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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森安孝夫《丝绸之路与唐帝国》 高瑞艳 王永平 摘 要：日本著名汉学家森安孝夫先生所著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是一部以全球史观来解读唐帝国与中央欧亚历史的著作。该书试图打破传统的中原王朝中心史观，以全球史的视角来考察唐帝国与周边民族的历史。作者提出丝绸之路并非几条简单意义上的道路，而是一个交通网络，其中粟特人在构建丝绸之路交通网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森安先生试图复原这些粟特商业网络，并努力阐释这些网络在丝绸之路以及中央欧亚大陆上的性质与功用。同时，该书强调以互动史观来考察唐帝国与中央欧亚历史，并试图构建“中央欧亚型国家”理论体系。可以说该著为应用全球史观来开展唐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有益的范本。  全球史（global history）萌生于20世纪50年代，迄今已成为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全球史在汉学界亦产生巨大反响，越来越多的汉学家开始尝试借鉴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史，但多数成果集中于晚明以来的中国史，而以全球史观解构明代以前历史的研究相对较少。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中国历史书写范式的缺陷，重汉族轻外族；二是地理大发现以前世界各地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未及实现“全球化”；三是中国古代史学者对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与认识不足，大都还将全球史等同于传统世界史宏大叙事的书写模式。将全球史应用于中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可破除长期存在于中国史研究的“中国中心观”与“本土文化中心观”，动态地考察超越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森安孝夫所著《丝绸之路与唐帝国》关注有唐一代中原与西域诸政权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以全球史观解构唐代跨文化贸易、政权冲突、文化交融等多种维度，可谓是将全球史观应用于唐史研究非常罕见的重要著作，极具代表性，是全球史视野下唐研究的重要范本。 一、全球史观兴起及日本史学转向  全球史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萌生于英国，起源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首次提出全球历史的设想，并指出要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从全球整体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以此破除长久以来占据史学界的“西欧中心论”的影响和限制。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出版《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标志着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而诞生。此后，全球史以美国为中心急剧发展，并扩大至全球，引发全球性的史学热潮，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当今全球史研究重心主要在美国、欧洲和东亚地区，全球史已成为主流。著名全球史学者杰里·本特利认为：“（全球史）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已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蔓延、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延展。” 