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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觞于《史记》的“士为知己者死”借豫让之口而广为人知，这个专属“士”阶层的价值观不但贯穿了《刺客列传》的始终，更是《史记》战国部分的主题思想之一。君看那窃符救赵的候赢和朱亥、孟尝旗下的鸡鸣狗盗、自荐以纾国难的毛遂，以及自杀式袭击的典范荆轲与聂政... ...都是“知遇之恩”和“拼死相报”的经典体现。  《三国演义》里的一声“主公”或许就成了一辈子的“知己” 那么，什么是“知己”呢？显然是一种心灵层次的对等相交。然而士从何来，养士的又是哪类人群？双方的口头契约是否公平？本文将以正史为基础为大家解读这句千古名言。 先咬文嚼字一番吧，这句话有三个重点，分别为“士”、“知己”和“死”。 “士”的逆袭所谓“士”，教科书上告诉我们他们来自落魄的边缘贵族或寻求阶级跃迁的平民，身份亦不局限于侠客，比如豫让乃“晋毕阳之孙”，侠客是他家的祖传职业，时代的动荡令部分人沦为无产或少产者，令他们收拾行囊并踏上寻梦之旅。 
太史公曾提及四百年前季次、原宪两位汉代游侠的前辈，但出身贫寒又是讲究“慎独”读书人，那可不就是“士”吗？按说在教育资源极为缺乏的春秋时代已经具备了出仕的资格（哪怕是个小官），却备受排挤甚至被引为笑谈，为何呢？因为卑微的出生（闾巷）。  齐桓管仲 我们知道春秋礼乐制度对出生极为讲究，垄断仕途的贵族在需求并不旺盛的情况下并不希望别人来分一杯羹，故而战国之前就没有什么影响力很大的“士”，管鲍、孔子和老子都是贵族出身，远一点的姜子牙则更是东夷集团首领而非钓鱼老叟，再远就不可考证了。 后来到了战国的“大争之世”，当“礼崩乐坏”成为常态，礼乐价值观的讲究不再，反之对于人才的需求节节攀升时，“士”阶层终于等来了出头之日。 “知己”的买方市场除了商鞅改革之后的秦国之外（容后再表），东方六国贵族与士的鸿沟其实填平了不少，却又不是形同虚设，他们恰如其分地扮演了“知己”的角色，一种叫做“门客”的身份给了“士”阶层合理的寄生手段。故而四公子之外上至王公，下至太监（蔺相如就是宦者令的门客）和县长（韩信）也都可以养，视数量多寡而已。
 如果将“知己”设定为双方的话，那就要看养客者的投入和想法了，我们都知道孟尝君明面上与门客同吃，背地里偷着享用燕窝鱼翅，可他的门客偏偏是最多的，从忠心和能力的层面上看又远逊于信陵君。 《史记》上出现过的“士”大多桀骜不驯又才华横溢，比如弹铗而歌索要车马待遇的冯谖、脱颖而出的毛遂和不卑不亢的候赢和朱亥，主家像大爷一般供着，门客们也来去自如，稍有怠慢就摔门而去，甚至都不敢阻拦。  但这些并不能说明门客的地位有多高，马云先生说过辞职有“两个原因”，跳槽什么的的确是常态，却没见过几个天天赔小心的老板，更没见过将怼老板当成日常工作的员工，门客们牛哄哄的理由也是两个： 第一在于贵族政治下身份的差距令他们以高亢的方式掩藏内心的自卑，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在法家治下的战国二者共享着不受待见地位却又被待如上宾，部分人难免有些精神分裂；第二则是普天下的“公司”太多，犯不着吊死在一棵树上，这也是主家不愿意轻易糟践名声的原因。  所以，抛开不可量化的“知己”一说，主家和门客之间说白了就是雇佣关系，员工看着老板态度决定心情，老板视员工能力评定价值，跟现在没什么区别。事实上，当过门客被驱逐后来发达了又反杀主公的只有“远交近攻”的范雎，除此之外再无双方真正结梁子的案例。 这一段姑且这么说着，想反驳的请继续往下看。 “死”得其所乎？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丹青上最有名的“士”们无一例外地挂了，这份名单除了此刻四大刺客之外还有毛遂和苏秦。  毛遂在楚国之行后被赵孝成王器重并委以领兵抵挡燕国的重任，深知自己不是那块料的毛遂推辞不成而硬着头皮上阵，最后兵败而自刎谢罪... ... 根据《战国纵横家书》，兼任六国首相的是“犀首”公孙衍而非苏秦，后者作为燕昭王黄金台招募的死士通过灭宋等一系列复杂操作替齐愍王拉足仇恨，终于招来五国联军打得与强秦并列的齐国几乎灭国，自此一蹶不振。苏秦本人在临淄沦陷前夜被车裂，其玉石俱焚的行为被后人称为“死间”。 
