气血和畅，五脏安宁，精神内守，真气从之，这是得享遐龄的关键。
(二)七情之发贵乎“中节”
喜怒哀乐为人之常情，也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内心体验和反映。裘氏认为，七情之发贵乎“中节”，就是注意不要超过精神活动的“临界度”。古人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寓有“中节”的意思。
现代心身医学认为，内外各种因素所诱发的适度中节而又较为短暂的情志波动并不害生致病，即使劣性刺激所激起的一时性的较为剧烈的情感波动，经过机体的自身调节机制作用后也不一定伤及人体。故有“随怒随消未必致病”之说。能导致躯体病变或损伤的是那些超过个体生理适应和调节能力的情感波动。中医理论中致病情志表现出两类基本形式：一是波动过于剧烈，如狂喜、暴怒、大悲、卒惊等勃发的激情冲动；二是持续过久，如抑郁、久悲、失志、过忧、郁怒以及长期的紧张焦虑等不良心境状态。因此，加强自我调节或控制，是防范心身疾病的关键。
唐孙思邈在《千金要方》的“道林养性”篇中就曾指出十二种过度情志变化的危害性：“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妄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足，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可见造成人体伤害的关键在于“多”，“多”则超过了常度，破坏了人体的自我调节适应能力，从而导致气血逆乱，脏气戕害，形成种种病变。这时告诫人们对于七情之用要保持“中节”，使之冲和为度。诚如嵇康在“养生论”中所说的：“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平和。”
人为万物之灵，人生在世总有喜怒哀乐之情志变化，岂能“如槁木，如死灰”？七情活动不可不发，不可过用，不发则隐曲不伸，郁而成病，过用则神散气耗，同样足以致病。因此，人若能把握“中节”之道，识得个中真谛，则身心健康有了基本保证。
(三)坚持一个“啬”字
裘氏对孙思邈的养生要诀颇为心折，强调养生要坚持一个“啬”字。他完全赞同孙氏以焚“膏用小炷与大炷”的比喻，认为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不可浪用，必须处处注意摄养受护，要尽量减少它的消耗。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五色、五音、五味等皆是人之本能所必需，但如纵情于犬马声色，必然耗伤精气神而损及年寿。所以，“治人事天莫若啬”。所谓“啬”，就是要摄神、葆精、受气、养形。《韩非子·解老篇》也说：“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
《素问·经脉别论》所提出的“生病起于过用”的观点，实际上与裘氏所强调“啬”的论述是一致的。如七情过用就成为致病之因，“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均是。饮食的大饥大饱，或过寒过热，或偏嗜，皆是“过用”现象，足以成病。所谓“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宣明五气篇》所说的：“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也是“过用”所造成的损害，他如房室过度则伤精，均与“啬”的要义相悖逆。
“啬”与“中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节是指不要超过身心活动的范围，而啬的含义则是指人们对自己精气神的消耗希望能减少到最低限度。
裘氏所倡言的“全神”、“中节”、坚持“啬”字的养生要义，是在继承历代养生家的经验和理论，以及总结自己的实践体验后提出来的。他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预测医学的未来。曾上著文说：“养生康复必将成为人类医学的主流和热点。因为医学的最终目标必将发展到人们在身心两方面可以自我康复和长寿的水平，我们的养生康复事业前途不可限量！”
五、对中医学术发展的分析思考
裘氏博学广闻，勤于思考，不仅潜心寝馈于中医学术的研究，而且时刻关注中医学术的发展。他经历过长期的医学生涯，深感中医学之所以能够历久长存，并在现代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却能引起国际医学界的日益重视，决不是偶然的。“水之积也不厚，则其浮大舟也无力。”他认真总结了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对未来中医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一)中医学是灿烂古代科学文化和丰富的医疗实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产物
裘氏认为，我国医学的悠久历史肇始于战国以前的远古时期，而到战国时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同时接受了当时先进的农业、天文、历法、气象等学科多方面的渗透和影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例如，天文学中的天地、日月分阴阳，五星的运行，就为阴阳五行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对气象异常变化的观察研究，产生了中医学外感六淫的萌芽；“农药同源”促进了中药的发展；冶金术的发展对针灸的进步创造了可能……
古代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为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又渗透到医学领域，与人体的生理解剖、病理变化和治疗经验等医学知识相紧密结合，使中医学的丰富经验知识上升为理论，形成了完整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因此，中医学是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和丰富的医疗经验结合的产物。
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可以认为是一部多学科研究医学的结晶。它的内容远不止涉及医学一门学科，还吸收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及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内经》对中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汇集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而且也为我们树立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学科之间的联系、渗透、融合，是产生新学说、新观点、新学科的重要途径。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但人不仅作为一个生物的人，更是一个自然界的人、社会的人，人的生理病理变化与自然界、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因此，对人体的研究应该将与医学有关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作整体综合研究，才能找到医学发展的突破口。
(二)中医学是令人嘱目的世界医学宝库
在现代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是否还有必要下功夫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医学？面对世界上不少地方逐渐掀起的“中医热”我们如何认识？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裘氏认为，中医学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吸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方面，还是很不够的，但是它有更高层次的实验方法，则多为人们所忽视。中医学知识是在数以亿计的人体上直接进行实验所获得的，并且经历了几千年临床实践的检验而存在和发展的。在人体上直接观察和体验所得到的资料，与动物实验、解剖刀下和试管中见到的东西，显然有所不同。人体中有许多奥秘就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还无法了解和解释。而中医学则发现了人体在现代解剖学所知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之外，还存在着多种联系径路以及各种特殊的物质作用。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与概念、理论的形成，是依据于自然过程和生命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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