全球史兴起伊始，中国史就被纳入全球史的研究范围内，许多全球史学者都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国史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重新解读。王永平先生认为，与传统汉学相比，全球史研究中的中国史突破传统汉学研究的观念与范畴，具有一种独特的“世界性”视野。他提出，第一，在研究视角和研究理论上，传统汉学家不太注重理论建构，擅长从微观史学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进行详细的考察与论证。而全球史史学家则习惯从宏观视角审视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互动与关联，把“全球视野”与“区域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小地方—大世界”的研究范式。第二，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上，汉学家门大多精通多种语言文字，注重文献学与语言学相结合来观察中国历史。而全球史史学家则重视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跨学科、跨地域和横向联系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国史放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第三，在研究内容和研究侧重点上，汉学家多从“中国中心论”的角度出发，将中国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来审视其自身发展的状况进行研究，全球史史学家则从跨文化互动的独特视角出发，将中国历史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相互交往体系与网络当中，进行一种鸟瞰式的全景描述。由此可见，中国史研究需要全球史，需要注入这种新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开拓新的研究课题和领域，不断发展和深化中国史研究，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受欧美学术界的影响，日本全球史研究兴起较早。20世纪70年代日欧近世比较研究在日本初现端倪，其中，弗里斯、速水融及斋藤修等学者对“勤勉革命论”的提出并应用于日欧比较研究中具有极大代表性；20世纪80年代，“亚欧间贸易论”及“亚欧经济圈”的出现，为全球史在日本史学界的发展奠定内在基础，这一时期，以杉原薰、滨下武志、川胜平太等学人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日本兴起海域亚洲史和东部欧亚史论，以海洋视角与内陆视角解构海域亚洲史，重视中亚、北亚及游牧民族历史。此时期学术成果显示以全球史观所强调的比较与互动为主，打破传统的“国家史”或“民族史”的模式，将历史研究视野扩展到以跨文化和跨国界为基础的历史重构，从而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畴。这一时期以桃木至朗、村井章介、羽田正、森部丰、荒川正晴、杉山正明等学者为主。此后，“全球史”一词在日本学术界逐渐成为热门，川胜平太、高山博对全球史观进行理论介绍，秋田茂、水岛司及羽田正等学者真正开始将全球史观的研究法方法付诸实践。 “日本的全球史研究者大多以亚洲视角的全球史构建作为基本的问题意识和目标。”而这正是日本传统学术界以内亚史、满蒙史为主的传统学术研究路径导致的结果。传统内亚史与亚洲史研究者是最早引进全球史观并大范围将全球史观应用于史学研究的研究群体，其对于日本全球史研究在方向上的引领作用不言而喻。一批日本全球史研究者如水岛司、秋田茂、羽田正、桃木正朗积极倡导全球史，并建构起日本全球史学科基础的海域亚洲史、亚洲经济圈、东部欧亚史等理论体系。与此同时，日本汉学界研究方向亦随之变革，一批日本学者以汉文典籍为中心，开启对中国经济史、朝贡贸易体系、互市体制、中朝、中日贸易交流的研究。另有一批学者在以汉文典籍为基础的同时，利用掌握多种语言能力的优势，如杉山正明、森安孝夫、森部丰等人，成为北亚、内亚史研究的砥柱。但正如全球史成果普遍规律所示，日本汉学界全球史的研究成果亦集中于晚明以后，内亚史学者研究时段尚可推至辽金元时期，但宋代以前的全球史成果稀缺。森安孝夫受日本学界全球史影响，将其应用于唐史研究，实属罕见。 二、另辟蹊径：全球史观在中古史的应用 森安孝夫所著《丝绸之路与唐帝国》（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日文版于2007年付梓，日本学界震动极大。