刺客们也是如此，聂政是求死，明明有从正门杀入直取侠累首级的实力，不逃出生天却不慌不忙地毁容剖腹，胜之不武网发表临终遗言； 荆轲则是送死，太子丹只给了刺秦的目标而非方案，还硬塞了一个不成器的秦舞阳，荆轲并不想去，只是千里马肝和美人玉手的笼络手段将他逼上了“为知己死”的绝路；  候赢自杀事件是信陵君的黑点 至于大梁城门外的候赢更是寻死，献“窃符救赵”之计后，他目送信陵君北去并自杀相谢。 怎么着，不死不足以彰显“铁血丹心”吗？ 其实，算上活着的“鸡鸣狗盗”之徒和献“狡兔三窟”之策的冯谖，他们的闪光都宛如昙花一现，在完成浓墨重彩的一笔之后便归于死亡或者沉寂，“士”阶层存在的意义仿佛只是为了替“知己”们了却一桩心事，而他们唯一的本钱仿佛只有烂命一条。 然而，这真的是事实吗？ 当然不是，太史公将这群卑微的底层人物作为“士”阶层的代表，却选择性地没有告诉大家“士”其实可以登堂入室甚至出将入相的，比如赵国的蔺相如和虞卿、历仕魏楚的吴起，以及大秦帝国的历代相邦们。 国士趋秦：虎狼之邦的外来户传奇
“国士”一词也源自豫让之口，但他并没说自己就是，而是当做报效智伯的行动指南。从商鞅到李斯，秦国相邦也上演着“六世余烈”的传奇，他们由国君亲自豢养，又是栋梁之才，所以叫一声“国士”并不为过，何况算上娘舅关系的魏冉和秦始皇的便宜老爹吕不韦都没有一个货真价值的贵族。 秦相们的才能毋庸置疑，从“裂变”、“纵横”到“崛起”和“统一”（《大秦帝国》四部曲），他们总是能根据国家的现状和需求提供最优质的战略，将优势最终化作鲸吞天下的大势。  反之，蔺相如在“完璧归赵”事件和渑池会盟的外交上看似大获全胜，却彻底暴露了赵国不愿一战的底牌，秦王才敢放手白起带着秦军主力迅速南下攻破郢都、打残楚国，于是有了十年后的长平之战；虞卿能够在长平相持阶段准确剖析秦国的意图和诸侯的想法，却没有打破僵局的主意。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吴起为何被魏国驱逐，在楚国被杀害？因为改革时间不够且得罪了惹不起的人--旧贵族势力，谁去了都躲不掉，唯有秦国的庙堂才容得下这等大才。 话说自殽之战晋国切断秦国与中原沟通的地理联系之后，秦人在两百年后的政治思维还停留在秦穆公时代，而东方六国的军功地主集团已经兴起，资源整合能力的差距导致被魏国摁在地上摩擦了数十年。  商鞅的到来则将旧贵族势力几乎一网打尽，秦国的军国主义登峰造极，只是文教的底蕴一如当年，导致这群嗷嗷叫的肌肉棒子最缺战略大家作为操盘手，这恰恰是东方六国（魏楚为盛）的特产。而在秦王看来，任用一个能力出众并且没有盘根错节势力网的外来户担任相邦，绝对是顺手且不留后患的最佳选择。 所谓缺什么补什么，“国士”们争相趋秦绝非偶然，唯有秦国才能给他们足够的施展空间，留在母国则不得不接受“淮北为枳”的尴尬，比如不逊于任何人的信陵君。 这才是秦国相邦的真实姿态 但是，同样为“士”，笔者从未见窘迫的秦王有过任何“三顾茅庐”级别的想法或行动，每一个都是屁颠屁颠地跑到秦国并以游说作为晋身之道，将相邦之位视作生命。 从结局来看，他们的操守并没有达到“国士”的级别：商鞅的谋反是实锤；张仪被秦武王驱逐后回到魏国试图反攻未果而病死；甘茂、公孙衍跑路；范雎任人唯亲、害死白起而下落不明；李斯背叛始皇遗诏... ...唯有沾亲带故魏冉和吕不韦安心接受了被遗弃的结局。 秦王们的礼遇难道不够“知己”的标准吗？这群“国士”的行为离“死”的距离不足以用到道里计，究竟是荣华富贵湮灭了初心，还是说这才是真面目呢？ 死士在东：从“王相一家”说起答案要从电视剧《大秦帝国》的一句台词谈起，苏秦第一次见齐愍王就说“齐国王相一家，诸侯羡慕啊”，说的就是孟尝君的宗室身份。“死间”的挑拨离间从这一刻就开始了，被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令苏秦顺利地在齐王心中种下了一根刺。 但这也是一句实话，西周当年的分封名义上是国，实际是以家为单位进行的，到战国时期，作为礼乐残党的东方六国依旧视其为圭臬，人才只配在稷下学宫养着，宗亲任职才是惯例，庞大的公室贵族和叫“公子X”、“公叔X”和“公孙X”之类的臣子全都是这么来的。 所以，有孟尝君这么优秀的亲戚来担任宰相的确是齐国宗室的福音，他们对于外来户永远是“能不用就不用”的态度。 