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适合搞行为艺术吗？

林一林《金山》，旧金山，行为，120分钟，2011年，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何为行为艺术？夸张的表演、争议的呈现、假艺术家、真疯子......关于它，“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非议的背后，我们几近忽视一个基本事实：行为是直接运用身体的一种劳作。时尚芭莎艺术专访三位行为艺术实践者，并向他们抛出疑问：你的行为艺术到底是什么？现在是“搞行为”的好时候吗？

林一林：“行为是反骨”

2017年12月15日，深圳南头古城的城中村格外热闹：从仿古城门到新安县衙三百米长的路段，除了本就拥挤的店铺与人群，又多了一条“活”的中轴线。艺术家林一林与助手们正在把从商店买来的商品对应门面的宽度摆在街道正中，没有商铺的地段以人躺在地上进行连接。采访中，他重复回忆着一个字—— “乱”。

有人责备他不尊重粮食；也有好心人提醒：脚朝门躺下不吉利；还有包工头雇来精心打扮的演员，因为怕弄脏衣服而气恼罢工。瓜果肉鱼、风土人情，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地杂烩出建筑双城双年展的开幕首日，行为即是在地发生。

林一林《××××××××》，三频录像（彩色，一频道无声，两频道有声），9分钟、11分钟、19分钟，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委约创作，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林一林界定自己的头两个关键词是“简易的形式、有节制的介入”，这件名为《××××××××》的作品有着其创作脉络中少见的“声势浩大”，反倒是“偷偷摸摸”才是他从上世纪90年代持续到今天的一种实践常态。

在近期北京个展中的另一件作品《台风》中，艺术家于深夜穿着睡衣、踩着高跷，晃晃悠悠地走在家乡广州的老旧骑楼下；不仅要小心翼翼防摔倒，还要躲监控。行为之余，全球性的管制才是最见怪不怪的。林一林曾铐着手脚沿巴黎香榭丽舍走到凯旋门，被两位士兵打扮的人叫停，因其行走方式有辱光荣建筑；而在纽约街头，每每架起三脚架，不出几分钟，便少不了身着制服的壮汉前来打搅。

林一林《台风》，双频三维立体录像（彩色，有声），19分钟、12分钟，2019年，香港M 委约创作，作品片段和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今天是“搞行为”的好时候吗？在林一林看来，以反体制为核心的行为艺术本就与世俗意义的“蜜月期”相悖，在当下似乎更进入了一个死循环。相比过去，现在的全球体制更为固化和严密，尽管基金会或双年展乐于因“便利性”而赞助行为创作，但艺术家需警惕依附体制致使抗争力量减弱。

另一方面，短视频、真人秀等庞大的电子景观改变了游戏规则：个体消解体制、观看等级抹平。美术馆在当下展出行为作品，教育大众回归艺术体制，循循善诱与居高临下的界限上多了些暧昧。唯有一点他很笃定，“力场的传递、惊讶的氛围”，行为是本能的身体力量，亦是其完整创作脉络中的一环，不可与“拼点子、比创意”混为一谈。

林一林《凯旋》，巴黎，行为，90分钟，2009年，第十届里昂双年展委约创作，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林一林《金花》，旧金山，行为，30分钟，2011年。林一林于驻地期间在旧金山的市中心街道不断重复一个简单的动作——滚动。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李燎：“行为始于无聊”

关于做行为的初衷，艺术家李燎给出了一个不太“正义”的答案：无聊。油画专业毕业，没有过硬的技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对大多数事情保持着不咸不淡的兴趣，阅读和看电视剧既刺激了感官，又让大脑一片放空。蹲在马路牙子旁、流水线作业，抑或是配着高档咖啡刷手机——无聊很平等，不分高低贵贱。“搞艺术”始于混沌状态中的一种冲动，没料到做出了点成绩，现在他偶尔暗下想来，才觉得自己或许“有点用”。

李燎《一记武汉》，2010年。李燎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光谷步行街入口，闭眼等待一位网上募集来的实施者给自己一记耳光，直到实施者离开，结束。作品片段和图片由艺术家和空白空间提供

与大多数艺术家不同，李燎没有固定工作室，好处是生活就像遥控器换台，一键切换人生境遇：进富士康打工45天，用工资买下一台流水线产品iPad mini；被岳父讽刺“你是真空中的人”，然后将这句话当作符号教给刚出生的女儿——不同的生活场景都被直接拿来作为创作发生地。

“出格”的行为他也没少做，打了自己的仇人并录下全程，这件名为《我是正义的》的行为影像从北京展到法国蓬皮杜，引发了不小争议。在每次展出与报道后，艺术机构的公共性和权威性都使个人的“正义”再次膨胀。李燎说，他要“利用”时尚芭莎艺术再次曝光这件作品，共谋一场“公器私用”的逻辑陷阱。