后于2016年发行文库本，2019年台湾学者张雅婷将其译为繁体字中文版发行，是书译为《兴亡的世界史：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从中央欧亚出发，骑马游牧民眼中的拓跋国家》。2020年中国学者石晓军翻译中文本出版，书名译为《丝绸之路与唐帝国》。 此书序章《何谓真正的“自虐史观”？》围绕“自虐史观”讨论，批判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尊欧美、轻亚洲的价值观，旨在打破笼罩日本长达几个世纪的西方中心论史观，呼吁以“全球史观”重新构建日本史学。第一章《丝绸之路与世界史》以“中亚欧亚”的视角考察丝绸之路的时空格局，强调丝绸之路“非线是面”的观点，深入剖析丝绸之路的本质及内涵。同时梳理日本学界“丝绸之路史观”之争，以壁画、回鹘文书及环境史等视角突出丝绸之路对于中央欧亚史研究的价值，并重新划定世界史的历史分期。第二章《粟特人的登场》以粟特人为中心，详考其兴起之地、经商之要、贸易扩展及对东方王朝的政治影响。其中，作者所推定复原的粟特商业网络正是此书精彩之处。第三章《唐朝的建国与突厥的兴亡》主要探讨北魏至唐初丝绸之路沿线两大重要政权的势力更迭，提出隋唐王朝实为北魏鲜卑势力的延续。隋至唐初，中原王朝最大的危机来自于北方突厥势力，表现为北方突厥势力与南方鲜卑势力的臣属之分。直至东突厥为唐王朝所败，西域少数民族政权陆续臣服，唐王朝实质上控制了丝绸之路的绿洲道和草原道，最终成为世界帝国。第四章《唐代文化的西域趣味》以文化史的角度考察胡俗、胡食、胡服、胡姬、胡舞及胡乐等，突出唐王朝开放包容的文化特性。但安史之乱后具有排外主义的保守的中华主义思潮反扑，影响中唐以后的文化走向。第五章《释读奴隶买卖文书》主要叙述《女奴买卖契约》文书发现、译文及其价值，该文书对研究唐代良贱制、奴隶贸易及粟特人绢奴贸易具有重要价值。第六章《突厥的复兴》梳理突厥第二帝国崛起与唐帝国政治、外交等方面的交往，强调粟特人在突厥与唐帝国之间发挥的作用。第七章《回鹘的登场与安史之乱》主要围绕回鹘镇压安史之乱及回鹘引入摩尼教二事进行叙述。值得注意的是，粟特人及其所构建的粟特商业网络在此二事件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此外，作者以全球史观重新评定安史之乱的意义，指出安史势力实为“过早的征服王朝”。第八章《粟特网络的变质》基于唐朝、回鹘、粟特三种势力探讨粟特网络性质的转变，指出粟特网络从最初的商业网络转变为情报网络以满足回鹘及唐王朝的政治需求。通过考察《五名霍尔人的报告》，提出霍尔人即粟特人的观点，进一步强调唐王朝利用和操控粟特人构筑的国际商业情报网络。而丝绸之路贸易的实际状态是以粟特人为主体的中介商往来于粟特商业网络上的商业活动。末章《唐帝国的黄昏》提出“北庭争夺战”基本确立唐朝、回鹘、吐蕃三足鼎立之势，唐朝的西域控制权落入吐蕃之手，加之西方伊斯兰势力的崛起，丝绸之路贸易受到阻碍。作为丝路贸易主要群体的粟特人并未消失，逐渐与其他民族融为一体。 此书视野宏大，史观新颖，文字通俗易懂。纵观全书，作者致力于以全球史观审视公元7—9世纪中央欧亚历史，重构这一时期的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相较于中译本《丝绸之路与唐帝国》的译名，台译本书名《兴亡的世界史：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从中央欧亚出发，骑马游牧民眼中的拓跋国家》更能说明作者的意图，“从中央欧亚大陆的视点，即既非西欧中心史观又不同于中华中心主义思想的视点出发，尝试着雅俗共赏地叙述丝绸之路与唐帝国的历史。”换言之，就是从中央欧亚史的侧面，包括游牧民集团和丝绸之路这两个方面来重新审视欧亚大陆的历史，亦即重新审视前近代的世界历史。着重政治史的书写从来都不是作者撰写此书的意图，他关注的虽然是唐代史实，但其着眼点却是多种民族政权在权利场域内的势力角逐。事实上，无论是关于丝绸之路、抑或唐帝国与突厥的战争与交往、又或者是贯穿全书的粟特人身影及其商业网络的构建，作者所要传达的实质正是全球史观的核心，即互动与交流。