稷下学宫：战国最大的学术中心和人才聚集地 我们应该理解秦相们对于世袭贵族身份的渴望，而不是满足于草木一秋的辉煌，可惜在秦王眼中他们依旧是一张用过就扔的手纸，一如太子丹在易水河畔的表演。 虞卿曾窝藏过范雎的仇家魏齐（痛打并滋尿之仇），在秦国步步紧逼时甚至不惜弃官而去，但在长平之战时他不知何时又回到了赵国上卿的位置。 原因你懂的，能够成功跻身贵族阶层是“士”的最高理想，“放不下”才是无可厚非的常态。 而阶层逆袭毕竟是需要能力作为支撑的，回看《史记》，“死士”们的能力的确不足以支撑他们完成特长以外的工作，有死无生的刺客就不用说了，以“鸡鸣狗盗”之徒为例，历任三国首相的孟尝君一辈子能碰上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呢？毛遂又焉能再碰上一心合纵的楚考烈王和春申君顺坡下驴的好事？ “女为悦己者容”更能说明“为知己者死”的本质 所以，“死士”永远也成不了贵族，这是出身、见识和能力所共同局限的事实，故而唯有将贵族弥足珍贵的赏识视作“知己”，如此方能安慰内心的自卑，为此不惜如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聂政为严仲子卖命的理由仅仅是母亲寿宴上的“黄金百溢”；豫让不会为范氏和中行氏送死，更不会为一个路人的认同和交心放弃生命。 然而，他们却浑然不知自己在上位者的眼中如同蝼蚁，一如信陵君平静对待候赢的自杀。 一声“知己”，一言难尽，“死士”和“国士”如同天平的两端一般在平衡着后人的认知，那为什么太史公还要孜孜不倦地拔高这些原本世俗的形象呢？ 结语：太史公的重于泰山
宫刑之后的司马迁每天都要承受肠道回转之痛，精神更是恍惚到坐在家里若有所失，出了门又不知所往，想起不堪回首的经历则片刻就汗流浃背。司马迁自然是痛恨汉武帝的，仅仅因为替李陵说几句好话就被整得生不如死，这位专横的“雄主”显然不是他的“知己”。 油画：司马迁著《史记》 西汉秉承先秦“士可杀不可辱”的遗风，不愿受辱于刀笔吏而自杀的官员不计其数，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想死却不能死，《史记》就是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在《史记》的撰写过程中，太史公将“士为知己者死”的理想化君臣关系寄托丹青之中，用春秋笔法隐去了贵族的冷漠和死士的纠结，又将雇佣和收买的关系书写成义无反顾的壮烈，甚至不惜将民间传说性质的“赵氏孤儿”事件引为正史，所谓“雄文劣史”，所言切也。 结语：的不等价交换不管是孤注一掷的“死士”亦或是身居高位的“国士”，他们都是“士”，笔者无意诋毁前人的单纯和刚烈，只是剖析一个残酷的现实，所谓的“知己”往往都是“士”阶层的一厢情愿和上位者的心安理得，从不来没有什么等价交换。 被车裂显然不是商鞅赴秦的目的 真正值得怀念的是那个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诸侯国的林立和纷争则带来了对人才的争夺和宽容，每个灵魂和肉体都精神独立且有思想，从来不视自己为政治的附庸，除了依托贵族门庭，还有特立独行的墨家和将思想升华作为己任的孟子和荀卿，他们百无禁忌而又生动可爱，“士”阶层的活跃构建了古典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里程碑。 只可惜也就到此为止了，司马迁的遭遇实乃时代发展同时代且比肩孟尝君的豪侠郭解也遭到了汉武帝的无情压制甚至追杀，法家的理念已经深入皇朝的骨髓，“独尊儒术”背后的追求是皇权的不可挑战性，此后的两千年里还将被不断强化，直至满清的臻于化境。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在未来的某天，“以武犯禁”的侠士会以“御猫”等宠物性质的封号沾沾自喜，“以文乱法”的儒士将“多磕头少说话”视作人生座右铭，只是这样的“盛世”未免太了无生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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