李燎《消费》，行为、现成物（工服、工牌、上岗证、劳动合同、iPad mini），2012年，图片由艺术家和空白空间提供

李燎《我是正义的》，单频录像（彩色，有声），3分13秒，2015年，图片由艺术家和空白空间提供

李燎是短视频用户，平台早期冒出的“虎劲儿”打动了他，在周密与成熟后如何保持创作的直接性，是其一直思考的问题。初识快手，他“惊叹于劳动人民的幽默与智慧”；但伴随着猎奇行为的产业化输出，手指划几下，两个钟头就烟消云散，信息爆炸却思绪空空，这是一种可怕、极致的“闲”，而不是他要的那种“时间过得很慢，想试着做点什么”的“没趣”。“无聊是一种生产力”，这句李燎专属的口号逐渐需要被重新定义。

李燎《天蝎座》，2012年。李燎根据其前女友的描述，在扬子江论坛臆想复制一个前女友与别人外遇的场景，而这个场景他从未亲眼见到，完全依据前女友的口述想象得来。图片由艺术家和空白空间提供

当被问及现在适不适合做行为艺术，李燎没有正面回答，转而调侃自己像是“舞狮队”，展览开幕带大家热闹一把，然后人群都作鸟兽散，正正经经地去看别的艺术。行为艺术拥有着极强的张力和爆发力，却相应地缺乏恒定的输出，更考验艺术家的耐力。

四五年前，李燎听到别人叫自己“行为艺术家”就赶忙摆手；但最近他想通了，与其排斥标签，不如将其当作交流的起点，于是他时不时跟身边人调侃，下个作品自己要做个“传统的行为艺术家，发点神经的那种”。

李燎《春风》，2011年。武汉某写字楼下，李燎找里面上班的人在其上班时把李燎锁在楼下，直到下班时给李燎解开。图片由艺术家和空白空间提供

赵端：“行为是刚需”

艺术家赵端有一件“见不得光”的作品：60幅画作标注着60个连续的日期，背对着人排排而立，画面内容秘而不宣。2009年，还是法国图卢兹美院学生的她想就绘画风格演变的个人内在因素发问，在60天的时间里，赵端决定每天给自己的身体画一幅写生；除其本人，唯有将全部作品购买的藏家才得以一窥“密画”究竟。

恰如中国古代私藏绘画之传统，文人把卷轴压在箱底，夜深人静，就着烛光，方才一寸寸展开细赏。原是学画出身，在提交毕业作品集分类时，她才懵懵懂懂地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行为艺术”。

赵端《照见》，行为、照片（80×120cm）；布上油画（50×60cm）×60幅，2009年，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1981年出生在沈阳，今年是赵端留居法国的第17年。父母是典型的、把个人梦想寄托于孩子的“中国式家长”，从小带她学习绘画、舞蹈、提琴和表演。身体记忆先于大脑意识，当这两样东西碰了面，“行为”便自然而然地长出来。

隐秘、流动、诗性，这是外部界定她的气质，而聊起自己的创作，赵端却只用了简简单单的“动词 名词”来类比。古时候的人们看重结果，用一张画写下一个“名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行为艺术家将“动词”推究到极致。赵端的中和之道不剧烈、不残酷，却给偶然与想象留出了余地。

在作品《没有回程的旅行-蓝色》中，赵端用笔按一定顺序24小时不停重复画大小相同的小圆圈，她说要用简单且严格地规则将“人性”从画面中调出来。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赵端在自己皮肤上画一块颜色，然后印在有机玻璃上，直到印完身上最后一块皮肤，作品名《赵端 ZHAO Duan 1601》由其名字的汉字和拼音构成。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基于上述，我们便不难理解，比起纯粹的行为或绘画，赵端偏爱“印留”的记录方式。在疫情封锁后的巴黎，她与一百人约在工作室面对面而坐，而后将完成于对方手心的头像印在透明亚克力板上。戴口罩的人成为艺术史中前所未有的“模特”样本，肖像的下半张脸因无法刻画而失语。而完成的肖像却意外地有着本人的神韵，赵端回顾说，当双方膝盖顶着膝盖、手执手时，最私密且脆弱的手心袒露出来，她才得以跨越屏障、描摹真实。印痕是行为的残迹，也是原型不可篡改的在场证明。

赵端《无题/百题》，行为、亚克力板上油画、三屏录像，尺寸可变，2021年，作品片段和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赵端上次回国还是疫情前的2019年，她在上海举办了一次行为现场：两个身体分开并以长管保持极限连接，嘴失去说话的功能，却引出人类最原始的表达——画。“行为是刚需”，谈话内容从covid-19过渡到元宇宙后，她得出这样的结论。虚拟与线上活动对肉身体验的侵蚀令其深感不安，也让她进一步确认了继续做下去的必要性。以人为前提，将“人”与“艺术”紧紧捆绑，“行为”是赵端的语言，亦是她的抵抗。

赵端《口孔》，行为，2019、2021年。“口“和“孔”分开，无法发出一声“吼”。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三位行为实践者展示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切面，对行为艺术的未来于忧患中秉持乐观。回到初始的发问：何为行为艺术？我们未曾期待用一篇文字去界定无法定义之物，只希望它能带你从刻板的一个词、一句话，走向失语，因为失语源自思考带来的沉默。借此，你一定能拥抱更多关于行为创作的可能性。

编辑、文  盛泺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