正如前文所言，全球史观对日本学界转向产生重要影响，森安孝夫亦成为日本学界全球史研究的代表之一。此书正是森安孝夫将全球史观应用于唐史研究的范本。当今全球史的研究领域大都集中于晚明以后，所观察的是世界加剧联系成为整体的视阈下各民族与国家的经济、文化、移民、冲突等互动与交流。全球史观极少应用于中古史研究，甚至一众学者将全球史等同于世界史。此书的实践打破了既往全球史观的应用领域，为中古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范式。 基于全球史观的理论框架，森安先生撰写此书，“就是从中央欧亚大陆的视点，即既非西欧中心史观又不同于中华中心主义思想的视点出发，尝试着雅俗共赏地叙述丝绸之路与唐帝国的历史。换句话说，就是从中央欧亚史的侧面，包括游牧民集团和丝绸之路这两个方面来重新审视欧亚大陆的历史，亦即重新审视前近代的世界历史。”简言之，森安先生此书所关注的焦点不仅在于唐帝国与丝绸之路，而是将研究视野放诸中央欧亚地域，以此廓清公元7—9世纪欧亚大陆多种族、多政权的交汇，打破西欧中心论、中国中心论以及各种民族或文明中心论的史观。森安先生意图开阔广大读书人的视野，摆脱中心史观的同时，提倡多视角、多维度的看问题。依照肤色划分的三大人种并不具备评判人种优劣的含义，与之相对的民族概念不明，亦无法明确区分不同属性的人群。 森安先生序章“何谓真正的'自虐史观’？”，批判西尾干二在《国民的历史》一书中将人们反思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斥之为“自虐史观”的说法，他认为，无视来源于亚洲文明的自身根基，盲目追从西欧中心史观，认为只有欧洲发展起来的近代西欧文明才是人类应该努力的方向，这才是真正的“自虐史观”。只有摆脱“自虐史观”，正视世界文明的互动与联系，重新构建具有广阔视野的史学思维与历史意识，“力图促进并推动社会上广大读书人，以及肩负日本未来的学生彻底改变看问题的角度，彻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此乃森安先生撰写此书最终的目的。在破除“西欧中心史观”的同时，也要反对和警惕各种狭隘的“文明中心史观”的膨胀，基于本民族与国家所构建的“自我中心史观”往往容易陷入盲目自信、排外与妄自尊大的情绪之中，容易形成一种“自我文明优越感”，难以客观、公正的审视历史的发展演变。所以，无论是“欧洲中心论”，还是“自我中心观”，都是一种有失偏颇的狭隘历史观。森安先生主张打破各种“中心史观”，更好理解各个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 此书序者孔令伟言：“在谈及史观问题时，森安旗帜鲜明地批判西欧中心与华夏中心史观，并且对间野等人的伊斯兰中心史观也有所问难，然而作为一本优秀的中央欧亚史普及读物，此书似乎有意无意地陷入了'粟特中心史观’。”此种指摘并非孔氏一人主张，学者赵凌飞亦有批评，指出森安在批评民族主义即西欧中心主义与华夏中心主义史观的同时，阐发粟特人历史地位，但也不免陷入“粟特中心史观”的窠臼。然而，即便二位学者皆注意到森安在此书中使用全球史观的研究方法，但似乎二人对全球史观的认识仅限于它的宏大叙事模式及鸟瞰式的全景描述。全球史史学家表达的“互动模式”中有一项强调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以此说明全球化时代任何局部地区的变化都折射了世界发展趋势。从小地方与小种族出发，观察全球性的互动与交流，这是当前全球史研究的重心之一。“历史上许多看起来似乎很弱小和很不起眼的民族，在丝绸之路文明传播中却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由于粟特人善于经商，加之其地处中亚丝绸之路交通要冲，向来有'文明的十字路口’之称，起到了丝路文明传播'中转站’的重要作用。所以用全球史观来看待像粟特这样的弱小民族，就会对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贡献有一个更加公正和客观的评价。”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的商业主角，森安先生对粟特人的重视不言而喻，突出唐帝国时期粟特人所发挥的作用及做出的贡献，也是全球史观所要表达的“互动模式”的体现。 丝绸之路最早是由德国地志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其后，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厘定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将其归纳为连接中国、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通道。一般认为，陆上丝绸之路分为北、中、南三路。但丝绸之路绝不是一条“线”，或几条线，而是一个“面”，又可说是“网”。森安孝夫指出：“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走向，同时也向南北延伸，若将这些支线合起来，则呈现出一种很细的网状结构。”此书考察的一条主线是“与丝绸之路的历史表里一体的粟特人的东方发展史”，作为丝绸之路参与的主要群体，粟特人经营东西贸易的历史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特定时期的丝绸之路史。毋庸置疑，此书以大量篇幅突出粟特人对于丝绸之路贸易的影响力，极大肯定他们对于东西方贸易往来、政治交往做出的贡献。其中，粟特网络的构建及其功用是贯穿此书的重要线索。 “商业网络”是经济学概念，此后逐渐附加社会学、人类学的内涵，被应用于考察世界范围内区域间的贸易交往与人际交往。全球史观认为，任何人类社会组织都不是封闭和孤立的，他们必然存在于与外界的交往当中，彼此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体系或网络，并在该体系或网络内部相互影响。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共生圈”。史学界关于欧亚大陆贸易网络的设想与构建成果丰硕，蔚为壮观。作者基于史籍文献中粟特人聚居点构建出相对完整的“粟特网络”（又称“粟特商业网络”“粟特商业情报网络”“国际商业情报网络”），对于考察粟特民族特性、粟特商业贸易及欧亚大陆贸易与交往意义匪浅。 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大约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之间）是粟特人的故乡，相较于周边干燥地带的气候与土地，此地依赖于阿姆河与锡尔河的水流量，成为沙漠中的绿洲农业地带。但沙漠绿洲土地限制当地农业发展，无法哺育日渐增多的人口，近距离的货物交易成为粟特人维持生计的必然选择，地理位置的优越特性也给予他们进行短距离与长距离的贸易优势。“粟特网络”的形成必然是经历了长时段、由短距离发展到长距离贸易的时空变革。森安考察了从东汉到唐代长达六百到八百年的时间段内所有粟特人足迹所到之处的地点，以此绘制《粟特网络》图，完成粟特网络的推定复原。森安认为邮驿制度是粟特商业网络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以此连接各个粟特聚落，而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由马和骆驼构成的商队便自然成为这种邮驿制度的承担者。 粟特商业网络的构思，森安先生并非首发之人。2002年法国学者魏义天（Etienne De la Vaissière）在巴黎出版法文著作《粟特商人史》（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diens），2004年出版修订本，2005年又出版英译本，2012年出版汉译本。在该书之中，魏义天以时间为序，排疏上迄公元前6世纪，下至1000年左右的文献史料，围绕“粟特文古信札”等系列文献，勾勒出粟特商业网络的全貌：公元前2世纪之前，粟特商业仅限于局部地区。经过三个世纪的发展，粟特商业贸易规模逐渐扩大，中亚南部、黑海以北皆有粟特人的足迹，已初步形成商业网络。公元5、6世纪间隙，粟特人贸易方向转至贵霜印度及中国，扩大商业网络。此后，粟特人得突厥人与可萨人政治庇护，斡旋于中亚与中原王朝之间，并开辟通往拜占庭通道，粟特商业网络得到极大扩展。但中原安史之乱却给粟特商业网络以致命打击，同时波斯商人海上贸易的兴起，亦使得粟特商业每况愈下，直至11世纪，粟特商业网络已不复存在。 魏义天以时空双重维度探讨粟特网络的兴起与变迁，论述过程中注重特殊事件的阐释。相较于魏义天对粟特网络的自发构建，森安更注重论述中古时期粟特网络的价值与功用。“粟特网络”首先是一条商业贸易网络，商业性是它的首要特性。粟特人依据贸易网络上的重要节点，建立殖民聚落，作为粟特人东西贸易的中转站，把控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同时，“粟特网络”还具有情报网的特性，粟特人为实现安全自保，将自己的族人分别安排在敌对势力的双方，分别押宝，以图自身安全。这种情报网的特性有两种功能：一可传递信件，帮助居于河西走廊以东的粟特商人与粟特地区的家人沟通贸易情形。二可蒐集情报，依据贸易网络与商人分布，蒐集重要信息情报。“粟特网络”的商业属性是粟特人东西贸易的重要保障，而依据“粟特网络”所形成的情报网络成为粟特人斡旋于东方各国政治机构的重要手段。唐朝进入西域后，在粟特人故乡索格底亚那设置康居都督府，而粟特人也从原来的客商身份转而作为“兴胡”受到特殊对待。这即表明，唐朝对于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东部”所构筑的商业信息网络，并未加以摧毁，而是将其积极吸收进来。吸收利用粟特商业信息网络的不止于唐朝，回鹘两位可汗助力唐朝镇压安史之乱，很大可能基于粟特人收集的情报，并与身边粟特政商以及粟特裔武将协商后的结果。同样，粟特人安禄山也将粟特情报网络为己所用。安禄山母亲是突厥名门之后，父亲是康姓粟特武将。父亲死后，其母携安禄山嫁于突厥安延偃，遂改养父姓。安禄山十几岁时逃至中原，依附于粟特聚落，凭借通晓六种语言能力，迅速成为“诸蕃互市牙郎”，掌握中介商业贸易，把控利用粟特商业信息网络。安史之乱前，“安禄山已经调动了大批资金——以丝绸之路为中心由粟特人或者粟特裔突厥人、粟特裔汉人搭建的商业网络而带来的庞大资金——充分整备并训练好了由突厥人、粟特人、粟特裔突厥人、奚人、契丹人、室韦人、汉人等组成的骑兵及步兵。”以此可推知，安禄山起兵反唐，粟特商业情报网络发挥了巨大作用。 五、聚焦中亚：“中央欧亚型国家”理论建构 森安指出此书的研究视野集中于“中央欧亚”地域，与传统意义的“中亚”、“内亚”含义不同的是，森安认为“中央欧亚”区域“是指整个欧亚大陆乃至欧亚非大陆的中央部分，即从大兴安岭以西的内外蒙古高原到里海周边的内陆亚洲，再加上从南俄（乌克兰）到东欧中部附近的这片区域。”作者竭力构筑的“中央欧亚”研究视角以及“中央欧亚型国家”理论体系，实是日本近现代以来全球史观影响下本国史学研究理论、研究视角及写作范式转换的表现。 二战后，日本史学界传统“满蒙史”整个学术体系砰然坍塌，亟需新型理论补给。美国学者魏特夫（K.A Wittfogel）倡导的“征服王朝”学说为日本内亚史学界提供了转型契机，“征服王朝”学说将中国历代王朝划分为传统的以汉族为主导的本土型政权和以北族统治者为主导的非汉族王朝，后者又再细划分为以十六国北朝为代表的渗透型王朝和以辽金元清四朝为载体的征服型王朝。田村实造、藤枝晃、竺沙雅章、护雅夫等人对该理论吸收与改造后应用于中国非汉族政权的研究之中。同时，江上波夫主创的“骑马民族国家”学说与松田寿男早年提出的“干燥亚洲论”在此时期大受瞩目，与“征服王朝”学说共同构成战后日本内亚史研究的三大全新理论支柱，一举取代曾流行于日本学界的“满蒙史”或“满鲜史”的研究范式。相对而言，塞诺（Denis Sinor）的“中央欧亚”概念在日本兴起的时间较晚，直至1965年山田信夫方才向日本学界介绍了塞诺的思想。20世纪90年代，接受“中央欧亚”概念的学者如森安孝夫、杉山正明、小松久男等在日本史学界的影响力愈发突出，成为该国内亚史研究的主流。这批学者批判地吸收塞诺“中央欧亚”概念，在写作范式上摈弃“中亚”与“北亚”词汇，一批冠以“中央欧亚”命名的著作出版显著增长。 森安在此书中对“中央欧亚型国家”理论的建构，正是融合了“中央欧亚”学说、“征服王朝”学说、“骑马民族国家”学说及“干燥亚洲”理论。森安指明欧亚大陆气候环境使得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分而聚居，其中心沙漠、草原、绿洲区域的干燥自然环境孕育了游牧民族。人们所熟知的“四大文明”均兴起于“中央欧亚”区域中位于干燥地带的大河流域，这一区域是由草原和沙漠构成的干燥地域，山脉众多，河流稀缺，气候干燥，降水量小，农业耕作区域有限。干燥的自然环境迫使人类“四大文明圈”（农耕文明）均诞生于这一区域边缘地带，中心区域反而成为连接沟通“四大文明圈”的桥梁。正是这种特性，“中央欧亚”反而孕育出游牧民族。骑马游牧民族对于近代文明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在地球上的各个大陆中，之所以唯有欧亚非大陆才孕育并发展起与近代直接关联的文明，则是因为只有在这一区域才出现了游牧民族，只有这里拥有中央欧亚的原产马。”且从丝绸之路的角度而言，承担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粟特商人正是活跃在“中央欧亚”区域的中心地带，而他们能安全顺利地从事东西方贸易的保障恰是来源于“中央欧亚”地区游牧民族如突厥、回鹘的庇护。森安关于世界史分期的新提案中更是突出游牧民族的重要性，第四阶段“游牧骑马民族登场 约从3000年前开始”，以及第五阶段“中央欧亚型国家优势时代 约从1000年前开始”。正如森安所言，突出此二阶段历史，事实上是突出游牧民族对于欧亚大陆历史的影响力，从而重新审视公元9—10世纪欧亚大陆游牧民建立的一系列中央欧亚型国家的转型意义。森安论及唐王朝政权性质，强调唐王朝并非汉族王朝，而是依托游牧民族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融合汉民族、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多民族王朝。这就不难理解，森安此书命名为《丝绸之路与唐帝国》，却重点论述唐王朝与东西突厥的斗争、突厥的复兴、回鹘的登场与安史之乱以及唐与吐蕃、回鹘的三番会盟。而前文提及孔令伟与赵凌飞二位学者批评此书着重于粟特人历史、忽略对吐蕃、龟兹、于阗等在丝路上发挥作用的绿洲王国的论述，其原因，正是作者力图构建“中央欧亚型国家”、突出骑马民族国家重要性的具体表现。故而此书台译本的译名《兴亡的世界史：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从中央欧亚出发，骑马游牧民眼中的拓跋国家》更能说明作者撰写此书的意图。 森安在此书中对隋唐多民族王朝是否是“征服王朝”的反思以及将安禄山所建立的大燕政权称之为“征服王朝”即是作者基于“中央欧亚史观”及“征服王朝”双层概念下所构建的“中央欧亚型国家”理论体现。森安梳理隋唐政权是多民族国家性质后提出隋唐是否属于“征服国家”的反思，既然隋唐与游牧民族同宗同源，它即具备成为“征服王朝”（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先提条件，但既往学界并未将隋唐划归于“征服王朝”，其原因在于隋唐统治理念的不断“汉化”，游牧民族特性逐渐消失，蜕变成汉文化主导的多民族政权。森安重新审视安史之乱后指出，传统学术界将安史之乱视为唐代历史的分水岭，但在他看来，安史之乱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甚至是整个欧亚大陆历史的分水岭。他重新考察公元8世纪至10世纪东方非汉族政权叛乱及辽帝国的成立，提出承担这些事件以及动向的主角都是中央欧亚诸势力，进一步指明当以“中央欧亚”视角重新审视安史之乱，便可发现中央欧亚势力崛起并形成“中央欧亚型国家”这一趋势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一种必然的历史潮流。从欧亚大陆历史的角度出发，安史之乱不应简单定义为唐朝内部之乱，而应看到其与10世纪前后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动向联动的关系，“安史之乱是整个10世纪欧亚大陆变动的先兆。” 六、结 语 唐朝包容性与开放性使得有唐一代外来使者络绎不绝，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与文化影响长久不衰。森安先生此书视野开阔，关注对象不限于唐廷疆域，毗邻唐廷边疆的突厥、回鹘，以及中亚昭武九姓皆是作者的关注焦点。地域上东至沿海，西至中亚，北至草原，南至印度，作者所构建的空间结构给予读者以开阔的视野。不可否认，丝绸之路成为沟通这一空间的桥梁与纽带。作者力图以丝绸之路为干，揆诸唐廷、突厥、回鹘、粟特诸势力的互动、交往，解构公元6世纪到9世纪的中央欧亚关系格局。“粟特网络”的构建成为此书的一大亮点，作者着力考察与粟特人有关的史料文献，复原了“粟特网络”真实面貌。同时，“粟特网络”为唐廷、突厥以及之后的回鹘所利用，成为蒐集情报的关系网，使得“粟特网络”性质与功能发生转变，此点成为作者对魏义天所构建的“粟特网络”的重要补充。就研究方法上而言，作者摒弃日本学界传统的“西欧中心论”及“中华中心论”的主张，打破地理范围的桎梏，以互动与联系的动态视角重新解读隋唐历史，此即作者着力倡导的全球史观的体现。“中央欧亚型国家”是作者在此书中讨论的重心所在，作者在对“中央欧亚”史观吸收的基础上，融合“征服王朝”、“骑马民族国家说”及“干燥亚洲理论”，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央欧亚型国家”理论。作者此书的框架结构正是基于“中央欧亚型国家”建立起来的，以“中央欧亚型国家”形成的必然趋势考察魏晋隋唐以降非汉族政权兴起与汉族政权的冲突，更可充分厘清中央欧亚东部历史的发展脉络。 作者力图以中央欧亚大陆为视点，重新叙述丝绸之路与唐帝国的历史，其论述重点在于游牧民族集团与丝绸之路两个方面。但正如其他学者所批判的，此书所呈现的只是唐帝国与丝绸之路历史的一个侧面，并非完整反映出历史全貌。作者意欲构建的“中央欧亚型国家”理论，动态考察中央欧亚大陆东部整体历史的发展脉络，重新审视汉族政权与非汉族政权的互动与联系，这种宏观叙事的话语体系适合考察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但不免忽视历史细节的展示。由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无论是传统史学的研究路径，抑或近现代以来西方新型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均无法全方位展示历史全貌。在解构历史的过程中，传统史学的研究路径与新型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如何平衡，跨领域、多维度的研究方法想必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史学研究的重心所在。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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